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斌：从“五四”到“六四” 在疫情中看大学

看一所大学，便可以看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造就了什么样的大学，这个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抗疫期间，谨以此文纪念那些曾经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被人知晓或不知晓的事。

 

 

这个春夏之交，从“五四”到“六四”，全世界都处在疫情之中，全球政治议论的焦点，与三十一年前一样，也再一次聚焦到中国问题。

 

 

整整十五年前，也是春夏之交的时节，我第一次踏进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简称卑诗大学，UBC）的温哥华校区，想领略一下加拿大西海岸这所著名学府的文化气息。卑诗大学之大、之美，确实名不虚传。但大学之博大，难道仅仅体现于其外表？在卑诗大学学生出入最密集的心脏地带、当时的学生会大楼（Student Union Building）附近，那里矗立着一尊雕像。我第一眼望见时，就觉得怎么如此眼熟，那不是民主女神像吗？（注：2018年2月学生会大楼修缮后被重新命名为卑诗大学生活大楼：UBC Life Building）

 

 

图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校园内纪念六四英烈的“民主女神像”。（本文作者拍摄）

 

“六四”在中国早就被故意抹去、被许多人遗忘那么多年后，却在远隔万里的加拿大大学校园里，忽然看到这么一尊纪念北京“六四”惨案的雕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走近细看，见到雕塑下方镶嵌的铜牌上，用中英文刻着这样的文字：

 

民主女神

纪念六四英烈

GODDESS OF DEMOCRACY

 

During 1989, millions students and civilians in major cities of China demonstrated peacefull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On June 4, 1989, The movement was crushed by the government. Many died, this event had enormous impact on subsequent democracy movements around world.

 

Erected in memory of those who died, by:

Alma Mater Society, UBC

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ion UBC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June 4, 1991

 

（英语中文翻译：民主女神 在1989年，中国主要城市里数百万学生和平民为了自由和民主举行和平示威。1989年6月4日，这场运动被政府镇压了下去，许多人失去了生命。该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对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卑诗大学校社；卑诗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为纪念那些失去生命者特设立此像 1991年6月4日）

 

 

时至今日，“六四”已经过去31个年头，在中国绝大部分过来人的记忆里（如果还有记忆的话），感觉“六四”仿佛已经遥远得与今天人们的生活全然无关。而卑诗大学的这尊“六四”自由女神像毅然矗立在校园的草坪上，仿佛时刻在提醒人们，特别是提醒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历史是如此实实在在，怎么可以轻易地忘记呢？

 

记得去年“六四”三十周年前夕的5月4日，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一百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对北大和清华这两所中国最著名学府的青年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谈到五四运动，有北大学生自豪地说道：“学校当年的师兄师姐能够带头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我觉得是非常的骄傲。”另一位北大的刘同学说：“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嘛，一个是对学校的热爱，还有一个是中共领导嘛，就感觉很……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很……就更热爱吧，就那种感觉。”但被问及“德先生”和“赛先生”时，几位学生竟不知这为何物。记者再谈到民主和科学，有北大的研究生表示：“家国命运要强盛起来，还是得依靠科学技术。”当记者问起三十年前发生的“六四”，几位北大的学生不是说“不了解。不好意思”，就是回答“听说过，但是不是特别了解……”还有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则问道：“六四？哪个六四？”

 

 

图二、1989年春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民主运动期间，5月4日当天北京大学生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打出“德先生，你好”的横幅。今昔对比，在令人唏嘘的同时，更是引人深思。（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中国最顶尖的学府里，学生们这样的回答，反映的不仅仅是那些寄托着中国未来希望一代学子内心里苍白、贫乏的一面，而是更深层次地表明，他（她）们的言行所折射出的，其实是他（她）们身处的那所大学的堕落，和意识形态对当前教育的败坏，已经到了何等悲哀的地步。一个国家大学的溃败、教育的溃败，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溃败。

 

 

