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称，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其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的，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2007年5月14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记者对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的专访，蒋方智怡说：“经国先生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认为，主权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目标。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使台湾步入另外一个更好、更完美的阶段。”
中国人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而且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所以政治人物的后代对其先辈的评论，我们只作参考，不可尽信。蒋方智怡女士说蒋经国“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就很有些靠不住。
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用蒋经国后来的话说，他在苏联做“人质”长达十二年。在苏联的十二年间，正值斯大林执政时期，红色恐怖无处不在。蒋经国在苏联做过苦力，备受磨难，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能是为了自保，他表现得非常激进，大骂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声明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27岁的蒋经国经斯大林批准，得以回国。蒋介石没有计较他在苏联对自己的谩骂，次年便任命他为赣县县长。
在此后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没听说过蒋经国有什么“推崇民主”的言行。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戒严长达38年，只鼓励发展经济，严禁人民自由组党，严禁民间办报办刊，人民毫无民主权利，政治改革成为禁区，台湾岛上，万马齐喑。六十年代，蒋经国长期掌控国民党情报系统，崇尚特务政治，这更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蒋经国“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之语，不知从何谈起？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仍任“行政院长”，继任“总统”的是“副总统”严家淦。但此时的蒋经国，已经羽翼丰满，牢牢掌握着实权，严家淦有名无实，“总统”宝座已经非蒋经国莫属。
1978年5月20日，年近古稀的蒋经国就任“总统”。
在上任的最初几年里，蒋经国仍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台湾“政治强人”。
掌握了最高权力，那种说一不二、一呼百应的感觉，是令人陶醉的。蒋经国如果沉浸于这种陶醉中，即使治下的台湾经济实现了腾飞，他也只是偏安于台湾一隅的政治侏儒，是政坛上的匆匆过客，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离推动历史发展的伟人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庸才看来，守住前辈留下的“基业”，这是头等大事。无论怎么说，不能做“亡国之君”啊！不能让国民党在我手里倒掉啊！退一万步讲，不能失去已经到手的权力啊！蒋经国在掌权之后，不见得就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有这种想法，亦人之常情。
在他“即位”后的七八年间，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继续镇压党外运动，禁锢言论，以巩固其“威权政治”。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在蒋经国时代，关于台湾的前途，大约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满足于偏安一隅，将祖国统一大业留给后人去解决；另一条是与大陆合作，接受“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名义上的统一，而他继续在台湾执政。
当然，蒋经国没有也不会走后一条道路，无论大陆如何向他摇晃橄榄枝，他都不予理睬。他仍沿着父亲蒋介石定下的方略，走了第一条道路，“以不变应万变”。
然而，“大贤虎变愚不测”，蒋经国在即将离世的时候，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
到了八十年代，蒋经国开始考虑未来的接班人问题和台湾的前途问题。
大凡独裁者考虑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当时台湾人曾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有可能成为“蒋家太子”。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长子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不良少年。六十年代，蒋孝文到美国留学，数次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怎么能成为未来台湾的主宰呢？
所以，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因为，蒋经国似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之后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为了不使兄弟争权，蒋经国没让三子蒋孝勇涉足政界，而是安排他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
但是，江南事件，却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被杀事件，对蒋经国的影响至关重要，实是台湾民主转型的重大契机。
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开始撰写《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石破天惊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顿时，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虽然暗杀江南之事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蒋经国亲自授意的，但舆论矛头纷纷对准蒋经国及其儿子蒋孝武。
蒋经国之过人之处，在于处乱不惊，并勇于承担责任。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
如果蒋经国继续捂盖子，封锁舆论，只会激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谴责和制裁。他在短时间内公开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使得舆论由对他本人的谴责，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虽然三个凶手和胡敏仪、陈虎门等人经审判皆被判刑，但舆论揪住蒋孝武不放，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好将蒋孝武“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蒋孝武从此淡出政坛。
此事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蠢货”。“江南命案”之后，蒋家子弟名声扫地，蒋经国这才彻底打消了让儿子接班的企图。
据《蒋家父子的家庭生活》一文披露，蒋介石在位时，为了防止蒋纬国与蒋经国争位子，一直让蒋纬国坐冷板凳。蒋经国“即位”后，蒋纬国仍受其兄压制。蒋经国晚年健康恶化，问蒋纬国：“怎么，你来接班吧！”蒋纬国回答：“太晚了，我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
这段兄弟之间的对话，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其真实性大可存疑。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江南命案之后，蒋经国开始重新考虑身后问题和台湾的未来了。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台湾领袖将依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并不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并不想放开言路，并不想从上到下地搞普选，总之，并不想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政治制度。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热衷于大做“亲民秀”。
据李敖《论定蒋经国》一文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前去慰问，可谓“一生劳瘁”、“力疾为公”。
