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一个权力关系中，一方的意愿得以行使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意愿被压制，所以权力关系是零和游戏，其中的双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跷跷板，一头高起时另一头必低下去。权利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资产不被他人权力侵犯的社会规范。受到权利保护的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得到了他的权利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人的权利有所减少。如果把权力比作社会关系中的矛，那么权利则是社会关系中的盾。如果每个人手中的盾足够坚固，那么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没有防身之器，社会就是强者横行、弱者被踩踏的丛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权利是互为对手的概念。
12.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来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除了令人目眩的科技的突飞猛进，另一个巨变同样深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促成科技的巨变的推动力，这就是政权结构从绝对权力到受制约的权力的演变。
对这个巨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一个概念是权利。掀开这个巨变的序幕的古滕堡印刷术、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可以说是个人权利对组织权力的挑战宣言。权利的概念得到了艺术家和学问家的充分演绎，进而被大众广泛接受。其后的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定义为社会权力机制的基石。
美国的《独立宣言》称：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在中文中的发音相同，含义近似，并且权利是许多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加以区别分析。
权力与权利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可供自己使用的社会资源。
其不同之处是：
首先，在一个权力关系中，一方的意愿得以行使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意愿被压制，所以权力关系是零和游戏，其中的双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跷跷板，一头高起时另一头必低下去。权利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资产不被他人权力侵犯的社会规范。受到权利保护的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得到了他的权利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人的权利有所减少。如果把权力比作社会关系中的矛，那么权利则是社会关系中的盾。如果每个人手中的盾足够坚固，那么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没有防身之器，社会就是强者横行、弱者被踩踏的丛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权利是互为对手的概念。
其次，权力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权力欲是被大众嫌恶的东西，扩张权力的努力经常要在后门操作、在桌面下进行。中国政府在海外扩张“软实力”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对权利的声索则符合大众心目中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期望，所以个人权利的有效争取方式是公开争取。并且，因为个人权利的存在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共识，所以不在公开平台上争取到的利益就算不得权利。
第三，如果某个社会集团对政权权力的挑战是以权力为手段和目的，这必然导致暴力冲突，因为权力是有限资源，下游者变成坐上客的一天也就是上游者变成阶下囚的一天，而没有上游者愿意不放手一搏便接受这样的下场。以权利为目的的声索则承认上游者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给上游者以体面地出让部分权力的选择余地，降低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弱势群体的权利如妇女儿童权利听起来似乎是只属于这个群体的特权，但这只是要求他们拥有与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同样的权利，而不是高于其他群体的特权。
声索同样的个人权利的人组成社会集团时，这个社会集团即拥有了组织权力，可以制约社会上现有的权力结构。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由此开始缓解。
近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个人权利不断扩张、个人和特权集团的权力不断被约束的历史。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并没有发生，原因便是下游者的权利声索对上游者的权力的制衡。比如，由于工会的兴起、社会福利系统的建立和各级选举制度的完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达到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
一个民主社会，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数十年、上百年之间并无巨变，但其内部的各种组织之间，如总统、国会、司法三权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选民与候选人之间、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利益互动和权力消长每天都在进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力，每一方也都有生存、发声、成长的权利。这好象是一个人的容貌在十几年之内并无大变，但其体内每个细胞中都在进行着各种复杂的合成、氧化、排异、死亡等反应。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机体的工作方式。
在当代的西方，权利是每个人的当然的福利。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围绕着个人权利的声索来进行。没有人敢在公开平台否定任何人或群体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以至于许多人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也难以想象在个人权利不受保护的极权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之后，社会资源拥有者的权力比起他们在极权社会中的同行来便大大缩水。权力对于追求者来说不再有在中国社会中那样大的吸引力，这导致对权力的争夺者和争夺欲望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减少、善意增加。
由于每个人都受到权利的保护，个人尤其是弱者不必生活在恐惧感之中。他们更容易诚实，也更容易生长出对他人的同情心、对他们所在国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对野生动物的爱心。他们也因此可以随意伸展其好奇心和创造力、充分享受大自然和艺术，有热情去改造社会、保护环境、为大家的福祉做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之后的个性的充分伸展是西方社会数百年以来的无限活力的源泉。
陈丹青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大吃一惊，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都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这样的脸就是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社会的作品。
在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失败后，一些人开始探索用另一些方式来抗拒权力。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尝试。其主人公王二抗拒对手的权力的方式是守住自己的尊严而不伤及对手的尊严、与对手共存而不试图摧毁对手的世界。这是以行使个人权利对权力的对抗。
在同时代的中国现实社会中，类似的努力是悄然兴起的维权运动。所谓维权，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挑战政权的合法性，或者低调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有比以权力斗争为主线索的八九天安门运动更强的生命力。
