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新翻出来再来探讨这个话题，有点时过境迁的味道，毕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其学术价值在西方思想界已经遭到广泛、系统地批判，在哈耶克、阿伦特、伯林、阿隆、波普尔等人的著作中，对它的谬误进行过手术刀式的专业解剖。而且，作为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苏联式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已经超过三十年，苏维埃政权统治的残酷真相也早已公诸于世。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它依然大摇大摆地行走在世界上，并得到那些不明事理之人的认同和称颂，而那些曾经反对和抵制过它的人们，沉浸在昔日对手——苏联解体的喜悦和胜利余欢之中，却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军突起所造成的潜在和现实威胁视而不见，相反，他们甚至轻率地将它纳入到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
在一个后意识形态的世界，人们的真理观和道德观趋于混乱，在尊重价值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受国际民主原则的观念支配，对共产主义体系的批判和清算并没有实质性展开。因此，有必要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权性质作一番剖析，重新审视它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对它的本质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又何谈自己在和它打交道的过程中所作的决定正确与否呢？无论如何，近一百年来给世界所引发的重大政治灾难，都能够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这种政治运动加以彻底反思吗？
 
与苏联的渊源
 
首先，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都和苏联有着很深的渊源，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例外。
回溯历史，中共的孕育、诞生和成长，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同时也得到苏联的扶持。它的理论基础、建党原则、军队组建、资金来源、党内精英的培养，特别是其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都是模仿和汲取苏联经验的结果；而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更是由苏联专家直接提供既定经验，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模式。
公允地说，没有苏联作为后盾和政治支持，就没有中共，更不会有中共夺权后的成功，换而言之，中国共产党，脱胎于列宁-斯大林主义，是苏联一手缔造和提携的产物。只不过，为了突出共产党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神化党及其领袖的英明，中共有意回避这段历史，无视或者淡化苏联在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其实是很多共产党国家通行的做法。然而，这实际上是背离历史真相的。这一点，应该成为人们研究和认识中共的起点。
之所以要溯及这段往事，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脉络，理解它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从本质上讲，中共直接移植和继承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联式政党。即使有一段时间中苏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其根源主要也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非源自国家或民族利益，原因在于中共反对苏联同西方世界的缓和政策，认为它走向了一条“修正主义”道路，从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
之所以要溯及这段往事，还因为有人出于各式各样的目的，将中共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意识地区别开来，认为两者不是一回事。在他们心目中，中共是一个具有东方神秘和专制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党，而不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式政党，以为通过接触和合作，可以影响和改变这种政权的性质。正是受这种错误观念的驱使，导致“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向中共全面开放，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败，中共利用西方提供的资金、技术、经验和自由的商业环境，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权力，说这是西方推行的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其实并不为过，只不过这一次繁荣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使共产党这台专政机器变得更加强悍。与此同时，利用西方的自由价值，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悄无声息，却又是极富耐心地向西方社会进行渗透，并且卓有成效，这是当年的苏联做梦都想做却又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也从历史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实施遏制和封锁的政策是正确的。
判断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是保守的民族特性更多一些，还是更加激进，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倾向于向非共产党世界的扩张，这其实只有纸面上的意义。苏联，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领袖，这并不妨碍它以俄国作为承载其政治权力的策源地，而中共虽然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和独特性，这也同样并不妨碍它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奉为绝对真理。有一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往往会树立一个或数个国外的敌人，将人们的视线从国内的政府压迫体系中转移，而共产主义政权虽然同样为自己树立了敌人，但却并不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内统治的需要，甚至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它对敌人的界定，从根本上来说是源自其意识形态的内在驱动。正因为如此，中共眼中的最大敌人，并不是在地缘政治层面和历史上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俄国或日本，而是遥远的美国。原因在于，在苏联式共产主义的传统观念中，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是最后也是最难以攻破的意识形态堡垒。
事实上，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可能真正做到与美国，乃至与整个西方世界和平共处，这同样应该成为认识和理解共产党政权的一条原则。一个由马克思的理论塑造出来的政权，从一开始，它就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与非共产党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一种永恒的敌对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无法调和的，除非它的权力之手已经抵达世界的尽头，否则它就不会放弃它的扩张、进攻和征服的步伐。如果它在某个时期恰巧停下了脚步，这只是它出于迂回前进的策略考虑，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保存自己，并为此积蓄力量，而不是它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谬误和非理性，从根本上与客观的现实世界达成了妥协。
 

