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反思（二）

 

（图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所保守的内容是什么？柏克所保守的对象是什么？英国自由党衰落的理论意义是什么？

 

 

 

 

        “保守”是一个动词，它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负反馈”行为，我们假定这种“负反馈”出于一种主动的审慎理性（当然不完全如此），它也仅仅属于一种工具理性。正如著名学者冯克利所言，保守不是一种价值，保守主义也不是价值理性。其实，二十世纪就有不少学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理想性、大原则。历史上，不少保守派确实是不讲理性地反对人道民主等理想价值、不切实际地反对一切重要变革的信奉整体主义的顽固保守派。

        但是，在学术上，我们需要把行为层面的保守派与抽象思维层面的保守主义主张或理论分开——“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反思”的关注点，仅仅在于抽象思维层面的保守主义主张或理论。

         在英国柏克开辟的自觉反思的保守主义理论诞生以前，保守主义主张早已存在了二千余年。其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保守思想尤为深刻、经典。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古雅典民主政治中决策机制的数目平等和社会生活的过度自由化提出了有力批评，但他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因为《理想国》和《法律篇》的政治制度基础框架仍然是公民大会主导型，《理想国》设想由“哲学王”一人执政，其实仍然在公民大会框架之内。《法律篇》另行提出建立一个夜间议事会机构，它可能有些接近于斯巴达和罗马那种拥有行政决策职能的元老院。这些政体设想可以称之为古代直接民主的修正主义版本，其提出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的雅典语境，出于一种雅典爱国主义的关切。柏拉图对决策平等的批评，建立在这样的常识性经验事实基础上：海洋航行需要船长掌舵，如果城邦这艘巨轮不由政治领域的船长掌舵，而是交给一群基本没有管理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门外汉在群哄喧嚣中集体投票裁断，就会遭遇远征西西里那样的灭顶之灾。

        柏拉图的上述在直接民主平台上增加精英化管理成分的思路，在当时实质是一种理性批判和政治改革设想，这种改革是通过双重保守的努力来实现的：对于当时主流的民主政治平台的保守，对于民主政治诞生之前的贵族政治的管理优点的重述，当然也是对于雅典前争霸对手斯巴达政制的借鉴。它们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关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男女平等、财产共有等理想实验并不矛盾，因为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在雅典直接民主平台上的社会平等乌托邦，当然奴隶都被排除在男女平等、财产共有之外。

        在继承了柏拉图的政治制度保守主义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在他看来更好的贵族政体、混合政体设想，二人对直接民主的这些修正探索，似乎可以看作是近现代的间接民主遥远的历史先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贵族政体崇尚美德，它的平等观是一种不同于数目平等的比例平等，实行的是在美德上的公正：谁有美德谁统治。这样一种贵族制权威，意在阻止数目平等主义对于权威的降格，同时也通向了对生命激情、光荣、卓越的积极肯定，这就理论化了人生哲学领域的“卓越与平等的冲突”（身处民主政体下的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看到贵族世权对于自然卓越的巨大伤害）。这是上古保守主义的另一层内容，保守“卓越”这一公正的不平等，也就是保守美德、伟大、光荣、生命激情、生命质量等等人性积极内容————这可以看作是对于极端平等趋势的负反馈。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些人性积极内容仍然属于事功价值。

        一般认为中国儒家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学在世界历史上过于早熟、超前，其实同样早熟、超前的还有孔子、孟子的人生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类似，孔子、孟子亦主张政治应当追求美德，人生应当追求美德，但孔孟理解的美德已经超出了事功价值，达到了人道价值层级，这是古代社会罕见的纯正、普世的人道主义——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立人立己，仁以为己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而实现生命的理想性。这一新道德哲学、新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建立了一个追求卓越的价值等级表（士、君子、仁、圣），激励人们步步攀登。沿着价值等级表越朝上，成功者越少，其中潜在包含着“越艰难越珍贵”的竞争性暗示，因而实际促成了追求高贵性不断升级的全社会精神竞争大格局。由于这一价值等级表其实是美德和仁爱等级表，并没有人格歧视、等级歧视、种族歧视之意，所以，孔孟对美德和卓越的保守，属于自然正义的不平等。

