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泳新：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四）

 

 

 

 

 

第四章 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

 

第一节 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

 

　　由文辉抗 叶健君主编的《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报道， 

　　“1947年，毛泽东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并建议他取道哈尔滨，以使他的莫斯科之行不走漏任何风声。

　　斯大林希望毛泽东访苏不要声张的考虑，有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两周后，斯大林来电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21日占领延安 ，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以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

　　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

　　1948年四五月间，陕北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本来，中共中央已经与苏共中央商定，毛泽东在7月访问莫斯科。但是，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决定提前到苏联,如果可能，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三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访苏似乎成了定局。

　　但斯大林出尔反尔，再次从苏联国家利益考虑推迟了毛泽东访苏，正当的理由还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已经做好准备的毛泽东虽然心中不快，但还是复电给斯大林，同意将出访时间稍作推迟。

斯大林内心顾虑重重

　　两个月后，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以粮食征购工作刚开始，苏共中央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为借口，请毛泽东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斯大林最大的难言之隐是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这次访苏心情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子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斯大林后来做自我批评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推迟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也还算比较实事求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并对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他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大局甫定，毛泽东又急切提出了访苏问题。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苏。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有关。毛泽东见到斯大林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责的。””（《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辉抗 叶健君主编）

    这里我要提出，为什么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呢？真正的理由是，斯大林怕的是泄露了风声，为美国与英国以及蒋介石知道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相互勾结，以推翻美国、英国、苏联、蒋介石共同规定了的二战战后秩序中由蒋介石国民党负责中国及东亚事务的这条准则；从谋略上讲，这叫策略必须服从于战略的需要的原则；从而能实现斯大林原先设计的战略目标，即努力造成中共彻底打败蒋介石的“既成事实”，以迫使美国与英国同意“修正”美国罗斯福当初定下、并获得英国苏联中国同意的那条准则—“战后秩序中由蒋介石国民党负责中国及东亚事务的准则。”

 

第二节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

 

    

    战局进入到1949年，中共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于是斯大林秘密地派出了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秘密磋商。这时还不准许公开。    

    从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留下的前苏联历史学家研究资料，基本上看出了斯大林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高领袖是怎么样地实施他的隐蔽战略，以领导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实现“打败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一初步战略目标的客观全貌与概括。

    关于斯大林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 》说，“据上述情况判断，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孟泳新评论：这就是需要实施隐蔽战略的“隐蔽二字”的关键之处。）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会谈中，曾屡次提及前几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新阶段军事行动期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作用和形式问题。2月4日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个问题得以从总体上概括。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谈及此次会谈内容时写道：“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援助。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方面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孟泳新评论：罗荣桓赴莫斯科争取了多少苏联援助的问题，对本文的论述，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只能解释，为什么当时作战双方的领导人为何对战争进行的预估的差距如此之大，像傅作义蒋介石认为，陈长捷凭借天津城防攻事能守住天津至少能三个月；而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原因在于共产党从苏联取得了先进的武器，而傅作义他们对此却毫不知情。长年在战场的双方领导人他们的判断都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大致应该是不相上下的。）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适当的援助。

    从1949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到，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毛泽东说，但事实又的确不能否定，即占苏援四分之一的贵国对东北的军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节选自《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 》， 作者：安·列多夫斯基， 李玉贞译）

    对于斯大林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我在这里还可以讲一个故事。这是毛泽东访问苏联前夕，“这时期，一个香港工商业代表团在见到毛主席时说，高岗在东北只挂斯大林的像，而不挂毛主席的像，这就更加增添了毛主席对高岗的怀疑和不满。”“1949年12月，毛主席去苏联访问时，途径沈阳，毛主席在此停留了一下，确实注意到了东北没有挂毛主席的画像，只挂斯大林画像。毛主席观察后十分生气。沈阳市委书记向毛主席汇报说，高岗和林彪为庆祝斯大林70大寿准备了一车厢礼品，并将其挂在了毛主席的专列上。毛主席听后表示：‘把这节车厢摘下来，把礼品卸下来，分一半送到高岗家，另一半送到林彪家，并告诉他们，我们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着礼品，东北现在暂时还属于中国……’（参见（苏）柯瓦廖夫答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贡恰洛夫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引自于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二分册第559页）

