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泽：论中国社会变革

 

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第二期中国文明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宋朝首都开封城的繁华和汴河两岸的盛景为证明，以宋词哀伤凄婉的亡国之音为象征，以宋徽宗和蔡京等人登峰造极的绘画书法艺术为标志，东方的农耕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此后的明清两朝，前后大概500年间，由于皇权的高度专制，文字狱越来越严酷，中国社会从趋于完全成熟发展到了一种停滞禁锢的状态。历史车轮走到公元1838年，从林则徐禁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动力开始碰撞聚积了。从1861年清国开启洋务运动，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推力才开始发挥作用。为什么中国社会从成熟到停滞，非要等到外在推力的出现以后，转型才能开始启动呢? 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到2018年就出现问题走不下去了呢? 在近代史开端的180年后的当下，如何再次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机遇呢？本文试图就这些关系到民族命运的课题，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众所周知，宋朝的皇帝痴迷书画，明朝的皇帝醉心淫巧，清朝的皇帝陶醉荣耀，红朝的毛邓陷入权斗，后来党国的继任者们想作为又难作为，不得已则只好作秀卖弄，沽名钓誉地图个虚名声。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宋明清三朝的灭亡都是因为出现外部力量的强力入侵才得以实现的。明朝的皇帝可以蜗居深宫几十年不上朝，后戚宦官干政，实行特务统治等。在历朝历代中，明朝算得上最腐败黑暗的，但却延续了两百多年。清朝的皇帝虽然没有明朝皇帝那么荒废，从刚开始只有十万的满族统治奴役了有几亿人的汉族和其它民族两百多年。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出现，满清贵族的统治会延续到什么时候，还真不好推算了。当下的红朝，如果没有外部推力的作用，可能如今还停留在文革的黑暗时代。

 

由于明清的皇权专制发展到了极致，统治集团越来越暴戾，百姓则越来越懦弱。思想越禁锢，民众越萎靡，政权越僵化，社会越窒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儒释道要么是消极遁世，要么是顽固守旧。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暗流，法家和兵家要么把百姓当奴才，一切都是为统治者的权力服务，要么把百姓当炮灰，一切都是为了统治者的江山社稷而卖命。中国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一切都是为权力服务，而一切国家权力又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保障，也更不是为人的尊严和幸福提供动力。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普遍缺乏人权的概念，漠视生命的价值。

 

古老的中国文明内部缺乏社会改革的文化基因和动力。满清后期爆发的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都是新崛起的在野的权力集团企图挑战在朝的统治集团。由于没有获得清朝社会以外的力量支持，没有新文化和新文明元素的注入，最终都失败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夺取统治权力，而不是为了进行社会变革。光绪和康梁的戊戌变法，慈禧的皇族内阁，则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政治变革，实现社会的局部改良，而达到延续王朝统治的做法。但由于保守势力没能彻底放下权力，没有甘心为放弃既得利益，也都失败了。不仅变革失败，弄得王朝也灭亡，统治集团本来可以保留的特权利益也就随之彻底丧失了。

 

近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出现，没有甲午海战的失败，没有八国联军的扫荡，满清政府是很难垮台灭亡的。如果没有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大量学校，中国社会的启蒙会是非常缓慢滞后的。如果没有苏俄势力的渗透，没有日寇侵华，没有苏军入侵东北，中共必定会被消灭在穷山恶水之中或冻土荒原之壑，更不可能打败国民党而夺取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没有美国支持中共党国进入联合国，没有中美两国的建交，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是无从开启的。没有美国帮助中共党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中共党国也不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

 

另外，从人的层面来分析。清末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黄兴在湖南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后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近代中国才在海外成功开启推翻满清的革命进程。兴中会是国民党的最早前身，改组后的同盟会演变成了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同盟会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据点，成为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摇篮。辛亥革命成功后，北京成立“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运动使得大批青年学生前往法国，后部分人员辗转苏联学习。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在法国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样一来，法国和苏联成为了中共搞共产革命的摇篮。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力量中，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海外的活动空间，没有国际力量参与和支持，它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略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风云人物，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普遍特点，但凡出国勤工俭学或正式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多半相对比较开明务实。例如，革命先驱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接受美国教育，后在香港接受英国式的教育。据孙中山回忆，当年他乘坐英轮去檀香山的路上就有：“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再如，蒋介石也曾两次留学日本。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很多民国政要都有出国留学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生经历。在共产党里面，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人也都是出过西国、看过世界的人。他们都比毛泽东更开明务实，都比毛泽东更重视发展经济。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早年有在法国经营小买卖的人生经历，他切身体会并观察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后来，才有他复出上台后提倡改革开放大力搞经济，成功抓住了党国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年青的邓小平见过世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有在法国打拼的宝贵人生经历。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在法国没有正式接受过西方教育，这是他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缺憾。由此，造成了他对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平等、宪政共和的基本理念的缺失。从这一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晚年的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愿意搞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了。

