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人说过，自己也这么认为：读懂了鲁迅，就懂了这个民族，懂了中国。
有人用白话翻译了约两千六百年前一桩“公案”：
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国大臣崔杼“弑”杀齐庄公后，把专管记载史事的太史伯找来，说道：“昏君已死，你就写他患病而亡。照我说的写，我一定厚待于你；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崔杼拔剑在手，杀气逼人。至于周灵王是不是昏君，今天的我们不知道。
崔杼明知自己是错的，但他要以权势的淫威逼迫别人从命。太史伯秉笔直书，在竹简上记录崔杼的恶行：“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伯。
随后，崔杼又怒杀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和三弟太史叔，因为，他俩照样秉笔直书。最后，崔杼令四弟太史季补缺。鲜血淋漓的剑锋之下，太史季写下的，依旧是那几个字。
崔杼见太史们个个铁了心，宁死不失天职，无奈长叹一声，令太史季退下。
译文抄后，先说点题外话。
从留下的历史看，崔杼这个大臣“很凶残”是肯定的。他为什么那么凶残？当时的周灵王是否凶残，我不知道。如果周灵王也凶残，那他这个大臣就是跟国君学的。仅就凶残而言，无可厚非——上行下效，“天经地义”。再说，这件事是否完全属实，谁也说不清。
因为我们的很多历史不可信，特别是如果只看正统的。比如不说五十一百年后，就算今天的年轻人，只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就会认为那时我们亩产已达三万斤或更高！并对民间说的“饿死人”起疑心：亩产那么高，怎么可能饿死人！还有，怎么就那么巧，一家有四个兄弟，竟然同时都是太史官，有没这个可能。
从史书看，包括国君在内，崔杼总共杀了四个人，就把他骂得一塌糊涂，有点不公。当然，如果没有参照，是可以的。但一比较，就没什么了不起。假若是在我们一邻国，还怕“个个铁了心”吗：铁心一个杀一个，铁心一百杀一百，“拔剑在手”，怎么可能“无奈”。
就是说，单看崔杼杀人，确实很凶残，但与他之后的“同类”比，也“凶残”不到哪里去，毕竟只是杀，没有“炮决”“犬决”。明朝的朱棣没有逮住他侄儿建文帝，想“弑君”而不能，于是就拿忠于侄儿的大臣开刀，用极残忍的“手法”杀死景清、铁铉：景清佯装归顺，后行刺不成，被剥皮；而铁铉因至死都不肯面向朱棣，气得篡位的新皇帝用油锅炸了铁铉的骨架。这还不算，朱棣还诛了那个被称作“读书种子”的方孝孺的“十族”，如果是在今天，这种行为一定可上“吉尼斯记录”。
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皇帝莫过于朱棣吧！即使不读历史，只要读一读鲁迅有关文章，也很难不打寒噤。《病后杂谈》文后就有读了让人打寒噤的两条注释。
一条有关景清：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还有一条，有关铁铉。据《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不论是百姓还是皇帝，如果残忍到这等地步，真是禽兽不如。鲁迅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真令人心寒打颤。
你查一下字典辞书，一个“磔”字，就能让胆小的吓晕过去。所以说，胆小者，是不能翻看中国历史的，不单翻看时会发抖，夜间大概还会做恶梦。
还说崔杼。你知道崔杼为什么要杀周灵王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为什么不能杀？就因为他是国君？就因崔杼是“犯上”，用了一个“弑”，也就是说不管周灵王是不是个东西，不论怎样祸害族群祸害国家，大臣都不能杀。
且不说两千六百年前的历史好像并没有记载周灵王有怎样的丰功伟绩——虽然朱熹认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但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有没有“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事以及“臣弑其君可乎”，回答的是，纣是“一夫”即独裁者，因此只“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的意思，如果杀的是独裁的“国君”，不能叫“弑”，只能叫“诛”。如果周灵王是“一夫”，就算没有到纣那种地步，能不能诛能不能杀？
崔杼敢杀国君，一定胜券在握，否则，杀了国君，自己也是死。只要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杀国君者必死无疑。别看平时很多大臣对国君可能也不满，但谁都不想落个“弑君”的名声。现在你把“昏君”杀了，正解了很多大臣的心头之恨，他们内心高兴坏了，但表面上还要装着很气愤，要为国君“报仇雪恨”。所以去年这个时候本人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一点，中国几百个皇帝，而皇帝之前又有无数个大王或国君，历史上记载被“弑”的，寥寥无几。
那时都是冷兵器，一般而言，需要近身才能杀得了，这样，谁杀了皇帝或是大王或是国君，一定跑不了，跑不了，就是个死：你杀了一国之王之君，表面上谁都会表现得忠心耿耿，朝你吐唾沫，认为你死有余辜。
再说点与题有关的话。
在本人看来，崔杼的罪过，不在于他“弑”君，也不在于他杀太史官，而在于他让太史官歪曲记载历史：明明是他杀死的，非要太史官说是患病死的。
读鲁迅，从没见他说过会相信官家所记的历史。这缘故就是因为他知道官家不可信。有人说鲁迅多疑，鲁迅自己也承认多疑，可这不能怪鲁迅，古国的历史自己都在告诉人们：这历史不可信，而况这不相信古国历史的又何止鲁迅？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鲁迅用日文写了一篇《上海所感》，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元旦那天的《朝日新闻》。而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这一天恰好是鲁迅生日。
鲁迅在文章中有段话，可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所谓的古国历史记录：“中国和印度不同，是看重历史的。但是，并不怎么相信，总以为只要用一种什么好手段，就可以使人写得体体面面。然而对于自己以外的读者，那自然要他们相信的。”
不知怎么，抄到这里，原本“拟定”还说些别的话，因忽然联想到鲁迅不准备说了。鲁迅说过：“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忽然想到·四》
用一种“好手段”，找人把自己的历史“写得体体面面”，自己当然不会相信，但却千方百计，要让“自己以外的读者”相信。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