        孔子的保守主义最具独创性的一面，还在于其政治制度集大成主义。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孔子的回答使用了具象语言，但其实是在使用象征手法表述这样的宏大构图：汇总三代优秀典章，即是为政之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的同样也是集萃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以成文德之意。这一集成三代的思想常常拘于古代理论概念匮乏的困境，被表达为“好古”、“师古”，但实质是在进化线路上对古代优秀典章（礼乐、惯例、传统）的集大成，一个“古”字，表明了所保守的对象属于经受住了悠久时间考验（“有年头”）、积淀下来的好东西。孔子的政治制度集大成主义，在理论学术起步阶段，即树立了保守主义操作原理的某种顶峰，这一点可能与中国特有的朝代更替历史节律近相关。

        概括地说，柏拉图主张保守的是政治管理的内行性，亚里士多德崇尚的贵族美德，原意是勇敢、男人气，泛化为德性概念后，仍然指向着一种内在卓越，孔子向往集成的是那些经过历史筛选保留下来的典章文物——三种保守都比较自然，其对象都是经过积累、得到社会认同的精神价值存在。这样看来，从上古开始，保守主义主张就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追求“在变革进程可以较为稳健、缓慢、节制一点”的工具论、手段论、方法论，而且还表现为继承和坚守既有的积极精神价值意义上的实体论。

 

 

 

 

        柏克被公认为理论形态的保守主义之父，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对法国革命废除高等法院、剥夺天主教的宗教财产等激进做法的严峻批评，用中国人的说法，“说到了点子上”，因而该书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宣言”。

        作为理论形态的保守主义起点，首要的问题是，柏克主张保守的对象是什么？尽管朦胧含混，似乎总是说不清楚，但柏克仍然大致提供了某种核心表述：保守一种来自实践经验而不是理性构想、历经岁月熬炼并内在有机生长出来的传统。“文明社会是习俗与习惯的产物，那么，习俗与习惯就是法律，即习俗与习惯必须限制和修改在其支配下形成的各种制度。”柏克理解的传统，显然是习惯法促成的“有机”传统。

         柏克把这一传统理解为“中世纪价值”尤其引人误解，但其实它是英国特殊历史经验的某种映射。在柏克的核心命题“文明社会是习俗与习惯的产物”里，潜在包含着这样一个大前提：养成、持存习俗与习惯的社会环境是比较健康的，否则习俗与习惯本身不可能是比较健康的，亦不可能自然、内在、有机地推动文明社会的形成。

        这种大历史尺度下较为健康的社会环境，数千年来似乎只是在英国可以找到。英国罕见地没有经历过绝对王权和中央集权制阶段，它的二千余年社会进化史，基本上是在上古部族自由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中世纪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近现代自由市场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这三大“扁平”之间相继转换，堪称人类社会进化史的一大奇局。在上古部族自由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中，政治权力系统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比较微弱、简陋，司法事务一般由社会自治，这就是“司法社会化”现象，即，司法作为一种社会协调机制、而不是政治权力而存在，在这种社会协调机制中，发生纷争和冲突的双方，相约去找民间裁断人去主持公道，自然公正是所有长期接受民间裁断的民众心中的最大公约数。数千年来，英国的习惯法在这种司法社会化机制中自发地进化着，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宣布盎格鲁撒克逊法继续有效，于是英国习惯法的进化链条没有被打断，尽管其间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各种偏见和恶俗，但是避免了军法、政治法性质的横暴恶法的串入。在三大“扁平”之间相继转换历程中，不仅追求自然公正的古风一直得以延续，而且司法社会化的程序文明传统亦得以保留增进，例如，陪审团的司法民主、职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为半具政府公共性、半具社会公共性的司法体制。载有贵族对国王制衡条款的《大宪章》，仍然可以理解为司法社会化的进化历程之一步，后世的英国贵族在不断重述《大宪章》内容时，并没有强调贵族特权，而是把自己所获得的人身保护权利有效地推广到所有国民身上，可见英国社会追求所有人的自然公正的古风古韵之持存，英国人的自由也正是在习惯法传统的呵护下一代一代地长出来的——这才是中世纪末期以来英格兰所流传的保守“英国人的自由”说法的实质。

