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华不忧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眯着眼，听着音乐。
这是一首哀婉忧伤的曲子，音调忽高忽低，音速忽快忽慢，长笛和双簧管交替演奏，配之以简单的和弦伴奏，似一个思乡的游子，在一个满月的晚上，站在广袤的原野，向着故乡的方向倾诉。
这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作品《自新大陆》，是女儿乐隽托人带给他的。女儿在信中说，如果想她了，就听这首音乐，那是女儿在异国他乡向父母倾诉思念之情。
华不忧从没听过西洋乐曲。他年轻时接触过中国古典音乐，喜欢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欣赏这首曲子时，他仿佛置身于金戈铁马的战场，听到了得得得的马蹄声，咚咚咚的击鼓声，当当当的刀戈撞击声，以及撕心裂肺的呐喊声。那时候的他不仅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更是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向往血与火的战场，恨不得奔赴前线和他的战友们冲锋陷阵，打碎这个人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崭新的新社会。他还喜欢古琴演奏的《广陵散》，崇拜那个刺杀韩相的聂政，他曾在听完这首曲子后突发奇想——他想效仿聂政，潜入敌营，刺杀一个国民党将官，演绎一出轰动全国的壮举，鼓舞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友，如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如加、库、瓦刺杀海德里希。他现在一想起这些事就羞愧不已，感慨当年是多么幼稚、可笑、荒诞不堪。
他的父亲有一架手摇留声机，在为数不多的十几张唱片中，就有这两首曲子，他回沔城时几乎每天都听。
父亲认为这两首曲子不好，建议他少听或不听，向他推荐了古琴曲《梅花三弄》，告诫他，做人要有梅花一样的品格，他认为那是小资情调，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是这种格调。
后来他成了右派，忙于生计，没有欣赏音乐的条件，恢复工作后，他工作繁忙，家事烦杂，没有欣赏音乐的心情，现在老了，满大街的流行歌曲激活了他心底里的音乐细胞，他的脑子里满是跳动着的音符。女儿托人带给他的磁带让他第一次接触了西洋音乐，他一听即醉，有如“子在齐闻韶”，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
老伴罗梅发现他又在听这曲子，知道他又想女儿了，就轻手轻脚地出去，把门关上，或到菜场去买菜，或到广场上去跳舞，把老头一个人留在家里。
华不忧的四个孩子中，最让他省心的是老伴带过来的大女儿晓菊，她早已嫁人，大孩子已经十五、六岁，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乡下，逢年过节，晓菊和大女婿会带着外孙进城来看外公外婆，给他和老伴置一身新衣、新鞋。大女儿的追求很实在，就是有吃有喝有钱用，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最让他不省心的是幺儿子乐水，哀莫大于心死，他已经对这个儿子不抱希望。大儿子乐山同他大姐一样，追求不多，小富即安，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事原则，与世无争的生活在这个世上，除了挣钱，除了希望儿子姑娘有出息，除了希望命运多眷顾他的家庭，没有过多的想法。小女儿乐隽自小体弱多病，弱不禁风，是一个现实版的林黛玉，他只担心她的身体。她自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从不惹是生非，他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让他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甚至让他魂牵梦萦、朝思暮想。
一九八三年，她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修学法律专业。
大二那年，她写信告诉他，她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她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春天到了，百花开了，五彩的蝴蝶在花丛中穿梭，我穿了一套花衣裳，在花园的小径上蹦蹦跳跳，我是蝴蝶吗？蝴蝶是我吗？我们的文学社叫乱花社——乱花渐欲迷人眼。”
大四那年，她又给他写了信，在信里对他说：“虽不是冬天，却有了冬的寒意，花园里的花凋谢了不少，但还是有几支梅花在严霜中怒放。没了蝴蝶，没了蜻蜓，没了燕子的呢喃，只有乌鸦的聒噪。我们的文学社改了名，不再叫乱花社了。校方说，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名后的文学社叫浅草社——浅草才能没马蹄。在这个国度里，我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以为自己是花朵，猛然发现自己不过是一株小草，一株卑微、猥琐、轻贱的小草。”
她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法学硕士，她的思想，她的世界观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形成的，环境造就了女儿。
他曾在五月底收到过女儿的来信。女儿在信中说，我和全国几百万大学生是和平游行、和平请愿，绝不是动乱，更不是暴乱。我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新闻自由，要求结社自由，要求民主选举，这些都是宪法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们的这些权利与生俱来，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这个专制体制无端地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和平游行，我们和平请愿，是在提醒他们，这是我们的东西，请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女儿的这些话，在华不忧听来似曾相似，这些都是他年轻时说过的话。
他也曾是一个爱憎分明的青年，被历次的政治运动折磨成了没有脾气的糟老头子，就像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被岁月的风雨浪涛打磨成了一块光滑圆润的卵石，躺在世俗的河滩上，任凭风吹雨打、潮汐冲刷，没有怨气，没有怒气。
四十三年前， 他考入了武汉大学。
这是一所风景如画的大学，座落在珞珈山麓，东湖岸边，校园内四季常青，鸟语花香。华不忧遵从父亲的教诲，立志学有所成，日后好光耀门庭，造福社会。他朝乾夕惕，夙夜匪懈，学而不厌，笃学不倦。他的同学嘲讽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使学富五车，也是一个腐儒，于国于己无益，可他不以为然，依然故我。
