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卷首词是我的四川老乡、一生郁郁不得志的状元郎杨慎写的，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貌似旷达，其实满纸都是虚无与幻灭。然而，当我读到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时，却痛感\”是非成败，转头不空\”。历史并不以表面上的成败论英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至今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帝国的解体。美联社驻莫斯科的摄影记者刘香成果断地按下快门，摄下了戈尔巴乔夫猛地将讲稿扔到桌子上的那一瞬间，为此他的后背还挨了克格勃的一记重拳。那张照片登上了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的发生居然如此轻而易举：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国旗则迅速升了上去。
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因为我们与这个邻邦之间有过太多太长的爱恨情仇了。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那些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这两个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没有戈尔巴乔夫，便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
无疑，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尔巴乔夫最具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权力的得失最豁达大度。政治家当然是以获得权力为诉求，但一个政治家的是非功过，并不取决与他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以及垄断权力的时间的长短。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丝毫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尔巴乔夫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失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做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的认识，也对戈尔巴乔夫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成为改革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绩做出高度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过去，从不顾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地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他未能及时获得充分而全面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尔巴乔夫坦陈自己在负有相当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他是最高领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顽固而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与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做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当事故发生之后，几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失误，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尔巴乔夫渐渐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这一悲剧性事件使得戈尔巴乔夫坚定了改革的决心，此种体制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军工和情报系统本来是最高领袖最可靠的支持者，历届苏共领导人都不敢触动其利益，但戈尔巴乔夫毅然对其开刀–果然，在后来的\”八·一九\”政变中，军工和情报系统的头头们成为最重要的策划者。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尔巴乔夫以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如此处理的吗？他否决了这种意见，认为欺骗不是正确的做法，长久的欺骗已经使得党和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难道通过新闻控制便可挽回颜面吗？他宣布：\”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最根本的区别。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道德责任感。由此，戈尔巴乔夫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走进人道主义者的队伍。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尔巴乔夫出台的一系列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从所未有。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尔巴乔夫才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鲜明的印象–他是有魄力的领袖、也是有同情心的领袖，更是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制度的面子更重要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端，它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施政方阵和苏联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这个事件固然是一个波及百万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悲剧，但如果没有此悲剧，苏联旧制度的弊病还不会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彰显在所有人面前。戈尔巴乔夫指出：\”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体制需要动大手术，此悲剧坚定了戈尔巴乔夫启动全面改革的决心。这不仅是制度的改革，而且是价值观的转变，让民众的身份由\”臣民\”转变为\”公民\”。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更进一步论述说：\”资讯公开化，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民众道德与精神的健全程度，我们期待着，而且相信苏联亦即广义的俄罗斯民众能堂堂正正地面对这\’求真知，应有的公民知情权的历练\’，相信他们一定会经受这考验。\”是的，盖子已经揭开了，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也由此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理论家\”也无法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了，人民再也不愿继续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了。
文学的命运不该由政治局来决定
在苏联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奇特现象：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于\”非开放社会\”来说，这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统治者对文学艺术以及其背后的人性力量充满警惕和恐惧。而所谓的\”政治局讨论\”，其实是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成员惟有附和的份。
