蔡楚：谈谈四川的赶场和摆地摊

 

赶场，四川民间风俗。北方谓之赶集；贵州、云南称为赶街；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人叫”赶虚（赶圩）”；约起源于人类以货易货的时候，到了清代就非常盛行了。李劼人《大波》第三部第三章：“但凡赶场日子，再不济事的乡镇，红锅饭铺，都要开张。” 图：1941年成都龙泉驿赶场

 

 

可是，中共建制后，由于实行“公有制”，连赶场也受到限制。尤其是从195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政策，简称统购统销。有观点认为在这种政策下，中国农村和农民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被政府剥削，最终“一贫如洗”，所以，在所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时期，赶场就形同虚设。

 

 

俗话说：“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说的是中共的变化比计划快，早上说了，不到中午就会变。比如，1961年大饥荒时，四川就“开放”黑市，鼓励人们去赶场摆地摊，自谋出路。可是，没两年搞买卖的罪名就是“投机倒把”，要是砍竹子遇到节疤，照样要弹进罐罐。后来，还建立“市管会”，专门欺压民众。

 

 

我是成都市小摊贩的见证人。我的大叔蔡紫和（1910～1993）手工丝织工人。民国时期因手臂断裂，从此开始赶场摆地摊，卖百货、耗子药、桐油石灰、鱼钩鱼线、灯草，应有尽有。是五十年代成都市少量有证的小摊贩之一，担任过当时的东城区，小摊贩纳税组组长。死于车祸。所以，我深知地摊人的艰辛。

 

 

大叔居住在成都小淖坝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内。进门就是床，此外就是一个蜂窝煤炉。由于穷，五十多岁尚未成婚。大饥荒时，街坊出于好心，给他介绍了一位饿的半死的17岁农村姑娘。大叔给姑娘买两只鸡、一个乌龟炖汤。吃了两次，水肿病消失了。跟了大叔一年半，被人拐卖到河南，文革中，大叔还被追查。

 

 

由于没有退休金，大叔过了八十岁，还推鸡公车上街边摆摊，不幸被自行车撞到，骑车人逃跑，造成大叔昏迷后死亡。可见，大陆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摆地摊就是劳动者逼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中共转移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 

四川乡镇赶场不是天天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各乡场的逢场天不同。

 

 

赶场使农村经济活跃，是自由贸易的好方式。但城市的街边夜市，就是失业人员的一种出路。并不像官方的牛皮吹翻天，“地摊经济”反而吹成时髦，丧事当成喜事办。 

我对赶场的记忆是56年唸初中时开始的。那时，几乎每周母亲都要我去一次牛市口赶场，用背篼背回一些副食品，由于只能步行，来回十里路很辛苦。

 

 

202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