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政权中的地位和运用
 
要评估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实际应用程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是马克思本人，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事物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更何况要将一个人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完整地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因此，人们常常能够从那些原教旨主义最浓厚的共产主义政权中发现非马克思主义的成份，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性质。在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中，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原理和基本框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共同样如此，这一点，连它自己也直言不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运用，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在世界观的层面上，中共严格以无神论原则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从纯粹的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而在现实中，这套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完全被曲解为一门庸俗化的物质主义学说，否定人的精神和灵魂属性，将其视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摒弃。
鉴于此，它与任何形式的宗教都处于紧张的状态，在它眼中，宗教是原始、落后、蒙昧和迷信的产物，随着历史的进化，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主张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无神论原则将取代宗教统治人的头脑，而党的历史目标之一，便是要促进这种进化的速度，清除宗教赖以存在和生长的土壤，并最终消灭宗教。
（2）相信历史进化的阶段论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达，通俗地说，它是生物进化论在历史领域中的实际运用。共产党认为，历史的进程是有迹可寻的，它总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社会形态逐步演进，一方面，它相信，历史是朝向未来无限开放和进步的，另一方面，它同时又相信，这种进化是有终点的，这一终点便是共产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的降临。而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作为一支先进和进步的政治力量，推动和引领世界朝向这一目标前进。
（3）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深层次的，是根本的，它们之间必将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哈米吉多顿之战，最终，社会主义将获得全面的胜利，取代资本主义成为未来的方向。而在现实中，这种矛盾就体现为共产党社会与西方的自由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共产党眼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明明白白地写在马克思的先知书中。
而且，在最终的决战没有到来之前，根据历史演进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可以并不急于在各条战线上摆开决斗的架势，它甚至还会在有求于西方世界的时候，主动放低自己的身段（虽然，它在国内从不承认这一点），争取得到西方的同情与支持。但是，不要被这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从此就改弦更张，它所作的一切不过是在为那场终极决战的到来处心积虑地做长期准备。毕竟，中共是在“生产力”落后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这一点或多或少与马克思的预言有些背离，它必须整合一切资源为己所用，赶超它的对手。
这种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和负重前行，如果不是充分熟悉它的哲学思维和政治特性，外部的观察家们是很难理解通透的。当一些西方精英们为自己在改善其所在国家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沾沾自喜时，殊不知他们正是在培养和壮大自己的“掘墓人”。
（4）当社会主义的改造目标完成以后，便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共产党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真理地位。今天，中共并不需要再将马克思的说教成天挂在嘴边，因为整个国家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组织起来的一台战斗机器，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国家，他们只能严格地服从国家的命令才能安全地生存下去，而党则自上而下地规定和组织全部社会生活。党的工作核心在于计划、维持和稳步推进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运动，其目的旨在确保历史的实际进程与马克思的预言步调一致，并及时清理与其背离的一切异端力量。
 