    从本节所讲的斯大林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和中共在东北最高领导人高岗林彪对斯大林感激之情的故事，甚至可以从这一来一往之中明显地看出、直接地证明了本系列文章的逻辑推理、全部历史事件事实判断部分的核心思想：是斯大林隐蔽战略造成了毛泽东打败蒋介石以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是上一判断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决断参加朝鲜战争对抗联合国又是上一判断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从这一来一往之中能看出本系列文章全部历史事件价值判断部分中的核心思想：是斯大林隐蔽战略和毛泽东隐蔽战略都是严重违反了正义与良知的，在这历史事件价值判断时每个人的心里必须树立我们良知派与胡适求是派、毛泽东求是派之间重要的区别之一，我们良知派认为，决不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 ；而胡适求是派、毛泽东求是派则认为，“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斯大林隐蔽战略与毛泽东隐蔽战略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行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隐蔽战略是不正义的，必然最终为人所识破，为历史所唾弃。

    “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请注意有苏制的武器，（注意，不仅仅是通常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缴获的破旧的日本武器”）正是有了苏联制造的先进的武器，林彪军队才能迅速地打败蒋介石。这是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也是以后进行历史事件价值判断部分时的一个重要依据。后面一句话“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两段话，对应的就是，斯大林毛泽东要搞的“隐蔽”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这就是隐蔽战略的“隐蔽两字”的实证。在这里就必须排除，共产党对年轻人洗脑时所常讲的“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

    在人们对斯大林、毛泽东这类人进行心理活动研究时，特别是讨论毛泽东对同一事实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说法时，常常会发现使同一个判断可以作出相反结论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证据，这就是考验你识别能力的时侯到了。你可以先暂且放一下；待找到另外的证据后再回来做出你的判断。千万不要像大陆共产党求是派历史学家们那样化费大量时间去做毫无意义证明，自己受骗只是影响到自己没有取得研究成果，将毫无意义所谓证据公开，那就只能误导其他人的思想。

    据我本人的经验看，对林彪东北野战军取得苏联的大量援助之事，好几十年前我曾经看过大陆一部有关国民党高级俘虏的电影中曾出现过有个国民党高级俘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共产党军队使用的XX先进武器是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影片没有回答与答案。看过后，我回味了很久。后来见到李玉贞上面的译文后就马上全明白了。

    我还可以举一个没有成为公开实质性的事实的例证，但它已经成了真实的、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能打嬴蒋介石的奥秘所在。那就是在1949年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之机。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间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都将由我们占领。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欧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布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顶，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 （引自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这一段引文中的“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就是斯大林拒绝毛泽东的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的全部主要理由。这说明了，斯大林是始终掌握了在实施斯大林隐蔽战略时必须把握的那个度，而当时的毛泽东表现出，他所不能完全理解斯大林隐蔽战略而超越了那个度的越位想法。

    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请各位读者注意，我在本文中将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斯大林对中共的实质性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尽管其表面上的微弱而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世人所忽略，其实它比起对中共实质性的支持更为重要、更为决定性意义的意义，那就是斯大林对中共的灵魂性的支持。这可以说是我的整个系列文章第二部分的写作精华所在、写作主旨所在、写作重点所在、写作特点所在。

    这里我用“斯大林对中共的灵魂性的支持”这一中性化的新词，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述说方式，它的事实依据也非常容易地为大多数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们所认同，当然在它的价值评判上我们与中共党史专家是不可能一致的，这需要我们以后来加以说明。灵魂性就是最最主要的、起决定意义的思想。它实质上就是在中国大地从1921年起一直喊起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喊得最响的所谓“世界革命”，更全面、准确的说法是“由列宁所发动的世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这个词汇在这近三十多年来只是慢慢地普遍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与后来的王沪宁中共真理部创造的、与时俱进的、如当前的“全球人类共同体”等新词汇所取代，而其本质，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几年王沪宁提出“不忘初心”，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里我仅仅简单地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之，从斯大林方面讲，斯大林为什么要那么无私地援助中共呢？在上面引用的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有这样的一段话：“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才力。”而从毛泽东方面看，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面引用的1949年2月5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证明“斯大林对中共的灵魂性的支持”的实例有很多，我们下面的例子是青石（孟泳新注：即杨奎松）《1945年，斯大林命令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2018-11-19），杨奎松在文章中说：“因此，到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这许多例子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解释、判断与立论的出发点，就是，斯大林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中国革命直接的领导、指导、指示和直接的指挥。至于要解析斯大林为何采用“隐蔽”的方法来进行呢，特别是它是不是正义的呢，这只有等到本系列文章的价值评判部分才能来讨论。但聪明的读者也可以从我的叙述方式中猜测到了我的全部论据。另外，我在这里提出的解释与判断还可以由下面一节的讲述得到印证。

