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昆明抗战老兵二代是错误的杨佳

昆明挟持小学生的抗战老兵二代，实则有悲惨一生。我看他的叙述，分明是针对整个49秩序框架的。当然劫持小学生是不对的。他可以说是错误的杨佳。这是一场恐怖主义的个人革命宣言行动。一个人的革命。

我肯定得首先承认昆明抗战老兵二代的行为手段是邪恶的，错误的。但是面对其诉求的正当性，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光以道德批判来谴责他，错是肯定没错，如此把二十世纪所有政治造成的罪恶都放在他身子之篮子里，他担负不了这种重负。也就是说道德谴责有着为邪恶政治洗脱罪责的效果。在刑事律师那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社会罪责论，例如美国最伟大的律师德微肖茨，他就认为绝大部分犯罪是社会造成的，因此完全归责于罪犯，是不正义的。网友乔睦说，道德是层次比法律低了很多。原本需要法律出面的事，它却躲起来不敢见人，拿出一个蒙事的“道德”来糊弄一下！

因为抗战老兵二代悲惨一生，他最后的举动，通过挟持小学生引起社会关注，明显在诉求“自己不要在这个国土”、诉说“错误生在这块土地”，比白桦《苦恋》中“我爱祖国，可是祖国爱我吗”更进一步。这种抗争有可能退步，他要的是认同，黑格尔说的要求承认的斗争。就像很多抗战老兵背叛了民国，认了中共，要求中共代表中国给他们承认。

有一篇论文研究清朝的时候底层冤案控诉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的关系，肯定需要另外一个国度。

劫持学生的云南抗战老兵二代的控诉，给我震撼很大。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沉沦在黑暗中的人。民国遗留在大陆的因子，就是沉沦在黑暗中永远不得翻身的政治奴隶。还有文革中黑五类子弟。此人做的控诉，要比同为民国后代方方的《软埋》更加强大，更加久远。《软埋》虽然想以人权权利话语，翻出49沦陷之井底，距离井盖也只有一步之遥，但还是井里。此人已经在井盖的下面。

昆明抗战老兵二代是个错误的杨佳。想起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当年著文《杨佳的原始不正义》，指控杨佳的杀人手段。当时看我的北京公安局民警都对刘晓波之说摇头，要知道杨佳杀的是他们上海的同事。不正确的手段乃至邪恶的手段，给一个说法，是强者所为，我们在指责手段之错误邪恶的同时，不要抹杀其诉求的正义性。就像美国建国初期老兵布朗起义虽然遭受镇压，美国人民却支持其主张和宗旨的正义性，开国元勋杰弗逊赞美自由之花需要献血浇灌。被革命者镇压了革命者，却需要继承革命者的遗志：手段即使不是正当的，但提出的控诉必须认真对待。

以八十年代以来的精神史来论，其精神解放不管何种方式，如反异化人道主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自由化、启蒙运动、伤痕文学朦胧诗、还是人文精神还是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还是二十一世纪的维权，都止于权利或者基本人权，虽然如同法律史中的权利和人权都有抵抗国家公权力的隐形抵抗在，但隐形的存在很容易瓦解变为再体制化再归附，重建人身依附关系。权利和基本人权都会指向抵抗权，进行激进明显的抵抗，彻底地由身份到契约。激进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图穷匕必见。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和方方的《软埋》都将台海内战和残酷的政治镇压，转化为人道主义和权利人权话语，去政治化，隐藏抵抗和抵抗权，所以我认为民国立场在大陆的浮出水面，肯定依托于激进民主的抵抗和抵抗权诉求。激进民主的抵抗和抵抗权，而不是权利人权话语本身，是跨过台湾海峡通往民国的跨海大桥。权利人权话语本身是隐匿隐藏的藏头诗，而且很容易沦陷为新时期的法西斯化，再体制化。民国当归立场在大陆是抵抗权的温和行使，是暴力抗争的非暴力替代品。

网友陈老大说只有上帝才能审判这么复杂的，充满内部张力的这个事件。充满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内在张力。我想起好几年前在成都的时候，陈云飞带我去见成都的公民圈，有一个姓罗的老人，他好像是个右派要求平反，他和我说他通过捅伤在成都的美国人造成轰动，借此要求平反。后来美国人知道他的原因，原谅了他和他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