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自诩为天才，对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武断地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俨然都是行家。他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做出决定性的结论。实际上，斯大林的议论绝大多数都相当肤浅甚至是错误的，可它们立即被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斯大林在文学艺术方面是外行，偏偏最喜欢粗暴干涉作家的创作，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他将俄罗斯最伟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辱骂为\”娼妓\”。于是，阿赫玛托娃受到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与批判，所有作品都被禁止在苏联境内出版。
在赫鲁晓夫时代，短暂的\”解冻\”是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决定对爱伦堡、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暂时\”网开一面\”。政治局会议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权的传统，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与改变。赫鲁晓夫对某些作家比较宽容，而对另一些作家却如同斯大林那样专横。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却蛮横地以个人的喜好为全国人民的喜好，从而深深地伤害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直到下台之后，他才对此作了深切反省，并主动向被他羞辱过的知识分子道歉。
当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所有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更为严厉的封杀和冷冻，大师们更是遭到更为粗暴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自我加冕，指定抢手创作\”巨著\”，给自己颁发国家最高文学奖。署名为\”勃列日涅夫\”的精装本书籍源源不断地出版，强迫国家机关、图书馆、学校甚至私人定购。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识\”，他从不读书，也不动手写作，\”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些蛮横而顽劣的官僚们不知道：他们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仅无损于文学艺术家们的伟大，反而使得文学艺术家们在民众心目中拥有更加崇高的地位。对于苏联的文艺政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论述道：\”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权因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倒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苏联的统治者们比沙皇还要愚昧，负责文化宣传部门的官员所做工作，居然是替作家艺术家们做广告–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们就会疯狂地阅读和传颂，即便是以手抄本的形式。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是延续这种传统，还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变革呢？戈尔巴乔夫先后获得过法律和农业经济的学位，他在苏联政坛的崛起是以农业方面的成绩而受到高层的注意。但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官僚，他博览群书，视野开阔，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鉴赏力。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对文学艺术的创作采取宽松和自由的政策，这是\”公开化\”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时，戈尔巴乔夫收到了阿·雷巴科夫寄来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家希望获得总书记的帮助，让这部搁置多时的作品早日公开出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氛围\”。他认为，此书可以充当\”问路石\”的角色，便批准该书出版。果然，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读者并从中解读出总书记不走回头路的决心。
此后，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作家们寄来的手稿，还被邀请去观摩新摄制的电影。他感受到作家艺术家身上自由不羁的才华，并认为有责任倡导宽松、多元的创作环境。他在阅读那些所谓\”出格\”的作品时，不禁感叹说：\”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读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品尝、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做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这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尔巴乔夫决定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部礼堂公映时，主管宣传的\”理论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讨论，以决定该片是否可以公映。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决定。政治局会议不再讨论文学作品的出版与否问题。这一小小的\”放权\”，解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作家艺术家们身上的沉重束缚。戈尔巴乔夫本人亦欣喜地看到了冰层化解的经过：\”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他的孙儿孙女们也享受到\”公开性\”到来的好处：比起爷爷奶奶们来，苏联的年轻人可以阅读到不同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思维方式。
对文学的干涉和对学术的压制，必然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社会结构的致命弱点在于：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思想活力与质量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在一个传统牢固的国家，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对此，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好几次，强大的保守势力差点就要胁迫戈尔巴乔夫走回头路，但他在最后一刻坚持住了。既然他本人对万马齐喑的时代有切身体验，怎么会愿意枕边只有一本领袖的著作呢？他痛切地知道，不扩大创作和思想的自由，苏联社会就不可能内在地产生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禁区被突破了，报刊上出现了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党的各级官员乃至于总书记的批评。即使在遭到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想过要中止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并非真理，\”我们不是最好的也不总是对的，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一定是敌人\”。从此，文化和新闻报道逐渐脱离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湾，人民也睁开了被蒙蔽多年的眼睛。
暴力是政治失败的标志
