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公信力的沦落：以非法集资为例

公信力，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公权力的道德影响，比方说在一起灾难事件中有人亮出自己的官方身份，要求大家服从他的经验性安排，结果大家转危为安；第二，公权力之外的个人无形资产可直接影响社会判断的能量，比如影视名星暨文化名人对灾难捐助会引起公众的服从行为。但是，就中国的现实看，由于腐败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结构之繁，公信力不再拥有相应的影响力，这也是民粹主义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在腐败的速度规模结构之三维性存在中，公信力堕落为腐败的媒介。个人无形资产社会性的影响比公权力影响的沦落更快，著名的事件是军队大牌艺人董文华卷入了远华走私案。这个事件发生在1998年。十年之后，人们对它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但是，另一种更广泛的隐性腐败导致了十分严肃的道德追问–艺界名流该不该对其代言的产品负责任？后者，由以三鹿毒奶事作为核心的产品质量暨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出来。

不过，本节不打算对非公权力的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进行深度剖析，而是对公权力的寻租行为进行经典分析。如果读者对这种放弃表示遗憾，可以参照性贿赂能否入罪[冯象，2001]的讨论来理解。换言之，那些行为虽然为公众痛恨，但在\”法无明文，不得定罪\”原则下，不具有规范的学理分析可能。

宽泛而言，腐败本身就是借助公权力谋求非法收入的行为，中国俗语\”县官不如现管\”、\”人一走，茶就凉\”等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力可以并且应当迅速贴现的传统心理。什么样的公权力行为更值得专项分析呢？很显然，借助公权力从事非职业活动谋求非法收入才是腐败的结构性问题之一。本小节选取非法集资为分析对象，观察公权力在其中的影响，原因正在于甫述。

发生在湖南湘西的涉案金额100亿的非法集资案与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涉案金额2.6亿的非法集资案具有典型分析意义。两者从涉案金额上来说，虽有较大差距，但其本质相同：湘西案被报道时，发现\”逾百官员参与\”[欧阳洪亮，2008]；丽水案涉案的多位官员里有执法机构权力人物，该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陶学军成为\”第三位被抓的公安干部\”，以至于丽水公安局废话式地发文，\”重申有关纪律：民警不得参与集资，不得经商\”，[黄柯杰，2009]云云。

湘西案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万余集资者先后四次聚集，一次围堵火车站、三次围堵湘西州政府（吉首市）。被中共湖南省纪检委控制的集资案头号人物滕万翠，是在少数民族女干部，不仅在湖南本地有影响力，而且还受到北京权力中心的信任。案发后的报道[同上，欧阳洪亮，2008]说：\”1999年6月至12月，滕受中央组织部等委派，任职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区长助理；2003年7月至12月，还挂职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司副司长。\”这样的经历使她的公信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本质上她也是\”窥奸妇政治\”文化里的精英分子，后来的调查表明：她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非法参股开矿与旅游开发，谋求不正当利益。作为地方政治明星与实权人物（湘西州统战部长、州委常委，在常委中排名第四），其公信力的一夜坍塌直接原因是优先获得信息的参与者们（如涉及的多名县处级干部），对使用集资的企业产生不信任感，提前取款。取款的信息扩散后，导致了普通集资者的愤怒。

这是一个\”让领导先走\”的新经典！

丽水案同样是公信力先发生巨大影响而后又全部丧失的新经典：起初，丽水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伟达、国土局副局长李锋、政法委副书记吴益、市委办公室人事行政处处长林斌，都为集资企业奔走，案发后，受到了很轻的处分，以至于公众追问：\”希望省纪委介入此事，彻底调查，把调查过程和结果全部公开，让老百姓看个明白。\”[同上，黄柯杰，2008]