大学应该以什么自豪？这几年，中国一直在呼喊要建立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今年又是庚子年，谈起大学，就不禁会想起用庚子赔款的部分退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遊美学务处”及附设的“肄业馆”，这便是清华学堂的来历，转眼已是两甲子。1931年，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在今天这个看似早就已经强大起来了的国家里，仍然因为大学里始终出不了大师而被国人时常提起。但是，当我逐步了解了卑诗大学的校史之后，让我对这个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思考。

 

大学应该以什么自豪？打开北京大学的网页，登入今天北大历史名人榜第一排最显赫处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早期革命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黄日葵、孙炳文和钱壮飞。我实在看不出来，其中有人登入北大名人榜，是因为他对中国、对北大的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是因为他对中国、对北大的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空前的破坏？

 

在北大历史名人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排列在第一位的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学部委员赵九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酷的迫害，1968年10月26日含冤自杀身亡，真可谓是被北大名人害死的北大名人。但在北大历史名人榜的介绍中，却只字未提赵九章在文革中受难的事实。其实，在北大的历史名人榜中，仅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或致死的，又何止只有赵九章一人？陈寅恪、何其芳、梁思成、谢家荣、许宝騄、曾昭抡、吴晗、翦伯赞、江隆基、向达、沈寯淇……粗粗看一眼，就达十多人。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和政治迫害的，更是多如牛毛。北大怎么可以阉割历史的真相，去自圆其说地解释得通北大那个图书馆的名人，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害死了包括北大在内的全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艺界那么多的名人，并让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民众生灵涂炭这样的残酷现实？

 

北大的历史名人榜，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乃是北大，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榜！今天的北大啊，就算不拿人民和国家来说事，但你若连谁在历史名人榜中应该处在荣耀还是罪孽的位置上这么一件事都不能正确对待，怎么还能堂堂正正地去面对昨天和未来的那个自己？

 

中国一直在呼唤要建立国际一流的大学。大学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大学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以学术为中心的。前些时候，有人在网上调侃，说什么是中国式教育？ 归纳起来不过是：1，听张维为讲中国道路；2，听金灿荣讲国际关系；3，听陈平讲政治经济；4，听张召忠讲军事国防；5，听郑强讲爱国主义；6，听温铁军讲农村经济；7，听金一南讲党史军史——只有接受了这些胡说八道的教育，才算完整、系统地接受了中国的高等教育。

 

最近，我饶有兴趣地打开清华和北大的网页，想看看这两所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榜单的中国最著名的高校是怎样介绍自己和拥有的专业人才的。清华大学在学校概况中说：“现有教师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图灵奖获得者1名”，但并没有说出具体的获奖者姓名。经过一番查找，才发现概况中说的这两位获奖者原来是指杨振宁和姚期智。而在北京大学的历史名人榜上，翻到最末尾，才轮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一栏，北大唯一一位获得诺奖的是校友屠呦呦，其姓名被排在了名人榜的最末尾。

 

见怪不怪的是，在这个年年盼着唠叨着诺贝尔奖的国家里，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不用去查看也能够想象得出，在其母校吉林大学的网站上是不可能查找得到刘晓波这个姓名的。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在其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网站上竟也找不到他的姓名。而理应是中国大陆最牛气冲天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唯一一所培养过和拥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尽管他们的获奖与该校的培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期间留校担任讲师，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和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毕业、获得文艺学硕士，后又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俩人都没有被写进北京师范大学网站的“著名学者”栏目，也没有被列入“历史名人”的名单，个中原因谁不知？中国大学啊，以这样的心态，何以体现出“大学”之“博大”？大学的胸怀又何在？

 

 

 

图三、在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母校吉林大学网站上，用关键词搜索“刘晓波”，得到的结果是：找不到和您的查询”刘晓波” 相符的新闻。建议：*请检查输入字词有无错误。*请换用另外的查询字词。*请改用较常见的字词。(图为吉林大学网站查询结果的屏幕截图)

 

