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显宁：补课

 

这本书——《悲愤与抗辩》，龚铭栋著，上下两卷，362页，45万余字，翔实记述了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西师（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校园里的学生选ju运动、学生文学社团及社团活动，以及学生中的风云人物王康、罗立为、陈敏、黄云开等，和前辈教授吴宓、董时光、谭优学（注1）、曹慕樊（注2）、孙铭勋、秦效侃等先生对后辈学生的影响。自然，也记述了一些与前辈们有关的前尘往事——他们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的命运、反思，及其对后辈学子的启示。因作者龚铭栋先生本人就是积极投身于那场运动的亲历者，加之记述细致，因此即便事过40年，依然使我这样的局外人读起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上图为《悲愤与抗辩》封面）

 

 

 

 

 

说来汗颜。恢复高考后，我虽然与书中人物同时考入西师，并同在西师校园读书4年，但对那场运动却充耳不闻以致“素昧平生”，如果用时下的话来说，当年的我，应属今日雾霾之下的“岁月静好”者。假如不是毕业20年后走上网路，在“网络大学”中偶然幸遇，进而“认识”吴宓、董时光、王康、罗立为等一批西师前辈教授和77、78级“新校友”，即使现在得到这本书，恐怕也不会产生阅读的兴趣，更不可能被深深触动而写下这篇读后感，那真的就与母校这些杰出的人物和发生在母校那场足以进入历史的事件失之交臂了。因此，此书于我而言，是一部补课的教材。（上图为《悲愤与抗辩》插图）

 

 

到如今，书中记述的人与事已过40年，内容几乎尘封。吴宓先生在1978年3月我们进校前两个月，因在文革批斗中被摔断一条腿，打瞎一只眼，老病体弱无法自理，已被妹妹吴须曼接回陕西泾阳老家（次年病逝）。董时光先生更早于吴宓先生瘐死在大凉山雷马屏劳改农场（一说云南铅锌矿），尸骨无存。死因、埋骨之地至今众说纷，没有定论（我曾写长文《董时进、董时光兄弟生死劫》记述）。王康先生也不幸于今年初病逝于疫情笼罩下的异国他乡。

 

40年风雨苍黄，人去物非。但此时此刻打开此书，无言的文字却把逝去的火热时代推到面前，顿有热浪扑面之感。毋庸置疑，上世纪80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是难以消退的——“四人帮”倒台，动luan结束，改革开放、万物复苏。正如当年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多灾多难的人们终于有了盼头，“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成为共识和梦想。

 

 

 

 

 

当时，在那片“希望的田野上”，最活跃的当属恢复高考后踏入校门的大学生群体。在这批经历过文革浩劫和上山下乡磨难的年轻人中，不乏先知先觉者，他们没有止步于考上大学，或满足于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而是在继续深入思考过往的灾难和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而大学这座知识的殿堂正好为他们装上了放飞思想的翅膀。于是，他们成为了“新时期”大学生中的精英人物。（上为《南方人物周刊》作为封面照的王康）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西师校园里出现了黄云开、王康群体，出现了春潮涌动般的学生选ju运动和1980年10月23日由陈敏、黄云开、罗立为三名学生竞选人联合举行的演讲大会。这次联合演讲规模宏大，纷至沓来的人潮填满了偌大的学校网球场和周边的小树林，三名竞选人的演讲更使人耳目一新。 

 

 

 

 

 

陈敏以“MZ选ju——直面学生会问题”为题开讲。黄云开以“MZ选ju ——先进性、广泛性、代表性与和谐性”为题跟进。罗立为则集中演讲“MZ选ju ——历史、现实与未来”。写到这里感觉颇为尴尬、遗憾：为了不被删除、屏蔽、404，只好把民主这个美好的词语用拼音MZ表示，把选举、动乱写成“选ju”、“ dong乱”。

 

网络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它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信息交流，使世界进入到信息时代，对于传播知识、开启民智、推动社会发展等功不可没。但残存的专制势力出于对文明的恐惧，反逆历史潮流而动，修建网络高墙封锁正义的声音，屏蔽传播文明的信息，生生把互联网变成了局域网。人们为了躲避封锁，无可奈何地用拼音或同音字，或故意用错别字代替本来的意思。于是，在专制机器对祖国文字发动的恶毒攻击下，高墙之内便出现了这样亘古未有的荒唐场面！

 

据《悲愤与抗辩》记载，三名竞选人40年前的演讲居然还安排了互动程序，据该书上卷P.65-69记载：“演讲后，互动阶段场面热烈感人，三位竞选人走下演讲台，回答选min问题。”罗立为在回答完某个问题，谈到对这场演讲会的感受时说：“ ‘我认为，从今天起，我们完全可以把民/zhu和zi/由视为我们的宗教！’他的回答酣畅淋漓，因此赢得了围观者的阵阵掌声。”

 

王康则激情洋溢地对大家说道：“选min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明白，这绝不是他们几个选min的成功，而是我们全体——整个西南师范学院所有的选min，不！应该是所有的选min的巨大成功！”

