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泽: 论“和平演变”的历史进步性

 

__ 朱民泽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提出“和平演变”的策略成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铁证和警钟。此举后来竟然成了历代中共领导人无法根除的心病。犹如一柄悬空的达摩克利斯剑，有时刻落下，顿时翻然倾覆，人亡政息的危险。如果人们认真去回味杜勒斯的那句话：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魔鬼的诅咒还是天使的福音呢？在此勿须辩驳，历史早已证明！

 

古语云：以史为镜，能知得失。笔者在《论中国社会变革》中提到，中国近现代的兴衰史就是一部与美国友好和对抗交替出现的分合史。历史的教训既是深刻的，又惨痛的，历史的进程既是痛苦的，也是清晰的。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凡是与美国友好相处的时期，都是中国受益发展的历史时期。凡是与美国交恶对抗的时期，都是中国最坏最糟糕的历史时期。在中美两国再次公开较量的当下，“和平演变“的那个老话题，很值得每一个关心家国命运的国人同胞去反思。

 

 

1949年初，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有“进京赶考，绝不做李自成”的自我告诫。可惜进城后不久，他就彻底遗忘这个初心了。可以看出，在夺取天下已成定局的毛泽东，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使得他的内心升腾起一股莫名的焦燥，他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李自成打下江山而坐不稳江山的悲剧。毛泽东那种“秀才进京赶考”的陈旧且局限性思维，决定了他建立的政权是逆历史潮流的专制复辟。这种专制政权必然会面临着存亡的两种威胁：一是武力推翻，二是和平演变。

 

岂料，中共建政后的翌年，1950年中国东北部的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事。据历史记载，这严重刺激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以至于夜不能寐。他担心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联军会不会成为第二支满洲八旗劲旅，从东北再次入关横扫中华大地呢？如果那样，他不就果真成为李自成第二了吗？基于毛泽东刚愎好斗的性格，于是有了毛泽东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表面上，毛泽东担心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实际上是担心刚建立的共产政权被武力推翻的危险，以至于他无法做斯大林式的独裁者的担忧。

 

1959年，毛泽东在讨论国际形势时提到：“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他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也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后来的历史证明，显然这是毛泽东在妖魔化杜勒斯的意图，错将天使当魔鬼去憎恨了。

 

可以认为，毛泽东内心的那种错误认知、矛盾心理和紧张心态，始终贯穿到他生命的终结。临死前的毛泽东，依旧担心在他死后，中共内部会爆发血雨腥风的残酷路线斗争。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中共建立的社会制度，并没能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共建立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优越于民国理想中的宪政共和制度。毛泽东晚年搞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是逆潮流的反革命动乱。他非常清楚共产党政权是个法西斯主义加商鞅主义的政权，他也明白自己搞的文革不仅不得人心，更不得党心。这个政权迟早要遭受被武力推翻或和平演变的命运。尽管如此，但他还是只顾自己独裁到死，而不顾死后洪水滔天。

 

这就为什么中共党国始终要灌输“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那套错误说辞，因为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共必须要借用纳粹党徒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绝大多数受党化洗脑教育的几代中国人，确实普遍如此的认为。如果具体剖析”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这句话，其中的”美帝“，不完全是指美国政府，而是泛指西方自由世界。因为，中共是反宗教、反人性的一个政党组织，它受到的存亡威胁是来自整个人类文明。其中的“我”，并不是指中国，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指欺压在人民头上的共产党政权。如果有一天，美帝亡我了，反而人民就得自由了。

 

从邓小平时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江泽民时期的“五不搞”，到习近平时期的“七不讲”都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以维护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继续钳制人民的自由，进而阻碍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之所以选择俄罗斯，那是因为莫斯科是瞻仰共产革命的圣地之旅，也是体现共产党初心的心灵之旅。习近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世人宣告，他会不做戈尔巴乔夫第二，而要做一个死守共产党家业的马列真信徒。由于中共一直有喊“狼来了”的欺骗宣传，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预言，早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中。为了赌赢这口恶气，习近平是绝不能让这个预言在他身上应验。他宁愿做旧制度的殉葬者，也绝不肯做新纪元的开创者。中共历代领导人对“和平演变”策略的曲解甚至妖魔化，都是愚夫与智者的较劲，恶人对善人的误解，罪人对上帝之爱的亵渎。

 

 

虽然“和平演变”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概念，但这种古老的政治智慧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巧妙运用。在改朝换代中有着和平演变性质的著名历史事件还真不少。例如，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开创了大唐盛世。宋太祖的陈桥兵变，迎来了中国文明的高峰。赵匡胤通过逼迫后周皇帝禅位，依据宰相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基本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再一次统一。李世民和赵匡胤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避免了战争的残酷拼杀，减少了无辜的生灵涂炭。夺得天下后的赵匡胤又再次运用“和平演变”的策略，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这种和平的政权演变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1898年光绪皇帝和康梁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也可以认为是在政权内部企图实现变革的和平演变，但可惜失败了。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完全通过战争打拼出来的天下，其中一部的功劳是袁世凯等权臣通过各种手段胁迫满清统治者和平放弃权力得以实现的。满清隆裕太后签署的《清帝退位诏书》是一种被迫接受和平演变的巨大历史进程。只是和平演变的主角不是外国势力，而是满清政府内部的权臣和已经得势的革命党人，属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演变。满清皇帝把统治了两百多年的江山，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把最高统治权和国家管理权和平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政府。可惜为时太晚，导致政局失控，地方军阀割据打乱了整个中国。