 
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它从根本上是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审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以此来决定与非共产党世界的亲疏远近。虽然它总是强调利益在国家间交往的重要性，但是，这只是一套迷惑人的表面说辞。总的一条原则：只有当利益与意识形态相互协调时，这种利益才会真正得到认同，而当利益背离了它的意识形态原则时，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回归到意识形态的保守立场上来。党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比人们通常理解的利益更高的是，它在历史进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使命。
鉴于此，在识辨中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效，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仍然具有可供参考的实际价值。
首先，是对待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这些国家内部发生了什么，不论它们的国际声誉是如何臭名昭彰，也不论双方平时存在多么大的利益冲突，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共产主义中国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从政治上支持它们，并且彼此支持，共同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因为它们是天然的意识形态盟友。
“冷战”结束以后，此类国家在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正因为如此，才显得保持彼此间团结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它们共同捍卫的整个神圣事业的前途。
其次，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泛自由主义世界。共产党明白，不论与它们的关系在平时有多么“亲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所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这些自由世界的成员同时也就是被先知所咒诅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除非它们主动改换门庭，否则，从长远来看，属于这一世界的国家最终将会是它的敌人。
对待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们，共产党社会总是对他们怀着深深地戒备、疑惧和敌视的态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受到教唆，认为那些人都是来自敌对或不友好国家，虽然，在那样的社会，同样有阶级和等级之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烙印并没有明显地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因此，这些人从总体上来说都带着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俱来的原罪，受到暗中猜忌和监视，另一方面，人们也害怕反过来被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们随身携带的观念病毒所改变，从而使自己遭到周围环境的排斥和隔离，因此，即使已经不再完全相信党的宣传，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人们也会自动地与来自西方社会的成员们保持距离。
久而久之，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或者在共产主义中国有着利益诉求的西方人，为了适应这种总体的精神氛围，会变得同共产党社会的成员在观念上逐渐趋同，特别是在对待共产党政权的态度上，这种变化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迄今为止，我们无从得知，共产党的政治收买和宣传在非共产党世界的渗透程度。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此类国家为数众多，出于历史（比如：战争、殖民主义）、地缘政治或现实原因（比如：宗教和价值观），这些国家或多或少与西方世界存在潜在或公开的冲突，并且，这些国家大多有一个政治上的共同点，即都存在一个独裁、专权的专制政府，此类政府形式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地亲近感，同时与西方推崇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
因此，它们虽然不是共产党政权的同路人，但是在抵制和反对西方及其自由价值对本国内部渗透这一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却是一致的。中共所推行的，就是坚定地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内的统治秩序，为西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广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制造麻烦。同时，为这些观念落后的国家提供一盏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这盏明灯与西方世界的自由制度和现代化版本截然不同，但是却与非西方国家有着相似或相近的权力逻辑，通过这种政治上的联合，给西方世界集体施加压力，不断削弱它们共同的对手，而共产主义中国得以巧妙地扩张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四、共产党政权的内部统治真相
 