其实这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权的首脑，与其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眼泪，不如将精力和时间花在如何改良制度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观察蒋经国此时的所做所为，充其量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的形象，与大政治家无缘，更与伟人无缘。
而江南命案的发生，使蒋经国认识到，他在当代的名誉声望，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江南命案而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连“守成庸主”的地位也丢了，弄不好还会被后世戴上一顶“独裁暴君”的帽子，在历史上甚至会沦为一个阴险小人的角色。而且，他数十年的“亲民秀”，他的接班人计划，也随着暗杀江南的枪声彻底破产了。
他一定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蒋经国早年有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的经历，他对国民党的贪腐和黑暗应该有深刻认识。而且，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比多党制国家党派间的斗争更残酷、更血腥。所以，他到了晚年，在传位于子的努力破灭之后，可能认识到，与其将权力交给国民党内的某个人，还不如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去选择领导人。
人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权力，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
蒋经国是聪明人，他非常明白专制制度的弊端，也非常明白民主制度的好处。蒋氏父子是亲美的，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不对他们形成影响。所以说，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又有所区别。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蒋氏父子经营台湾，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然而又极为重要的措施，是“封闭‘中央’，开放地方”，即蒋氏父子掌握最高权力不动摇，但允许在基层搞民主选举。这一举措，极大激活了地方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恶政，同时，也使民众进一步发展民主制度的诉求日益高涨。进入七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对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形成了有力的挑战。1977年的《美丽岛》事件，虽然被蒋经国镇压下去，但蒋经国已经不敢对施明德等民主人士大开杀戒了，他要求法院“不得判任何人死刑”。
美国人也不喜欢蒋氏父子搞专制，对其日益疏远，最终与之断绝关系。所以在江南命案调查中，美国人对蒋家一点情面也不留。美国人的态度，也对蒋经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在蒋经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他的接班人。
江南事件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侨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到伟人的跨越。
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说：“当年（1987年）的12月25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半个月后，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吐血，油尽灯枯，与世长辞。
什么是伟人？笔者以为，伟人不是毫无私欲毫无缺点的完人，不是影响巨大粉丝众多的强人，不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独夫，更不是搞得举国若狂民不聊生的祸害。真正的伟人，必有定国安民之业，有泽被后世之功。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二百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华盛顿才是名副其实的伟人。
蒋经国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如知人善任、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平易近人、宽容大度，等等。张学良曾赞叹道：“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但是，蒋经国搞过特务政治，镇压过民主运动，搞了几十年的独裁，有情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包过“二奶”），有私生子……但这些劣迹，相比于他对台湾民主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定国安民的能力。
若是政治侏儒，在改革之前，一定担心会不会遭到党内势力的反对，一定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一定担心会不会丢掉政权，一定担心会不会就此亡党……这些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若不是有心胸、有担当的伟人，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果然，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国民党后来在台湾失去了政权，与蒋经国放开党禁报禁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归根结蒂，还是缘于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蒋经国抛弃了一个失去民心的党派，他本人却成了人心所向的伟人。
常听到有人说蒋经国选错了接班人，李登辉是个“台独分子”。正是蒋经国的错误，使得台湾与祖国大陆渐行渐远。
其实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蒋经国意欲让李登辉接班。如果蒋经国有意让李登辉接班，那么他晚年何必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何必责成“立法机关”修改“选举罢免法”？
如果不是因为蒋经国在任上去世，可以确定的是，下任“总统”，必是由民选产生。李登辉可以竞选，但不见得一定会当选。由于蒋经国突然去世，李登辉才在没有经过选举程序的情况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
不过，民主宪政之门已经由蒋经国打开，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这就如大陆的改革开放之门经邓小平打开之后，已经没有谁能使中国再走闭关锁国的回头路一样。
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也造时势。
狗熊与英雄，庸才与雄才，小人与伟人，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错失历史机遇，始终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一文中写道：“蒋经国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赞扬我？”这一句话有着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现在，在一片‘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声中，蒋经国死而有知，真该知道他做错什么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赞扬我？”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哪个伟人说出来的，我猜想“伟人”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他大权在握、取得“成功”的时候。一个人在掌权的时候，听到的一定全是赞扬声。只听到赞扬之语，听不到反对之声，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这说明很有问题，所以“伟人”才自我追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蒋经国进而说：“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得到下面一片赞扬之声，这算什么成功呢？只能说明在威权政治的高压之下，人们不敢畅所欲言。认识到这一点，说明蒋经国保持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清醒头脑，他晚年一跃成为伟人，可见也非偶然。
李敖却仅从字面上来解释，反而显出其浅薄与刻薄。
李敖还认为：“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
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应该谴责，但他晚年“怜香惜玉”，并由此带来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当然应该予以认定。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经国先生之谓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