 

国共两党里面，只有毛泽东没有出国勤工俭学。正因为毛在年青时没有出重洋看世界，不管是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眼界视野，都有严重欠缺的。当下的习近平，青少年的时候受到文革的迫害，其实他既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但又是文革后的受益者。他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青年时期，在洪荒村野梁家河做了七年农民。这样一来，他的性情已经铸成，三观已经定型。在人类文明的大洋之中，毛泽东和习近平却成了蜗居在黄土文明之中的井底之蛙。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最高执政者的脑子里面，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自由、宪政共和的思想理念，他们怎么可能建立或管理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国家呢？历史错误选择了毛泽东和习近平做中共党魁并成为党国最高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次巨大遗憾。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出国受过西方教育，有过文明洗礼和人生经历的人，都具有宪政共和的理念。比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及他的妹妹金与正，都曾经在瑞士留学过五年之久 。金正恩还从维也纳到日本观光旅游，算是受过了西方的正规教育和文化熏陶，见识并感受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文风情。但是他掌权后，思想观念和执政风格却表现得如此冥顽不化，拙劣不堪。另外，中共领导人中的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汪洋等人，也都没有喝过洋墨水，但他们却表现的相对开明贤达。

 

从上面论述中国社会变革的两个条件，人们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和教训，从而为解决当下中美冲突找寻出路和对应的智慧。

 

 

 

1900年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良知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支持过中国的教育事业。1911年后的民国时期，特别是在1927年后，美国支持蒋宋国民党政府发展经济，后来在1940年代全力支持中国抗日，中美两国关系处在百年之中最好的历史时期。1949年中共建政后，从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中共投靠苏俄共产阵营，结果使得从1949到1978年的中国大陆贫困交加，很多历史时期竟然成了人间地狱。从1979年到2019年，从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中国大陆一度成为了地球上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

 

从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近代中国社会，不管革命也好，还是改革也罢，都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参与和支持。甚至可以说，自二战以来都离开美国因素的巨大作用。二、但凡与美国友好相处的时期，都是中国受益大力发展的历史时期。凡是与美国对抗，甚至为敌的历史时期，都是中国最坏最糟糕的历史时期。自一战以来，因为美国的国力无比强大，社会潜力无比巨大，创新能力无人企及，科技水平无法超越，内在活力无比卓越。美国不仅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成果，也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可以认为，与美国为友，就是与历史潮流同步，与美国为敌，就是与历史潮流逆反。

 

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很快访美，陪同邓小平一同出访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言下之意，凡是和美国对抗的国家，都还处于乞丐一级。二战后，和中国处于一个起跑线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因为和美国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早早跨入了发达行列，而中国、朝鲜、古巴、东欧等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把反美当作头等大事，结果却是民不聊生。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眼光和判断力确实非同寻常，独到卓越。

 

相比之下，2009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散布的一番雷语，让全世界惊诧不已。习近平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那些有眼光和判断力的人，应该从那两个举动就已经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外交路线了。正如当时BBC的报道，由此看出了习近平的政治幼稚。如此一来，也有了他上台八年，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傲气，霸气、牛气和衰气。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为了维护一党独裁的落后政治体制，不得不丑化和妖魔化西方民主国家，不得不东郭先生和狼似的恩将仇报地仇恨美国，不得不灭着良知地以美国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假想敌，不得不自欺欺人地以所谓的核心价值对抗普世价值。关键的问题是，崛起中的中共党国能离得开美国而独自发展吗？中共党国有足够的综合国力与整个自由世界对抗吗？

 

 

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到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结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共的党国制度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美国对华政策能够从对抗走向接触，从合作又走向冲突，从较量陷入对抗甚至冷战。这就可以说明，中美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根本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人的问题。当年为了化解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愿意主动向美国示好，并积极接触和建立关系。毛泽东不惜放弃台湾的统一问题，以低头认输的姿态与尼克松握手。

 

