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6）

 

 

 

 

 

4. 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土壤

在这一章中，我试图从理念与受众的匹配的角度来分析共产主义理念如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席卷全中国。这种匹配像是种子和土壤的匹配：一方面，一颗种子拥有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所有遗传信息，但它还不等于一棵大树。另一方面，每一种土壤都有自己的偏好，只适合某些种子的茁壮成长。当一颗种子遇到了适合自己天性的土壤，再加上其它的一些辅助条件，它就得以充分生长，最终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在这个类比中，人如同土壤，有潜在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要、各种渴望，但它们常常被现实压制，没有表达的机会。当一颗合适的种子落入他的心田时，其中蕴含的信息就与他的潜在需要和渴望发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一垛干柴遇到了烈火，他的生命能量爆发了。

 

4.1 清末民初的精神真空

要了解中共建党前后的时代背景，一个观察角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

据苏智良《中国毒品史》记载：

“‘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 ‘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在上海居住的曾羽生看到：‘官兵无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 据吉林将军祥康指出，在沿海7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已是例外。

“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上等悠然的享受，作为浮靡生活的一方面，而且还是比官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23】

鸦片之祸在民国初年达到高峰，据苏智良的统计，“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23】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平均大约五个人就有一亩罂粟田。

毒品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但通常这问题集中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并不对社会本身的生死存亡构成严重威胁。晚清的鸦片问题要严重得多。魏源认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鸦片之祸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鸦片。与其它众多的生态健康的社会相比，可以发现鸦片之祸的更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对鸦片的巨大需求。鸦片只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并因其成瘾性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至于鸦片受到中国主流社会如此欢迎的原因，苏智良的分析是：

“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状态；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23】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人对鸦片的需要是一种精神需要。他们没有一种支撑起自己灵魂的力量，所以找了鸦片来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

与国民精神空虚相应的是军营中士气的低落。日本政治家（时任记者）尾崎行雄如此回忆他观察到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场面：“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24】

在中日成欢之战（甲午战争的一部分，发生在朝鲜）中，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记录：

“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军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25】

聂士成是史书中记载的晚清著名猛将，随后的战役进展也表明他的溃败并不是有意的战略撤退。这样的狼狈情形固然一方面是由于清军与日军的战力悬殊，另一方面，清军的精神之萎靡在这段叙述中也是跃然纸上。军人的职责、国家机器的托付、皇帝的训令都随手抛于脑后。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其“病”并不是身体之病，而是精神之病。

费正清把清末民初的军阀时代称为“绝望和耻辱的时代”。【19】梁启超称：“今日之中国唯有奸宄恶猾之徒方能昌达”。

如果把这一节中描述的这些场面与红军在战场上的士气、延安整风中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和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比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庞大民族相隔仅仅几十年的表现。

但另一种可能是，它们之间正是因果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其脍炙人口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萎靡腐朽的干柴与暴怒的烈火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它们之间正是完美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鸦片。他们放下了烟枪，拿起了真枪。

 

4.2 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虽然共产主义与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二十世纪初，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上千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也已经努力工作了数百年（如果从利玛窦等算起），而偏偏是刚刚扎根的共产主义理念如燎原的烈火般席卷了全中国。

在这一节中，我讨论当时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情绪，以此说明那时的中国是最适合于共产主义理念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

第一种情绪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中国社会是上游者呼风唤雨、下游者命如蝼蚁的树状垂直权力结构，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26】这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在每个王朝的初年，由于皇帝励精图治，吏治相对清明，权力分配不均的恶果尚不明显。到了每朝的末年，权力结构上游者的权力无限扩张，而下游者的生路被一步步挤压，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便不断积累。这种情绪从许多文人的作品之中可以感到。比如，唐朝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明确透露出平民知识分子对“朱门”的仇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俗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则反映了底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的又恨又怕的复杂情绪。《水浒》中的梁山英雄大多数是道德素质低下、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恶霸，却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数百年不衰，只因为他们挺身而出反抗了官府，这也反映了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仇恨和绝望。

清朝灭亡之前不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导致数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内战之一。

第二种情绪是天朝大国在美欧日列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羞辱情绪。一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即清朝灭亡之年）的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教室里。校长问大家：“你们为什么要读书？” 13岁的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共产党建政后，这话成了传颂不衰的名言，也激发了无数青少年的强国之梦。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人生的理想是国家的强盛；这甚至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也可以说，国家的强盛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宗教的教义，是激起他心中庄严的情感的那个神圣秩序。

不只是周恩来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把强国理想置于个人价值观中的最高位置。比如，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温和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作《少年中国说》中慷慨陈词：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是作人下人，屈居权力关系的下游；“称霸宇内，主盟地球” 是作人上人，雄居权力关系的上游。梁启超的思维脱不出不为人上人便为人下人的思维模式，同样是因为他一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生活，想象不到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平等共处的关系。在这样的认知局限中，个人的智、富、强、独立、自由就都只是手段，而中国的“指挥顾盼之尊荣”、“胜于欧洲”、“雄于地球”才是终极目的。

人为自己谋求权力通常会被视为赤裸裸的自私，但为群体谋求权力则可跻身于崇高之列，甚至可披上宗教的光环。其原因是群体之外的人不具有与群体之内的人平等的地位。在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权力面前，地主和资本家是“万恶”、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国家的权力面前，其它国家的人民是蛮夷，是长相怪诞、智商不足、道德有亏的二等公民。所以，对群体之外的任何人的“指挥顾盼”都为正义。

把这样的时代背景置于在3.2节中讨论过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的基本不同之处的框架之下，就可以对它们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受到的不同欢迎程度做出一些解释：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仇恨与暴力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仅是正常的事，更是荣光的事。实际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仇恨史和“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暴力史。那么，以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为主导情绪、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共产主义理念自然会在民众的心目中产生最大的感召力。相比之下，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爱人如己都与仇恨和暴力格格不入。

（2）追求的目标不同。共产党为中国人的两个许诺 – 对内消灭统治阶级，对外打垮帝国主义 – 都是当时中国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佛教主要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来世的天国和极乐世界，这对于当时多数中国人的需要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阶级这架大机器，个人只是其上的一个无条件听从命令的螺丝钉。共产主义的信徒在自己的阶级之内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特需要，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作决定、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组织会为他安排好一切。正好，中国人数千年来在高度垂直的权力结构中生活，【26】既没有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的历练，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于是，一切由集体来判断、决策和承担的共产主义运动堂皇登场时，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只要把自己交给组织，其它一切均由组织来负责就好了。而基督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佛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六道轮回的宇宙的关系，其行为主体都是个人，关心的是个人的终极命运。这些都与普通人的行事习惯相距太远。

这几个不同决定了佛教和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成功程度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