总的来说，一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在严格的政治纪律、残酷的镇压和对经济的全面控制的基础之上。首先，党的领导制度是不容质疑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党就是真理的化身，它不但统领其所统治下的国家，而且还驾驭着整个历史，因此，党所作的每个决定永远都是正确的，而且也必须正确，即使下一个决定与上一个决定相互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悖论，也丝毫不会影响到党的英明，无损于党的权威。而全体党员对党的决定无条件加以接受，一方面是出于训练有素、严格服从的纪律意识，另一方面，是辩证原理和相对主义思维在他们头脑中的灵活运用，使他们能够同时接纳两种乃至多种相互冲突的观点的合理性，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到神经错乱的巨大痛苦之中。
党的领袖是无比神秘的，他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存在，他与身边哪怕是最亲近的人都必须保持无限遥远的距离，这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因为党的领袖是真理的代言人，他不仅要高居于所有人之上，而且还必须凌驾于整个世界和历史之上。试想一下，如果一旦证明党的领袖和其他人一样，具有人性所共通的真实情感，拥有与普通人一样的优点和缺陷，如果能回归到常识中来，作这样一种平行的比对，就足以危及到整座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因此，在一个共产党社会，持有这种平等思想本身就是一桩大逆不道的严重罪行。
党的命令由党的核心领导阶层作出，最终由领袖决定，通过自上而下的纪律和等级秩序，逐级扩散到党内权力结构的每一个层级，直至全体党员。事实上，即使在党内，真正的政治生活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党的各级组织，只是在被动、僵化、教条式地接受来自党的命令，做“党的传声筒和搬运工”。而党员，很少有人是因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出于真实的信仰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恰恰相反，他们对信仰的理解来自于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解释，这完全符合党对“迷信”的经典定义。
党不允许它的成员们自由地讨论政治及理论问题，不允许他们拥有独立的见解。因此，不要指望党的成员们会接受党允许之外的任何思想，哪怕这些观念是司空见惯的常识，他们也会本能地加以拒斥。他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服从党的命令，党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党要求他们冲锋陷阵，他们就勇往直前，党要求他们偃旗息鼓，他们就原地待命。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只不过是一群掌握着巨大权力，同时又极度缺乏理性和轻率盲从的乌合之众。
党通过纪律来凝聚和约束它的全体成员，而对于普通群众，党则通过镇压和恐怖的手段来迫使他们服从。事实上，当阶级战争结束以后，社会主义便从理论上进入到一个无阶级社会，作为专政的暴力工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虽然，由党定义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公开或潜在的矛盾却并未因此消失，冲突的双方转变成作为统治集团的党与被统治的人民。由于党的目标是要实现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它必然要求全方位地赶超西方的自由制度，并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取而代之，从而证明社会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这种制度与生俱来的缺陷并不足以支撑它的政治野心，因此，它只能有选择性地将资源投入到在它看来重要的领域，比如，军事、工业、新兴科技，还有象征进步和现代主义的城市化水平，以及权力的自我保存，因此，党的目标与人们的生活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必须服从和支持党做出的所有决定，承受历史压在他们身上的全部重量，同时却得不到来自国家的任何帮助，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因此，只要一有可能，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摆脱党的强制，专注到自己的个人目标上来，他们总是对自身的处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是，却对改变无能为力。事实上，在一个共产党社会，这种不满的情绪本身就带有政治性和颠覆性，对于党来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总是远远低于党要求他们做到的（实际上，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破坏和干扰到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因此，今天，党的敌人不再是来自国内的反动势力，而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这是党的镇压机器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更进一步持久强化的原因。
确保党的有效统治，迫使人们俯首贴耳的另一个手段是党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对个人财产制度的攻击，以及经济的国有化，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形态。党对自由企业制度始终保持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产物，同时，自由企业制度与一种全知全能的政府形式本身就是相互冲突的，注定了它是党的天然反对力量。今天，中共通过行业壁垒、准入制度、税收、金融、行政、法律，乃至直接动用警察的力量，将自由企业严格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既让它们为党的目标服务，同时又使它们不至于摆脱党的控制。但归根结底，这只是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一项临时性行为，从长远来看，这种自由企业是必须取缔并要予以消灭的。
对待个人财产权同样如此，这既是马克思理论的要求，同时又是党的统治的现实需要。个人财产权一旦被真正合法化，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可以不再需要仰仗党的鼻息生活，即使他们在表面上不反对党的统治，但是至少，党不再有道德上的理由去干涉人们的私人生活，这是党的目标所不允许的。
实际上，今天中共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不是制度）所作的调整，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首创之举，它不过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应用，即在不危及意识形态体系完整性和党的领导制度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济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的存在。共产主义的统治经验表明，党的经济政策，永远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全面计划的“战时共产主义”，另外一种，就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新经济政策”，并且往往是两种政策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交替使用，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因此，将共产党的这种修正政策当作神话来加以美化，从根本上来说只看到了其表面的变化，远远没有触及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
必须看到，人们生活在政治高压和生存压力的双重压迫下，即使在革命完成以后的和平时期，他们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总是异常谨慎，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踩踏到某个事先并不知情的禁区，从而招来党的报复。在平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疲惫应付以及由此产生的悲观厌世的真相。
由于没有公开的民意调查，现在无从得知，人们在内心里还有多大的热忱来支持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甘当历史前进的垫脚石。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这种热忱消退，必定会削弱党的权威，并进一步软化和瓦解党的铁腕统治。只不过从目前来看，这种迹象还未出现，由于党不允许有独立于党之外的社会组织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公开的竞争和反对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的统治就固若金汤，有句谚语说得好：湖深出水怪。
 
五、结论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与政治权力有关的独裁统治，它是一场由独特的政治哲学作支撑，有着自身内在逻辑的意识形态运动，而共产党，也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党派，它是一支行进在历史真理道路上的先遣部队。受其信仰所支配，党的目光是长远而又深不可测的，它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更不会因为一时的挫败而失魂落魄，它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野心深深地隐藏在现实世界的最底部。如果不从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它的动机，人们很难用一种目前通用的政治语言来准确地分析和概括它的行为，因为这样得出的结论将永远是似是而非的，即使不离题万里，最起码也会不得要领。
那些对共产主义的统治真相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可以从最简单的途径入手，从它招募其成员的宣誓词开始，去认识它：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今天，有必要说出真相，指出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们，其实并不像他们自以为是的那样，他们既不英明，也不正确，他们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他们只是人类成员中的普通一员，并且是极为普通的一员。这场以历史名义发起的救世运动，从它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就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从历史本身的眼光来看，它必定是昙花一现，也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2019年10月10日
写于被“取保候审”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