政治是肮脏的，所有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就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抹不去的血腥污点–他曾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非\”纯洁的天使\”，虽然不是他下令、他却未能及时制止的流血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数百条人命。当然，这个数字如果放在斯大林时代，只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最大的污点。他在回忆录中提及了这些事件，厘清了个人的责任，并对死难者深表哀悼。
戈尔巴乔夫不是铁血人物，不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斯大林对权力和暴力有一种病态的迷恋，他骨子里却是胆小如鼠的懦夫，在德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时候，他吓得几天都不敢露面，让外长莫洛托夫出来安抚人心；他害怕别人的暗算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出巡的时候必须乘坐钢板铸造的火车车厢。苏联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分析说：\”斯大林的生与死证实，作为个人专政表现形式的独裁在历史上是非常脆弱的，它会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灭亡、消失。斯大林永远不能也不愿明白，真正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居于顶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参加选择本身命运的联合体。\”就短期而言，暴力是最有效的统治工具，但暴力无法征服人心，施行暴力的人最终会被暴力所吞噬，拿破仑、斯大林、希特勒，他们的结局是何其相似：\”一味相信暴力威力的人只会犯下一桩又一桩的罪行。独裁者用他的\’荣誉、智慧、远见、受尊敬\’搭起的布景迟早会倒塌。\”
对于暴力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本人有惨痛的教训–他和他妻子的家族中，有多人遭到苏维埃政权的杀戮，被杀害的长辈并无反对苏维埃的言行，他们仅仅是富农而已。斯大林对党政军系统的清洗，以及残酷的农业和民族政策，造成无数无辜民众的死亡。切身之痛让戈尔巴乔夫明白：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不能继续依赖暴力了。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尔巴乔夫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此种智慧的人，他认定，暴力是政治失败的标志，暴力是懦夫最坏的选择。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格鲁吉亚发生镇压分裂主义分子的流血事件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这里，戈尔巴乔夫明确表达了对暴力的反感。但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的妥协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还可以如此追问说：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合法与合理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依靠个人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使用武力，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和\”输出革命\”的传统。他启动了苏军从阿富汗的撤兵，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血腥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按照戈尔巴乔夫当时掌握的权力和苏联的军事力量，当东欧国家离心离德的时候，他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并没有做出同样的选择–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在经历了苏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痛苦过程之后，他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苏联的卫星国们一个个地离开了\”同舟共进\”之\”舟\”。尽管不无遗憾，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深厚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他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强大压力。当有人指责他\”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这种\”后帝国综合征\”是俄罗斯历史传统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它比马列主义更加深入普通民众的骨髓。因此，它不是通过一场改革就能够消除的。而它的危害性十分巨大，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宁愿自己失去权力，也不使用暴力。这是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之间的相似之处。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改变了苏俄统治阶层百年来迷信暴力的传统，而赵紫阳则作为一名\”异类\”而被幽禁至死。可见。同样是共产暴政，苏联与中国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一旦启动，便永无休止，而且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无论是施加暴力者还是承受暴力者，都是失败者。这种看法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即便是那些强力部门的官兵也被潜移默化了。所以，戈尔巴乔夫拒绝暴力，既来自于他个人坚守的价值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应付国际冲突和国内矛盾的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对\”和平\”二字都是当之无愧的。
新制度暧昧不明，但旧制度必然灭亡
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的时候，新制度尚暧昧不明，但他逐渐意识到旧制度必然灭亡。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紧箍咒。他声称自己反对的乃是列宁-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他将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他乐观地希望苏联人民会再次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所鼓舞。他认为改革运动也包括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大改革，是受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左派运动中精神的、政治的状况的影响而产生的。尽管教条主义者固执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神话，特别是在一些军人、国家安全系统人员之间，共产主义是救星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二三十年之后，一些理性派势力得以舒展，教育水平也全面提高，出现了一些批判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思潮出现了，那就是站在社会民主性的立场上，去确认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
尽管直到今天，戈尔巴乔夫仍然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但这个理想显然失败了。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对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信仰，还不如用\”人道主义\”来概括更为准确。对此，《俄罗斯史》的作者指出：\”可能有人会欣赏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精神，承认他史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空想家之一。然而，他的梦想似乎已经不可能实现。\”