大家对杨振宁和屠呦呦都很熟悉，或许对2000年获得图灵奖的姚期智（Andrew Chi-Chih Yao）不一定很了解。其实姚期智在1967年获得国立台湾大学的物理学学士学位后，就开始在美国深造，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1975年再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几所著名大学做教授，直到2004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后才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之后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他的整个学习和学术生涯，与清华确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然，卑诗大学也为学校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自豪。但卑诗大学是怎样去介绍与该校有关的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呢？在“卑诗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UBC’S NOBEL LAUREATES）一栏中，卑诗大学根据获奖者与本校的关联程度，从高到低分了四种类型来分别介绍这些获奖者：1，获奖时任学术职员（Academic staff at time of award），获奖者有：Michael Smith，1993年化学奖；2，毕业生（Graduates），获奖者有：Robert A. Mundell，1999年经济学奖，Bertram N. Brockhouse，1994年物理学奖；3，获奖之前任学术职员（Academic staff prior to award），获奖者有：Hans G. Dehmelt，1989年物理学奖，H. Gobind Khorana，1968年生理学和医学奖，Daniel Kahneman，2002年经济学奖，Richard H. Thaler，2017年经济学奖；4，获奖之后任学术职员（Academic staff after award），获奖者有：Carl Wieman，2001年物理学奖。

 

在这篇并非谈论大学学术成就的文章中，我为什么要对清华、北大和卑诗大学获得世界顶尖奖项的情况介绍得如此详细？因为我想告诉读者，中国大学普遍很笼统地介绍自己的院校有多少人获得了什么大奖，这种介绍方式，对一所真正严谨的大学来说，并不是一种应当具有的正确态度——这就好比一位严谨务实的作者，在引用他人的文章时，不能不给出文字的出处一样。当我查阅了卑诗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介绍后，我才感觉到什么才是一所大学应该具有的诚实、公正和科学的态度。卑诗大学把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本校的关系分成四种类型，就是为了能够让阅读者真正明白，这些奖项的获得，与该校的教学和研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联。

 

尽管大学应该是以学术为中心的，但大学的责任仅仅在于教学和科研吗？大学仅仅为自己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自豪吗？当我走进卑诗大学的校园，这个曾经培育出三位加拿大首相和无数社会名人的学校，我在学校各处介绍校史的展示栏上，看到的并不是谁获得了什么大奖，更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光辉事迹，而是都在醒目的位置张挂着一幅幅1922年卑诗大学学生游行抗议的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照片是：1922年10月28日，卑诗大学1200名学生满满地占领了一座建设中的三层建筑的框架，在进行示威抗议！

 

 

图四、1922年，卑诗大学学生游行示威，发起要求政府拨款建设卑诗大学的运动。10月28日，1200名学生从市中心游行到达卑诗大学新校区，爬上因缺乏资金而停建的教学大楼框架上，拍摄了这张照片。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作“大游行”，现在已经成为卑诗大学历史中珍贵和引以为豪的记忆。（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幢曾经被抗议的学生占领的大楼，就是现在位于卑诗大学主干道（Main Mall）上的化学楼（Chemistry Building）。在这幢漂亮的大楼前，可以看到那里矗立着一座石制纪念碑，上面镶嵌的铜牌上就刻制着这幅照片，并写有这些介绍文字：

 

                                                                                                  GREAT TREK MEMORIAL CAIRN

 

 

On Saturday, Oct 28, 1922 all of UBC’s 1200 students marched here from downtown Vancouver to protest delays in building the new UBC campus.

 

When they arrived, the students occupied the frame of the half-built Science building (now the Chemistry building across the way), posing for the photograph reproduced above.

 

The march, later known as the Great Trek, helped convince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contribute the money needed to build the new campus.

 

To commemorate this event, the students erected the memorial cairn you see before you.

 

（英语中文翻译：大游行纪念碑 1922年10月28日星期六，卑诗大学全部1200名学生从温哥华市中心出发来到这里，抗议延时建设卑诗大学新校区。他们抵达后，学生们占领了建在一半的科学大楼的框架（现在是道路对面的化学楼），摆出姿势拍摄了这张复制在上面的照片。这次游行，后来被称为“大游行”，起到了让省政府拨出建设新校区所需款项的作用。为纪念该事件，学生们特设立了你面前所看到的这座纪念碑。）

 

 

 

 