 

这样的情景，即使放在40年后的今天，无疑也会产生轰动效应。难怪，罗立为和陈敏在这次选ju运动中最后当选为西师所在地重庆市北碚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云开高票当选为西师学生会主席。

 

自然，这种富含“敏感磁”元素的人物与活动难免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反应，但在80年代那个大背景下，学生们对“有关方面”的反应的反应更加强烈。于是有了联合演讲会半个月后西师学生“普通人”文学社的成立。

 

文学社由王康为主一手策划，成立前已被“有关方面”多方劝阻。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追求民zhu的大学生听得进去么？据该书下卷P13-20记载：“1980年11月10日晚上……‘普通人’文学社在西师中文系破旧简陋的3318教室正式宣告成立……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回荡在会场，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笼罩着。在西师办学近三十年历史当中，肯定没有出现过这样富有现代感的民zhu场面。”500多来自本校和重庆多所高校的学生参加了成立大会，“完全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

 

王康是经民zhu投票选ju出来的“普通人”文学社首任社长。在开场白中，他介绍了文学社的筹备情况和文学社的宗旨。接着，他“号召大学生要敢于做赫尔芩和鲁迅那样的旧体制的挑战者”，直言不讳地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苏拉》、《青春之歌》、《艳阳天》等等中苏文学经典为 “丑陋不堪的文学赝品……我要负责任地忠告各位朋友，那些虚假无耻的东西，它们不是文学！它们打着文学的旗号、披着文学的外衣，在肆无忌惮地调戏文学、糟蹋文学，严重败坏文学的声誉，毁灭文学的生命！”

 

这样的见解，时隔40年听来也如电闪雷鸣，震撼人心！因此使我这样的局外人也“顿有热浪扑面之感。”难怪西师校友、素有才子之称的中文系77级学生郭虎，读后激情难抑，草书七律直抒胸臆：

 

 

 

 

 

 

 

《普通人》创刊号可谓洋洋大观。仅王康执笔、张鲁配合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初痕——西南师范大学民主选举侧记》就有86000多字。小说、诗歌、散文……内容丰富，印制出来一定大受欢迎。然而，然而不说都能猜到结果：在印制过程中因被“有关方面”发现立即被叫停，接着就要求王康们老实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严肃追查。虽经王康们多番力争，这期《普通人》最终还是无果而终，王康也从首任社长成了末任。1982年毕业分配时，参与“普通人”文学社的骨干分子们在人人过关被清查之后，个人分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始作俑者，王康更免不了大吃苦头，他之所以“没有被驱赶到‘甘阿凉’，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是因为当时出台的‘国家分配政策’对‘带薪学生’有相关的‘原则’和‘规定’”。后来王康在回忆当年自己的分配情况时说：“当我去八中报到时，那位神色紧张的中学校长周明远私下对我说：王康，你可是没人敢要啊，你在西师搞民zhu……”（《悲愤与抗辩》下卷，P.147）上为吴宓先生

 

感谢龚铭栋先生写成此书，让那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留存于世。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此书不能叫书——没有书号、不是官方出版，官方目前也不可能出版——只是自己打印，装订成册的两大本资料，但其价值却并非完全由这些因素决定，更不由是不是以“书”的形式来决定。假以时日，当喧嚣退潮、尘埃拂去之后，能进入历史的，可不是它们——某些堂而皇之“正式出版”，甚至得过官方这大奖那大奖的“正式”书籍，而是《悲愤与抗辩》这样素面朝天的诚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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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谭优学(1918-2006年)，四川武胜人，中共党员。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西师中文系教授，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读，1988年离休。王康《来路与去向》记述：“谭优学先生青年时追求进步……后遭政治迫害多年，晚年才得以重返教坛，讲授古文。谭师每堂课都是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嬉笑怒骂，所寄深广，经常令学子或一片哽咽，或满室唏嘘，或哄堂大笑……感谢谭先生，让从小只知践踏古人、诽谤传统的我们这一代，对前贤先哲多了几分敬意，几十年蔓延浮嚣的现代狂妄有所收敛。”

 

（注2）：曹慕樊（1912-1993年），四川泸州人，西师中文系教授。金陵大学毕业，曾任西师图书馆副馆长。王康《来路与去向》记述：“1957年曹先生因言获罪，在一次批斗会上威武不屈，直面邪恶，竟遭皮带击面，左眼几近失明。曹先生数百万字学术著作，便是在双目微明中写就的。文革中，吴宓往中文系请求退还存款未果，曹先生路遇流泪而返的吴宓，当下便以同样的‘牛鬼’之身，面见中文系负责人，仗义执言，慑服群小，竟为吴宓索回全部存款4500元。1980、1981年两度秋冬，曹先生曾带我往数十位前‘右派’处，搜寻那段历史。他那柱杖缓步，瘦削的身影，沉潜的缄默，深长的叹息，永在目前。”

 

谢显宁  2020-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