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勃列日涅夫们心满意得地告别人世，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效仿，也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人们把对他的前任的指责和愤怒，统统倾泻到他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对他心怀仇恨，在改革中获益的人也不会感激他的好处；保守派认为他太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落后。戈尔巴乔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敌人叶利钦尖锐地批评说：\”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可以把不可能融合的事务融合起来：共产主义与市场、公有制和私有制、多党制和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又过于苛刻了，缺乏对戈尔巴乔夫的处境的\”同情的理解\”。戈尔巴乔夫已经走到了他所能走的最远的地方。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他将为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但在制度层面，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将加速旧制度的灭亡，而无法挽救它。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并被迫离开这一精彩的历史舞台–虽然他没有预料到是以\”八·一九\”政变这样戏剧化的方式。如果不改革、在毒瘤上加添麻药继续拖延，无疑对他本人是有利的，苏联帝国尽管病入膏肓，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不可能，这种努力迟早会被坦克镇压。所以，如果戈尔巴乔夫不率先倡导改革，体制外的异议人士的压力，如坚守国内的萨哈罗夫和被流放海外的十二年前；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都无法促使让苏联走向改革。
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的时候，发现在这个庞大帝国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的现实：
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
一方面存在着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却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
一方面文学、诗歌、艺术、电影、戏剧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最崇高的社会价值观和最高尚的人品的传播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到处是对人大尊严的无耻践踏，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人成了为结成一体的党和国家效劳的\”螺丝钉\”，因此人民也变成了带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无产者；
一方面国家不断产生大演员和杰出科学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老百姓却陷于愚昧无知，甚至沉溺于反动的蒙昧主义；
一方面是被宣扬成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却是被各种镇压和全面保密所维护的、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政治谎言；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机四伏的苏联，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手中的乱摊子。就是在此背景下，他却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就，阿·切尔尼亚耶夫概括了以下几点不可抹煞的成就：
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
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
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
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四点成就足以让戈尔巴乔夫进入二十世纪最伟大政治家的行列。在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就毅然开启改革之门，这种勇气和道德力量完全可以与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相媲美。他本来可以成为独裁者，却自动解除了武装；他本来可以无所作为，却冒险走过泥沼。而苏联解体之后遗留至今的问题，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应当负责的，比如俄罗斯仍然未能产生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然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研究社会转型问题的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分析说，戈尔巴乔夫继承的是一个\”扁平的\”、后全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图景，而戈尔巴乔夫\”对于创造出一个组织良好的民主政党持有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用于应对外部帝国的威胁的许多结构和传统，都在苏联时期被彻底破坏或者严重摧残（比如东正教），以至于重新恢复这些结构和传统从未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要创建\”非苏维埃文化\”及公民社会尚且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处于某种不确定因素之中。《俄罗斯史》一书指出，俄罗斯的年青一代将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国家，一方面担忧贫穷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满于新富人的自私和贪婪；他们为犯罪和腐败扩散感到不安；他们对政客的承诺或左翼右翼热烈的政治活动不信任；对模仿和借鉴西方越来越感到矛盾；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正常\”、稳定的社会；他们最关心的是为自己赢得体面的人生。民意调查和其他调查都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为自己、为国家要求的仅仅是\”正常的生活\”，即经济稳定有保障，公共安全，受世界尊敬的有能力的政府，自由和社会需要及个人权利都能得到保障的一个有道德的公正的社会。然而，在许多方面，俄罗斯仍然离\”正常\”差得很远。不过，大部分人相信这是可能的，\”这是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简短的历史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了\”。
戈尔巴乔夫抵制了魔戒的诱惑，他没有被权力所控制、所异化，权力不是他生命中的全部。这就是政客与真正的政治家之间的天壤之别。政治家是有勇气和魄力放弃权力的人，而政客则绞尽脑汁地保有权力；政治家是用权力为公众谋求福祉的人，而政客则是用权力来满足自身的私欲；政治家是权力的主人，而政客是权力的奴仆。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当你坐上权力这个宝座时，要失去它也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权力\’是不值得我们自损心灵的尊严去获得的。\”他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荣耀的成功。尽管如今的俄罗斯社会离戈尔巴乔夫当初所设想目标的还有很大距离，但总体的发展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就其个人而言，戈尔巴乔夫晚年以学者的身份\”骋怀于支撑人类的大地\”，比他的任何一名前任都要自由和幸福。
二零零三年夏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定稿，弗吉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