Pic.05-UBC_Chemistry_Building.jpg图 五、将近百年前，卑诗大学1200名学生在大楼框架上进行抗议的这幢大楼，就是现在坐落于卑诗大学温哥华校区主干道（Main Mall）上非常漂亮的化学楼（Chemistry Building）。“大游行纪念碑”就矗立在化学楼的正前方，位于卑诗大学主干道的中央。（本文作者拍摄）

 

1922年卑诗大学发生的那场“大游行”抗议，能够成为今天卑诗大学珍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因为大学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其学术成就，而更应该取决于其对整个社会所担负起的责任和作出的奉献。将近百年前卑诗大学发生的那场“大游行”抗议，能够成为今天卑诗大学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个事实已经在本质上完美地诠释了老北大校长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的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相信，总有一日，中国的大学——包括清华、北大，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也一定会像卑诗大学那样，会把当年自己学校的学生参加1989年春夏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照片和文物，会把林昭和刘晓波这些为中国民主和自由作出贡献的人物照片和文物，作为学校最珍贵、最值得炫耀的荣耀，张贴和放置在校史陈列室的最醒目处。

 

 

疫情期间，中国的大学都在忙什么？有一个韩敬源的公众号，他曾在微信上发了一篇标题叫《奇观》的短文，震撼了国人。该文写道：“在一个将近100人的 / 高校校长微信群中 / 从新冠病毒爆发 / 一直到今天 / 既没有一个人退出群 / 也没有任何人 / 发过任何一条消息 / 连一个字也没有 / 我好像进入 / 一片墓地里 / 2020.3.5”——对此，有人评论说：“都太贼了。赞美对不起良心，揭露对不起领导。说好丢了人缘，说孬丢了乌纱。什么世道？”

 

除此之外，中国的大学还在忙什么？疫情期间，自媒体上流传颇多颇广的，或许就是此起彼伏、不断发生的怎样整肃方方和声援她的教授，还有各种各样让学生举报老师的消息。

 

疫情期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都在忙些什么？翻看华文媒体，新闻中有许多这样的报道：一些身在海外、却从小就接受了国内畸形价值观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在微信上炫耀自己是怎样花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钱，买了多张回国的备用机票，怎样全副武装绕道几个国家，最终逃离疫区，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怀抱这些不同版本的曲折故事。

 

疫情期间，卑诗大学的学生们又在忙什么？前不久，默默无闻的卑诗大学的学生们也有一个故事登上了加拿大的各大媒体。在有来自94个国家、1000多支队伍参加的一场COVID-19大流行期间拯救生命的低成本呼吸机设计大赛（Code Life Ventilator Challenge）中，由卑诗大学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和机械工程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的设计组，合作设计出了一款低成本呼吸机，已经进入最佳十件设计作品之中。这场设计比赛，最终会评选出三件最佳设计作品，将会无偿提供给全世界任何有需求的机构和个人使用。这些设计作品，或许可以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在抗击COVID-19大流行中，挽救大量的生命。

 

 

 

 

Pic.06-UBC Low Cost Ventilator.jpg图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间，设计了一款低成本呼吸机。这项发明或许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挽救大量生命创造条件，具有非常大的实际意义。（图为卑诗大学网页屏幕截图）

 

 

这些例子，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决定了教育的价值观。而教育的价值观，则影响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究竟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代能够担当社会责任的有志青年。

 

“六四”至今，已经三十一年过去了，中国和中国的大学也早就不是三十一年前的模样了。而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却仍然无比残酷，在思想早已荒漠化了的中国大学里，一代新人换旧人，但学校刻意培养的思想和精神却并不见得也在与时俱进，与百年前的“五四”相比，与三十一年前的“六四”相比，竟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所失去思想的大学，是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一所失去了思想自由的大学，即使校园再美丽，也只是一所漂亮的思想囚牢。几百年来，世界上每个强国的历史几乎都是如此相像：在没有出现一所有思想的大学之前，便难以出现一代有思想的青年，也就难以出现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在眼前的状况下，我并不寄希望中国真能够办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我只是希望中国尚能够存在几所坚持真理、分辨黑白的大学。但我内心里知道，就算是这样的希望，目前也是很难做到的。

 

写于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市，2020年5月

 

（《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