邓小平为了实行改革开放，不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甚至不惜与共产党兄弟国家越南反目并大打出手，显示出与共产阵营脱钩的决心。邓小平以传统江湖那种拜码头的姿态，复出后迅速访美，贯彻执行不当头、不对抗的韬光养晦策略。邓小平进一步在香港问题上抛出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没有理由变的论调，其实是故意向美国及西方国家表达出一种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预期姿态。邓小平以时间换取空间的策略，使得中共党国赢得了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毛泽东专政的前三十年，之所以有与美国对抗的傻气和虎气，是背后有依靠于苏联的力量，以共产阵营作为靠山。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背后依靠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自由世界作为输送资源的支撑。习近平开启的下一个三十年，他本来想拉拢俄罗斯作为战略伙伴，但黄俄与生俱来的劫匪本性，以及与中亚、南亚等国的勾结制约中共，使得他的这种幻想很快落空。与此同时，美国从合作演变成了对抗。对习近平来说，毛邓时期两个主要的依托力量都不存在了。虽然他想独辟蹊径地搞一带一路，企图开发非洲、西亚和欧盟的市场，依托新的力量，但新冠肺炎彻底打断了那个原本不切实际的空想计划。

 

随着中共的财大气粗，习近平上台后，好大喜功地举办世界政党大会，迫不及待地想做世界政党中的老大哥。那种图幕虚名的出头冒尖的轻浮做法，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再有习近平后来的“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抗拒性姿态；“厉害了，我的国” 吹嘘鼓噪；“2025计划”冒失出台；“千人计划”招摇世界；国内全面倒退，国外全力扩张等等，都还没有使得西方国家彻底反感和绝望。但2018年戊戌修宪，使得习近平终身独裁之心世人皆知。习近平不仅不想按时交班甚至还要走回毛泽东早期对抗西方的路线。紧接着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把自己打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继承者和捍卫者，习近平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列宁的真实信徒。这种几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使得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彻底闹翻的最后一幕戏码。补充一句，日本也曾经成为过世界经济的老二，但为什么美国没有向对今天中共一样去对待日本呢？因为，日本政府没有象习党反动派那样去处理日美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世界可以容忍中共的专政制度，但却无法容忍中共领导人以共产意识形态公然对抗的敌对姿态。

 

综合上述分析，所谓的下一个习近平的三十年，注定会是玩不下去的。正如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提到：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 

 

鉴于此，中美的冲突问题，本质上就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也指出，中共如果要挽救危局，换人是当务之急。  在此，建议组建以总理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主要成员的领导班子，纠正以习近平、王沪宁、栗战书为首的反动派的错误政策和路线。当下时刻，换人并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是解决中美冲突，摆脱中共前所未的内外困局的唯一选项。

 

 

1838年的戊戌禁烟是内因，随后1840年清英之间爆发贸易战争是外因，正是外因迫使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社会变革由此拉开序幕。1851年爆发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起义，既是外因又是内因造成的，到1861年清国逼迫开启洋务运动。1895年，甲午战败导致了戊戌变法。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了慈禧的皇族内阁出炉。1900年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最终促成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使得清政府的垮台，清朝的灭亡。1920年代，苏联支持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使得国民党北伐成功。1930年代，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展经济。1940年代，由于美国的大力支持使得抗日战争胜利。二战后，苏联的支持帮助了共产党夺得大陆。

1950年，苏联的教唆使得中共参与朝鲜战争。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共失去美国的支援，反而促使美国大力支援南韩和日本，以围堵共产阵营的扩张。此举使得中国大陆失去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否则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提前三十年进行。1950年代末，与苏联交恶，使得毛泽东肆无忌惮地搞独裁，发动文化大革命。1969年珍宝岛事件，促使孤立的毛泽东转向美国，与美国接触并解除封锁。1979年与美国建交，促成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1991年苏联解体，促使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共下决心进一步改革开放。2001年美国爆发911事件，间接促使了美国帮助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从而迎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 

 

简单梳理过去18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所有社会变革，都与外部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外部因素都是促使内部因素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而并非由内部因素主导外部因素的结果。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中国社会保守僵化的特性决定的。中共党国就如一头半睡不醒的，有病装睡的懒狮，唯有用上帝之鞭去猛力抽打，它才会跳跃行动起来。只有依靠外力的推动，它就才能彰显出应有的雄姿与风采。2020年，中美两国较量迅速升级，中共党国与整个世界的矛盾激化。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美的对决较量，既是困顿的挑战，也是变革的机遇。期待这场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更持久些吧！ 

 

 

毋庸置疑，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了反动派别。继文革之后，中共亟需发起第二次拨乱反正，否则九千万党员要为一小擢人去陪葬，中国十四亿人民要为中共的错误决策去受苦遭殃。中共党国必须要有真男儿出现，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勇猛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会彻底丧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定会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