公信力的坍塌固然导致社会公众对合法意识形态的怀疑乃至鄙夷，但是，所有借公信力谋求非法利益的人士或团伙、意识形态分支集团，无一例外地是在社会公众之先怀疑乃至鄙夷他们必须表面遵从的意识形态。正如湘西具有集资投入与分利双重身份的参与官员，率先获得逃脱被套的机会一样，借助公信力谋求非法利益的力量在民众之先就背叛了他们的政治道德信条。所以说，腐败必然以一种内在张力方式摧毁现有意识形态构架，最后导致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全面溃亡，乃至于国家解体、社会动乱。由此，两个经典性的俗语就有了相互影射的关系：其一曰，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其二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中国体制内负责任的政治研究人士不无痛心疾首地说：\”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黄苇町，2002，P107]然而，矛盾的是，除了如此对既定意识形态暨制度体系之\”礼崩乐坏\”的担忧外，任何体制论者都无法解决组织腐败问题，即如此类：\”当组织腐败的现象蔓延，特别是形成一些贪污受贿的集团之后，一个党员、一个干部需要效忠的不是党和国家，而是各个分散的利益集团。\”[同上，黄苇町，2002，P265]

关于分散的利益集团问题，在本文的第六节已作了详尽解析。需要补充的是，没有形成罪案即本节特指\”法无明文，不得定罪\”的分利情景，仍然是一个参照指标。比方说，大量的违规资运作，特别是审计暴光后的资金流量，其背后的利益分配仍是个谜团。这个谜团的道德反律仍是\”窥奸妇政治\”文化的佐证。在社会学的层面上，仍然是公权力可以\”合法腐败\”的特征。2007年的中央审计（2008年报告）至少审出货币政策执行机构央行的违规福利问题，涉及金额3600万元。同样，证券市场监管者证监会，年度违规福利2000万元。依据这两个执法者的集体非法利益获得的流径推测，中国年均违规利益流量应不下于一万个亿。这个保守的推算，并没形成本文第二节计算出的9500亿规模的构成部分。

八、政治污染：腐败混合暴力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本节之前的所有分析，均集中在权力集团、城市经济及相关联领域方面。而腐败对农村的影响已经十分严重，它不仅使农村政治腐败与城市权力集团的腐败高度同质化，而且还引发了宗族意识基础上的恶性暴力事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国家意识形态向民族主义退守，一个未曾预料到的结果是宗族意识的复兴。此后，由于这种传统意识介入了作为现代政治构建的农村选举过程，加上腐败作为催化剂，导致了农村的政治高污染状况。

著名案例的非全面统计如下：

（一）2007年6月22日夜，河北省廊坊市九州镇九州村发生枪击案，落选村委会主任不满选举结果，向举报他贪腐的四名村民开枪报复，其中两名是连任的村委会委员。[法新社，2009A]

（二）2008年8月25日晚，辽宁省北镇市赵营村当选村主任李东辉，因被村民叶春祥举报贿选而未能如期出任，怒而杀死叶的全家五口人。[范春生，2008]

（三）2009年2月12日上午，河北省吴桥县南范庄村民范新顺，因极端不满村民周长顺对其兄在选举中不当行为的举报，用利斧杀死周家四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刘树鹏&代晴，2009]

农村选举中内含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因此，在经济利益无法调和时，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采取暴力行为。究竟乡村经济能为腐败提供多少经济资源呢？这是一个难以计量的问题，但是，通过个案分析，仍能得到一个理论结果。《南方日报》报道的一个争夺地官的事件，表明：城中村广州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的村官选举争夺白热化，结果牵出了一桩五名村干部共计1100万元涉案金额的腐败案件。[戎明昌，林亚茗，2009]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带来了农村经济收入总量的增加，也带来村绅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复苏，以本土（村）资源为优势，营造权力环境[见图5]就是了一项较好的宣传策略。这种宣传策略是村绅阶层的一种\”招商\”行为，对象则是市镇政客。他们巧妙地利用后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后者又依靠他们来实现乡村控制目标。乡村选举被政府力量的介入所扭曲，比如在广州的城中村案件中，涉及到村官向镇政府官员送现金25万元的细节；再比如，廊坊枪击血案发生时，九州镇官员矢口否认事件与选举有关，对外宣称是\”私人恩怨所致\”。

普通的村民要想通过正当程序将腐败的村官赶下台，非常不易，即便不是以身家性命为代价，也会付出残重的经济代价暨巨大的时间成本。导致此状的根本原因就是腐败村官比平常村民更能获得公权力的支持，后者还可能因正常举报而受到公权力的挤压。抗争中的农民学会了利用网络政治资源的办法，从而减少了抗争成本，也提高了自身的安全系数，比如在广东省陆丰市高厝村，村民为告倒村民小组组长，拿出百万悬赏\”征清官\”。[李秀林，2009]很显然，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真地有\”清官\”出来调查村民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个\”清官\”就不能收这\”百万悬赏\”。这个悖论也是一种策略，如同前述的村绅阶层的政治招商一样。

