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价值是照亮我们，但我们愿意被照亮吗？”——网民语
早些年就想过，将来不久，一年365天（闰年366天），每天都是个重要的日子，日历上印得满满的。不过，也正因每天都是个重要日子，也就一天，怪可惜的。过了那一天，人们赶紧又要忙活下个“重要日子”。
张爱玲去世的确切日期，好像谁也不知道，人们发现时说她已经去世一星期了，现在就定为九月，应是九月初。前几天看到有人发表文章谈起张爱玲，这才意识到，张爱玲已去世二十五年了，真快！谁知，一浏览文章，原来，不仅今年是她去世二十五周年，还是她诞辰100周年。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逢“百”，是重要年份。
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她去世后，也是在9月30日这一天，生前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被撒入太平洋，永远消失。按李银河的说法，就是张爱玲的生命“归于零”。好在她小说写的好，一定还会陪伴一些喜欢她小说的中国人一些岁月。
直到看到纪念她的文章，这才意识到，可惜9月30日就只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往前几日，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诞辰日，今年是139周年，也是第二天看到有人发表文章纪念才意识到。可见我这个自诩喜欢鲁迅者其实并不够喜欢，否则一定早早记着，并做点纪念文字。但没有纪念他的生日，也确实并不代表不喜欢。每天忙我自己的生活，平时认真读点他的书，能领会他一些思想精神，这就够了。九泉之下的鲁迅知道我这么做，一定没意见。他临死前在文章中交待的就有一条：“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尽管这一条是说给其家人听的，也还是觉得自己没错。况且记着他有什么用？就像前几天看到有篇文章标题：“鲁迅的价值是照亮我们，但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现在的“重要日子”有时是扎堆来，你大脑还没意识到，这日子就又过去了，因为就只一天，后面还有一个又一个重要日子等着哩。
对本民族而言，最值得一记的是9月28日，1898年的这一天，六君子殉难。
是慈禧要杀死他们吗？是。认为他们犯有谋逆大罪。不过这事也很稀奇，到底慈禧是皇帝还是光绪是皇帝。如果光绪是皇帝，那么谭嗣同们准备搞改革搞新政是光绪帝批准的，何罪之有？光绪帝总不会“反”他自己吧。就像多少年后，赵紫阳被批分裂自己的组织，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来有人评论，除非他疯了，他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为什么要分裂他自己做领导的组织？
另外，现在知道，你说是慈禧要杀死谭嗣同们不假，可这个老妖婆也正是代表了广大民众甚至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清朝廷在北京，他们支持；清朝廷丢下北京，逃往西安，他们还是支持。当时也不知有多少民众对那些要搞新政者恨之入骨，他们就觉得慈禧领导得好，尽管在那之前大清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后来又在甲午海战中大败，更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可民众总觉得慈禧领导得好，清朝廷和奴才或奴隶们心连心，因此他们也肯做慈禧的铜墙铁壁。这一点，两年后就被证明了——尽管慈禧一点道义都不讲，事后还帮着洋人抓捕那些支持大清国的义和团成员，而抓到了就等于死：不是砍头就是枪毙。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你怎么也想不到，民众是那么地痛恨改革者，从沿街围观者到刽子手，对谭嗣同们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围观的群众往六君子身上扔烂菜叶、砸鸡蛋不说，据说刽子手还专门选一把没开口的大刀折磨谭嗣同，让他“不得好死”。六君子就义后，很快有好事之徒出版了一本《康圣人显形记》，其中对六君子多有诬蔑之词。2008年去世的台湾史学家、杂文家柏杨在他的杂文《荣华富贵》中摘录了两段，我们来看看：
“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促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捆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后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后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篷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后跟随。”
“末后，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后。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未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却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三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午时三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枪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
抄了之后，柏杨感叹道：“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却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去拚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
每看到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都是这种价值观的史实，让人感到沮丧甚至绝望。不论是汉族统治者“自毁长城”那般对待袁崇焕，还是明末清初，反清义士黄道周被俘后从福建押往南京的路上看不到一点亡国景象，而且还被民众骂作“真是大傻瓜”，一直到后来异族统治者虐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你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这个族群既没是非观，而且很残忍。
六君子不说，凌迟袁崇焕的刑场人山人海，居然还有人愿意“掏大价钱”去买割下来的人肉吃，这在人类史上恐怕也极为罕见。难怪鲁迅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痛心地指出：我们是一个吃人的民族，而且有“四千年吃人履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并且还喜欢吃人的心肝，且“用油煎炒了吃”，说是“可以壮壮胆子”（均引自《狂人日记》）。
用柏杨在《荣华富贵》中的话说：“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并指出：“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三百年，民族灵性却依然如故。……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别字时代按：柏杨此文作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
未必可信的《列子》记述：尧治理天下50年后，有次微服私游一个叫康衢的地方，听到孩子们在唱《康衢谣》，也就是歌颂英明大王尧：“……使我百姓有衣食，莫不是你的英明政策……”让尧高兴得不得过，于是，“召舜，禅以天下”。就是把舜喊来，说天下百姓怡然自乐，一派祥和，我已经把天下治好了，现在这王位我不要了，你来坐吧。
大概五千年前，华夏的人们就开始歌颂大王的英明。原来，我们有这种传统——好了，敲了此文，这一天很快就没了。没了就没了，让我们迎接下一个重要日子。
20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