        柏克批评法国哲学家的建构主义夸大理性的作用，而没有认识到理性的限度，但是，在我看来，建构主义的真正缺陷在于其整体主义预设，它不是理性过度，而是理性不足。柏克的保守主义的最大缺陷也在于同样坚守着一个整体主义预设，它否定抽象人权的存在，否定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英国民众的民主选举权，主张君权神授、贵族世袭的合法性、父权和国教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整体主义保守观，散发着浓烈的理论蒙昧主义和道德蒙昧主义气息。我们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主张“神是万物的尺度”、法治高于人治或者崇尚文德等超出权力现实的高级精神价值，与其相比，柏克的保守主义还停留在对现实权力秩序无批判的肯定水平，显示其在价值等级表上的层级和品味明显不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柏克为什么并没有将其曾经弘扬的辉格党原则，上升为某种保守的尺度。

        柏克曾说，“令人类智力引以为傲的法理学，尽管有着种种缺陷、芜杂和错谬，乃是世世代代集体的智慧。”这似乎是柏克对于保守主义应当保守什么的正面具体回答：从传统中发掘智慧和理性，保守传统中世代相传的集体智慧——有英国习惯法传统作为经典例证。尽管英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明显不适应，但其间有可能蕴藏着衡量传统智慧何以值得保守的某种标杆。

 

 

 

 

        从柏克的整体主义保守观的蒙昧性，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保守主义理论不是亲个人自由，而是反个人自由的。

        柏克之后，英国人在保守传统方面吃了大亏。小皮特在法国革命时代所实施的极端僵化的保守政策组合，严重束缚了英国的生机。其后数十年，反对改革，哪怕微小的变革，都成了英国政坛的主流倾向。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英国的积极改革大多是由辉格党和其后的自由党所推动的。担负着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辉格党、自由党，是英国政治上的改革、进步派。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站在保守主义的竞争对手位置，表现为一种中等强度的激进主义：非国教的宗教自由运动、要求全民普选权运动、自由贸易争论，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民族独立运动、女权运动等等，都是由自由主义阵营所主导或协助推动的，英国成为全人类各种最新自由理念的首倡者和支持者，从而站在某种道德高地上。在整个19世纪中，持整体论的保守主义节节败退，不能不步步接受自由主义的若干价值观，以免自己被逐出历史舞台。宪政思想家张千帆所说的“自由主义推着保守力量往前走，保守主义则拖着进步的步伐，让它不至于走得太快而栽跟头”，大致可以用来说明19世纪的英国政党史。

        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保守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工具理性，由自由主义引领保守主义不断进化，似乎是比较自然的事。

        吊诡的是，担负着价值理性操作、代表着自由主义政治化的英国自由党，居然在20世纪初期彻底衰落，退出了英国主要政治舞台。而仅仅坚守一种工具理性、在价值理念马拉松长跑中总是“跟着跑”的保守主义政党反而长盛不衰。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世界各国学者曾做过各种有益分析。在我看来，自1829年始，英国保守党坚守着一种自由社会里的弹性保守思维，并没有陷入绝对保守的教条陷阱。在19世纪激荡变化的历史中，保守党最终放弃了整体主义世界观，接受了多元结构论。保守党的对手在自由主义前沿探索中获得的新东西，往往被保守党抢过来作为自己的主要政纲。这样并用保守与自由两大法宝，反而使得保守党拥有比其竞争对手更大的优势。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自由党由于坚守贵族的傲慢姿态、连续实施错误的政治联盟策略，尤其是落入了放任自由主义的教条陷阱之中，导致自身的社会基本盘、主流价值观基本盘被两大竞争对手保守党和工党给彻底掏空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不同命运证明，谁教条到底谁出局，谁空心到底谁瓦解。

        英国自由党衰落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对政治保守主义必要性的最好证明之一。在统计意义上，只要放弃整体主义世界观，保守主义政治流派往往能成功地保守住自己；自由主义政治流派作为前沿探索者、进攻者，负担更重，而且负担越来越大于收益，本身就面临着严重的、内在的不稳，其生存压力远大于竞争对手，尤其需要适度的负反馈平衡。这不仅指的是必须在进攻中实现自由与保守的平衡，而且首先指的是，保守是战略优先的，是第一位的，保生存是第一考量。保守是最有力的生存方式，对于核心价值、核心代表性和核心社会基础，只能强硬地保守，这是保生存的要义，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背弃。保守也应当是弹性的保守，保生存的实用主义，不仅可以实现保生存的目标，而且还可以在新生活尝试中实现价值增值。既然如此，自由主义的最佳前景应该是在雄健进取、原创累进出新的制度之后，长期退守于某种类型的保守主义。英国目前的两党制不一定就是较为自由与较为保守之间的竞争，可能更像是一种保守与另一种保守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