李教授是华不忧最喜欢的老师，他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华不忧喜欢他的课，常常向他请教一些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李教授为人谦和，诲人不倦，也喜欢华不忧这个学生。
华不忧来到李教授的家里，他要向李教授请教。他刚刚看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这本书中讲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做些事情，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个人私利很重要，有了私利，也就有了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国家的富裕。华不忧还看过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在这本书中强调，人类在慈善的动机下，意图与行为是一致的，他主张“同情”，强调人类应该在和谐友善中，携手走向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华不忧认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国富论》主张私利，而道德情操和私利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教授对华不忧的治学精神很赏识，他向华不忧系统地讲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指出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里，道德情操和私利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达成相同的目标。
临走时，李教授交给他一本名为《社会学大纲》的书，对他说，研究经济学避不开社会学，这本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一个月后，华不忧来到李教授的家，兴高采烈地向他汇报了学习心得，他说，这本书写的太好了，他看后收益良多，特别是第四、第五部分，让他清楚了社会的经济构造，明白了社会的意识形态。
李教授说，还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你也应该好好看看。
华不忧说，我对唯物、唯心，主观、客观，总是把握不准，弄不明白。
李教授说，你要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明白就好了，我研究了几十年还没完全搞懂呢。这本书你先不用还我，慢慢看吧。我再给你一本书，你拿回去好好看看。说完，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书，交给华不忧，对他说，研究经济学，这本书一定要看。华不忧一看，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半个月后，华不忧又来到了李教授的家，对李教授说，他已经看完了《资本论》，有些问题要请教李教授。
李教授说，我们一起探讨吧。
华不忧说，他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他们开始辩论，辩论了几个晚上，华不忧终于认同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同了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认同了资本家剥削工人。
他离开李教授家里时，李教授又递给他一本书，他接过一看，书名是《共产党宣言》。
华不忧与李教授接触多了，就不再客气了，到李教授家里更勤了。李教授家里订了一份《新华日报》，他常常拿起来就阅读，他慢慢了解了共产党，慢慢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他发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更开明，更讲法制，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郑重承诺，要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
华不忧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他认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发生了较场口流血事件，知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被特务打伤，他义愤填膺，毅然和同学们上街游行。
同年七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他毫不犹豫地和同学们上了街，愤怒声讨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他的这些表现得到了几个学长的肯定，他们找到他，与他交心谈心，吸收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学生沈崇的恶性事件，他和他的同志接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们在某月某日发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华不忧第一次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后来，他和他的同志鼓动同学们参加了声援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游行示威，鼓动和领导了有大学生和市民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鼓动和领导了武汉市民的“抢米运动”，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他和他的同志组织武汉市民迎接解放军进城。不久，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安排他担任了沔城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一九五七年，他在整风运动中说了真话，被打成了右派，遣送回老家监督劳动，他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这才发现他的党是一个主要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政党，是一个崇尚暴力、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政党，是一个毫无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只知膜拜威权的政党，是一个比国民党更加独裁、更加专制的政党，由这样一个政党组建的专制政体就是一个政治绞肉机，任何人都可能被这个绞肉机绞成齑粉——包括它的领袖，它的统帅。
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是自作自受。
而女儿，则与他不同——她在主张正义。
面对女儿，他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