 

第三节  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引自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孟泳新《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博讯 2013年4月17日）中写道，“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通过这次出访，中苏两党加深了相互了解，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以下简称《报告》）开篇，并将有关此次出访的十余篇文稿收入其中，成为研究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史、新中国外交史的重要文献。

    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出访，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中苏双方严格保密，不为外界所知。20世纪80年代关于此次密访的回忆和文献才陆续浮出水面而引起世人关注。由《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刘少奇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解析》一文中写道：

   “关于中苏两党关系

    首先，通过“报告”这种文体，已经预设了两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我们知道，只有下级对上级才用“报告”这种文体形式。在行文中，亦均以下级向上级汇报、请示的语气来进行。如开头便是“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我们敬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结尾则是“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以指示和批评”。而在报告中，将联共意见当作“指示”的地方更多，如：“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最近联共方面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 对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加以指示。”如此姿态，意在表明，中共事实上就是遵从于联共的，现在即是在这样做。

    其次，《报告》指出：“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在这段话下有一个很长的注释：“斯大林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在会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时，表示不赞成报告中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这段文字，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翌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先后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和斯大林以及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人作了说明。”根据这条注释，前引《报告》中的那段话，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表述，其中“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一后置条件句疑为后来所加。但在译为俄文时这段话是否删去则需要再考证，在沈志华、丁明的译文中没有这段文字。””(孟泳新《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博讯 2013年4月17日)

         至于由刘少奇访问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带了许多斯大林的重要指示，可以说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七月起的建国准备到整个五十年代的所有的政治决策与政治行动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如从大事而言，为什么会在十月一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毛泽东会宣布外交政策“一边倒”，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外交关系总方针是什么，（1949年8月25日，在沈阳召开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归国后的刘少奇就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发表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国际形势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是建设经济，使中国工业化。”） 为什么毛泽东会决定抗美援朝（我的分析，不同于诸多的中共历史学家之处，我认为，毛泽东会决定抗美援朝的最最重要与关键的原因是，“还有一个文件，进一步反映了中苏之间在外交领域的分工合作情况。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曾提出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所分工，即苏联党负责欧洲地区革命，而中国党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 ”(沈志华：《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载《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3、4期。S101 )并且中国党也接受了“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的任务。其实，请注意，此任务在1949年2月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是毛泽东第一个向米高扬提出的。既然中国党“接受了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的任务”，那么在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时就得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抗美援朝的责任来。至于在共产党求事派的历史学家们为此进行了争论，说什么大多数的领导反对出兵朝鲜、只有毛泽东力主出兵了，那都是些无稽之谈。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严格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直接到一些小事，如像为什么要创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小事，（“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方面的高级人才，刘少奇表示希望苏联能协助成立一所“好像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的人才学校。斯大林不仅同意了这一建议，还决定将该所大学建在中国境内（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少奇都向斯大林请示与商讨，加上后来毛泽东亲自访问斯大林，从而才有以斯大林模式为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才有后来的抗美援朝、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一系列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共宪法等等的出现。

         中国一般历史学家都能从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毛泽东的交谈中可以看到，中共毛泽东怎样在斯大林隐蔽战略的指导下赢得对蒋介石国民党国内战争（中共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立中共政权的全部过程、中共在五十年代的全部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的源头所在、中共实行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断思想的斯大林模式为样版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和党国统治体制的源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