甘地虽以领导印度独立运动而知名，他五十多年的社会活动的主要聚焦点是维权：先是在南非为印度侨民，然后在印度本土为底层大众。甘地的维权活动是对大众的个人权利的教育，唤起他们人格独立、经济自立、自政府的意识。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开始尊重他人的权利时，国家的独立也就水到渠成。
13. 不同价值观对中美冲突的诠释
2020年，中国前驻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著名的“美国通”龙永图发表对中美紧张关系的看法：【24】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好像让大家有点‘烦’。虽然谈不上什么四面楚歌，但始终让人觉得中国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也没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国、欧盟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日本直接和我们叫板，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
“再加上我们中国虽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为老大，我们现在还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如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是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难当的，是挺尴尬的一个角色。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会比较艰难呢？主要是老二难当，二把手难当。
“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好和一把手的关系。和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这跟在一个单位中的情况类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关系处坏了，不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离你远远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关系不好的话，连司机都敢欺负你。”
龙先生眼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官大一品压死人”的垂直权力关系。事实是，两种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中共机关中的垂直权力关系有政权的权力作背书，二把手对一把手的反抗就等于对政权的反抗。而在当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有古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天朝帝国对番属国那样的权力作背书。大国对小国除了尊重之外没有其它方法赢得他们的善意。
而在这句话“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中，龙先生对这些小国的不屑之意扑面而来。对一个国家不尊重，也不可能换来这个国家的尊重。中国利用经济权力来购买小国对其的政治支持，而一旦输血停止，这种权力关系也就不再存在。
人的价值观被权力欲充满时，鄙视弱者是自然的心理。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人鄙视外地人、城里人鄙视民工、特权阶层鄙视普通民众。在美国，许多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鄙视非裔和墨裔人，耻于与他们投同一个党的票。这些都与龙先生鄙视小国有共同的心理根源。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外地人和民工没有办法逃出中国这个庞大无比的垂直权力结构，也没有办法逃出这种鄙视；而小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在自由之中选择合作伙伴。
在龙先生看来，每个国家都心怀恶意、虎视眈眈，随时会从背后插来一刀：“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事实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多数不是如龙先生想象的这样充满敌意。
龙先生的看法准确反映了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与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相去甚远。在权利写入《独立宣言》二百多年后，美国人眼中的与他国的关系，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以权利为基本出发点。这种关系更像是美国居民小区中的邻里关系：他不是特别在意邻居的房子是否比自己的高大豪华，但在意邻居是否遵守小区约法；他看到邻居不修剪草坪、破坏景观会侧目，看到邻居虐待孩子会报警。这是基于权利的思维：保卫自己的权利、不侵犯邻居的权利、对不尊重他人权利的邻居持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同样是对于中美矛盾，中国人的认知是源自中国传统的以权力为出发点的价值观，美国人的认知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以权利为出发点的价值观。
龙先生是职业外交家、中国人眼中的美国通，对美国的理解依然如此离谱，不难想象中国决策阶层其他成员对此的理解。不同的价值观难以互相理解是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
2020年，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一个著名外交事件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3日的推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25】
普通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自己的猜测无可厚非，而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推文则是负有国家使命的。这是拒绝为对新冠肺炎的隐瞒行为进行负责任的调查，也拒绝为因此而导致的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承担责任。对于习惯了绝对权力结构中的生存法则的人，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中国的绝对权力结构有人民解放军的枪杆子作为后盾，因此真理是个可以随意雕刻的橡皮图章，没有真理独立于这个结构而存在。赵先生可以对事实作出任意解读，并不在意下游者是否信服。
这条推文在世界上的效果适得其反：那些本来对中共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反感，而那些对中共体制本来抱有好感的人开始领教到其险恶。战狼外交官们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民解放军的肉体权力在海外无效。如同在自由的贸易伙伴之间使用假钞不可能总能得逞，狡辩也不适用于不受绝对权力制约的人和国家。
这两个例子说明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难以摆脱以权力为最高价值的文化的长期潜移默化。几乎不可能让鄙视民工的城里人开始意识到民工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堂堂正正的社会一员，也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意识到弹丸小国不比天朝大国矮一截。以权力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与以权利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几乎不可逾越。
14. 结语
绝对权力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权力欲也统治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几千年。其结果是：被权力压制，也会以权力来反抗权力；被权力压制越久，就越急于以权力来反抗。清末的革命派以自己的绝对权力推翻了清廷的绝对权力，最后一统天下的是一个比清廷还要残酷许多倍的绝对权力。如果大众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中国的王朝更迭循环也不会改变。
中国人的价值观已被权力和权力欲充满，改变思维方式谈何容易。但是，西方近代史说明，权力欲和仇恨的火焰似乎只有在诚实、同情心和权利意识的生长之中才能慢慢熄灭。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中做一些有益的事是关心中国的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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