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余杰先生你好，听说来的时候在机场有点麻烦？

余杰：六号早上，一到机场就有一个便衣跟着我，行李托运的时候，他就叫了海关人员过来说做行李例行检查。我带的几十本教会刊物，以及帮朋友带的反右运动中的历史资料，以及我此次的几份演讲稿，据他们说只要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印刷品他们都有权查扣。我差点赶不上飞机，所以没有和他们过多争论，回北京以后我会请律师介入看怎样捍卫我的基本权利。

记者：你到香港后已经举行了三场演讲，三个题目都不一样，可以介绍一下么？
   
余杰：我在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浸会大学的宗教哲学系、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基督徒协会都作了专题讲演，其中有个一以贯之的大主题是：在中国急剧转型期，教会、基督教信仰起到什么作用，在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制度的重建中，我个人认为家庭教会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我这几次讲演有对家庭教会现状的分析和描述，比如近十年中国城市教会的复兴和发展，他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原来海外所比较关注的乡村教会，城市教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群体成为基督徒，从信仰的角度来参与公共事件、人权活动，使整个中国维权活动呈现新的气象。同时我也分析官方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来自儒家的这些治国观念，表面好听，但无法解决中国目前的危机，我其中一个讲题是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预测基督教精神在未来中国社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这种社会转型中，我也对比了向南非、和韩国的社会转型中，教会用爱、宽容、非暴力、公义这些价值理念重建社会避免了转型期出现大规模暴力、流血、冲突。

记者：城市教会发展的这样快是否意味着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的改善？

余杰：城市教会的迅速发展是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空间拓展的重要部分，面临不可逆转的潮流，不是当局有根本性转变要在中国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而是被动的作出一些调整。我这次也介绍了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官方在北京召开的两次会议，国务院下属的民族与宗教研究所主持，与会的有官方研究机构、大学、社科院。还邀请了十多位全国各地家庭教会的代表人物，甚至其中有些人此前几年受到严重逼迫甚至关押劳改，也让他们充分的表达意见，比如说有人直率的谈到应该解散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也有人建议取消宗教局。当然这些看法和观点不可能迅速转化为官方的宗教政策，但我觉得这样的会议显示新迹象，官方学术机构首次与家庭教会代表面对面的谈话，而且没有邀请三自教会的人，说明官方已经意识到根据原有制度，根据原本的水杯已经不能把家庭教会的水全部装载，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而且他们也看见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大的趋势我个人保持乐观评估。

记者：那么乡村家庭教会聚会频繁受冲击的情况有所改善么？

余杰：今年以来据我所知稍微有所好转，但我想还需要在一个更长时间内进行评估。因为上半年有两会、西藏问题等，所以基督教问题可能还不是重心，但这种稍微的放松能持续多久我认为还需要观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