 

然而，“和平演变”策略就如当下流行的COVID-19病毒一样，只要人与人相互接触就有被传染的风险。在毛泽东时代，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在美中接触的策略下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共党国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而大力发展经济，实际就是有限度的在经济领域主动让其演变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共坚持实行“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反资本阶级自由化”，其本质就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演变风险。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发动的宫廷政变，把江青四人帮等人抓捕起来，应该属于统治集团内部采取特殊手段的一种和平演变。正因为有了这次权力演变，才结束了文革浩劫，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随后中共出台的”一国两制”政策是另一种形式的和平演变策略。这种策略不属于制度优越性的较量，而是企图凭借版图大小实现以强凌弱的一种吞并。1984年中共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那是双方一致同意将香港的统治权进行和平有序地移交。因为，提前有了这个法理基础，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大陆。

 

历史走到2020年，北京政府对香港治权的和平演变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香消玉损的。而对台湾而言，已经坚守到了云开雾散，拨云见日之时。北京政府既然可以不守承诺地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期的文件，甚至是废纸一张。那么，美中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美中任何一方也都可以宣布过期失效。美国可以不再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名正言顺地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关系。到时中共不得不面临美台恢复邦交的复杂政治局面。如果不出所料的话，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必定会发生美台建交的既定事实。到那时，中共苦心经营的“一国两制”的和平演变策略就彻底失败了。北京政府对香港问题的错误处理，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可以说，这是一桩和平演变手段运用失败的案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民党政府顺应世界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了和平演变的渐进策略，台湾从威权统治实现了民主化。由原来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实现了两党轮替执政的，全民普选的民主政治。中华民国经历七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共和。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和平演变。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解释，任何事物永远都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基本内涵可以总结概括为：和平演变是一种现代的政治概念和手段，泛指西方民主国家对其它非民主国家进行制度优势的宣传，或政治团体发起和平变革的政治活动。另外中国大陆则这样表述：和平演变是不同主义国家间所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以促使对方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这样的定义明显带有主义的立场，但两者都认为演变是非暴力的、和平的。

 

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的“解放政策”。他提出新的策略认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在1959年，杜勒斯在纽约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宣称，解决美国与中国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因此，和平演变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温和竞争与理性较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价最小的一种政治手段，是人类文明演进不可或缺的环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演变蕴含着优胜劣汰的法则在其中，并且符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既然资本主义可以演变封建主义，也可以演变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同样可以演变资本主义，但社会制度的优劣决定演变的最终方向。如果社会事物的演变是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有着文明发展的意义，是造福人类的福祉，这样顺应潮流的演变，为什么不积极配合，乐观其成呢？反和平演变则是顽固保守、坚持落后的一种非理智行为。

 

 

对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来说，一方面是共产党本身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政权的气数已尽；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战胜了社会主义的落后性。这是世界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正常轨道的回归。这种演变是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任何专制政府都最终无法阻止的。如果当年毛泽东没有顽固的抗拒心理，冷静客观地把握社会规律和顺应历史潮流，不要冒失地去搞共产主义，执行灵活的中间外交路线，又何必担心什么和平演变呢？何至于后来党国不堪回首的地狱般的苦难历程呢，何必等到八十年代邓小平才启对外开放呢？正因为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接受了和平演变的思维，才有了党国四十年的巨大发展。

 

如果和平演变能给一个民族带来和平与幸福，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富裕和强盛，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拒绝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阻止它。二战结束后，日本天皇诚惶诚恐地去拜见当时美国驻日本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说，我们的谈话与惩罚无关，而是探讨如何让日本重新站起来。可以说，近现代史上的日本有过两次和平演变，第一次是明治维新，第二次是战后重建。日本两次都没有拒绝，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把握了历史机遇。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二战后直到今天都没有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没有受美国的奴役和剥削。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很好地保留并传承了下来。这就说明，美国的霸权完全不同于早期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霸权。美国是一个有着上帝的公义与良善，勇于承担责任和道义的国家。

 

本来，因为珍珠港偷袭事件，日本人在美国人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美中两国在二战前后的超级友好同盟关系，在中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获得美国大力援助的历史机遇。但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夺取了大陆，外交政策倒向苏联而与美国对抗，使得这个历史机遇拱手送给了日本和韩国。最终，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世界扩张的战略需要，麦克阿瑟运用上帝的博爱化解了日本曾经种下的仇恨。脱亚入欧的日本再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都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可惜中国大陆却蹉跎了太多的岁月……

 

 

鉴于中共政府一贯的错误宣传和恶意解读，大陆的御用学者们跟屁虫似的一再误导，使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策略充满了敌意，对美国充满 了恩将仇报的怨恨，对西方自由世界充满了误解。由于毛泽东等人的自私和愚蠢，过分强调不同主义之间的对抗，将本应该属于中国的历史发展机遇化为了乌有。

 

在狭隘民族主义和假爱国主义泛滥的时代，客观理性地分析和评判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在2020美中新一轮较量的激化之年，“和平演变”策略既是旧话题也是新命题，中国人需要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角度和全球视野，运用新的文化历史观来审视它，正确地解读它。

 

希望中国人能获得昊天上帝的厚爱与祝福，有福气有运气去把握住新的变革机遇，避免祸国殃民地陷入战乱，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转型，结束思想的囚禁和精神的奴役而获得心灵的解放，进而为中华民族开创出自由民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