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指上访者有精神病的言论，引起的民愤越闹越大。接连几天有数百民众在北大门前聚集抗议，要求与孙及北大校长见面，并要他们就孙的言论作解释。大批公安驱散示威民众，带走部份人士。基于北京每年有数百万来自各地的上访者，而全国各省市每年上访民众估计达二千万。因此，访民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含寃积怨的群体，一旦聚众抗争，将酿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事件让人感慨的是，北京大学，这个上世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蔡元培、鲁迅、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李大钊、陈独秀等重量级知识分子都曾在此为自由民主发声，如今竟堕落到成为一个维护掌权者的保守营垒，成为民众抗议的对象。回想五四运动时，校长蔡元培力保游行学生，自言“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挺身为民主向掌权的北洋政府扛起所有责任；而今天，北大校长在示威民众面前，竟躲在军警保护背后，做缩头乌龟。专权政治对知识人的腐蚀，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孙东东不是普通教授，他身兼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司法精神病学专家。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强制医疗的病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又说，“我们把他（们）关起来治疗，就是保障他（们）的人权”。
作为卫生部专家委员，卫生部以他的建议为据，99%以上的上访者，都可以用精神病为借口，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孙的这种说法，又岂能不引起访民强烈反弹呢？
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上访民众，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之一。为甚么上访的规模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根本原因是有寃情的民众得不到司法保护，又没有独立舆论为他们发声。二千万的上访大军是体制腐败造成的，体制腐败表现在没有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司法受到非司法的政治权力垄断者掣肘，人大之类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只是掌权者的应声虫，官方操控的媒体更不会为含寃的民众说话。总的根源就是一党专政。因此，每年千千万万的各地寃民到省市信访部以至到北京“告状”，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所没有的旷世奇观。老上访们是否有理，还是精神有毛病？2003年，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半月谈》访问时，公开承认上访者“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既然上访者有道理，他们的问题应予解决，为甚么又不解决呢？原因是国家信访局的权力有限，只能把问题转交各地处理，而各地诸侯的权力层官官相卫、官商相卫，就使上访者的问题鲜有获得解决。因此，上访者到北京告御状，各地掌权者派人截访、殴打，上访者若挣扎到得以面见信访局人员，问题会由信访局交回各地，也仍然没有解决。腐败体制就是这样进行着恶性循环。
孙东东向当局献毒计，除激怒访民、引起骚动外，也进一步暴露了在专权政治下，知识人依附权力已到了何等无耻的田地。他们为了向掌权者谄媚，竟说出连当权官员都说不出的混账话。这些谄媚过度的专家学者，对政权来说，其实是引发骚动破坏和谐败事有余。去年震灾时《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余秋雨，欢呼死难灾民“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就都是这一类人。香港这类人也多的是。出现这些人，应是绝对权力之下的自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