无论如何，农村发生如此凶残的为争权而致的谋杀事件，以及城市官僚阶层的腐败在结构上对农村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在国民党治理的民国时代乃至满清时代都未曾发生过。

中国农村正在遭受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政治污染！

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出自道德义愤，而是公开媒反映出的农民情绪确乎如此。国外记者对廊坊选举血案中一位受害者的亲属（胞弟）进行后续采访，问到他（名叫李爱国）对2009年3月份两会的希望时，他说：\”村委会承诺支付补偿30年（征地损失），但现在10年过去了，它只给了我两次钱。现在人大开会通过新法案就会让他们付钱给我吗？我表示怀疑。\”山东一位叫梁德勤的农民表达了与李爱国一样的看法：\”政府说得好听，实际上却不落实。他们承诺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但我不抱多大希望。\”[法新社，2009B]国外学者如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对中国农村选举的关注，是寄希望于中国实行从下而上的民主（或许是避免苏联\”自我政变\”带来的后续国际问题），但是十多年的观察让他们认识到：\”地方县市官僚不喜欢村干部由民众直接选举，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失去控制。\”[约翰逊，2009]

结语：对国际观察的一些校正

农村社会的选举进程与中国腐败社会后果，当然地为国际社会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对世界的权重越来越大，而且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实质上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的质量–从全球政治安全到资源的合理流动。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是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这个指数体系采用10分制：10分表示政府很清廉，0分表示很腐败。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海登海默[1997]引述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1996]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在该体系排名为倒第二，得分2.16，属于很腐败的国家。而十年之后，2007年中国一改\”倒几名\”的状况，在全球180个经济体中的腐败排名为第72名，得分是3.6。[海峡时报，2009]

十年间进步了1.44分，这很令人惊讶，可谓成绩斐然！然而，公众所说的\”越反越腐\”现象是违背事实的情绪化判断吗？

对于这个矛盾，必须从两上角度来入手，才能解决：

第一个是，透明国际的采样方法存在对中国的不适性，即是说它的数据系统是\”几千名企业主管\”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评价，排除了公众的判断。

换言之，透明国际注重的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在中国，国有企业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近年来国企垄断性强化，其管理人员总体上并不倾向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做出负面评价。他们更愿意认可腐败给他们带来的寻租机会。本文第六节关于窝案的分析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证明。即便是私有企业，也是努力从政府体系中获得各种由公信力派生的资源的，本文第七节关于非法集资中官员为企业效力的情况虽未详尽描述，但它也是可以引用的佐证。

第二个是，中国的腐败结构远远超出了企业与政府的范围，如本文第八节所描述的农村腐败状况。再者，公权力衍生的诸多亚腐败未能列入国际观察范围，如本文第七节中涉及到的央行系统与证监会擅发福利问题。

总的看来，透明国际对中国腐败的观察是失败的。它的采样方法与数据体系，对中国并不适用。另一方面，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里，国内外学界都没有建立起一套针对中国腐败分析的量化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缺憾。

腐败引发的政治抗争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政治焦点[见图6]，并将继续下去。同时，来自腐败行为具体维护层次的政治打压仍然不断，它必将大大激化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于是，这个矛盾状态又涉及到两个敏感的问题：其一，对经济犯罪暨腐败行为导致的罪案是否可停止死刑处罚，如果不停止，国际引渡暨司法与国际接轨将面临何境？其二，在文化比较方面，民粹主义情绪的非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就是\”反动的\”–直接对抗意识形态的效果，如果不是，人民是否有自行执法权，比如像西方宗教改革时期，农民吊死买卖天主教会生产的\”赎罪赎\”的商人。

主要参考文献：
[19]冯象，2001：\”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载于《读书》杂志2001年11月号。
[20]欧阳洪亮：2008：\”湘西逾百官员参与非法集资案\”，载于《MSN在线读报》2008年11月20日。
[21]黄柯杰，2009：\”丽水公安又陷集资案\”，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2月第2期，转引自新华网2009年2月19日。
[22]黄苇町，2002：《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P107&265。
[23]法新社，2009A：\”中国村级选举制度有待完善\”（北京3月9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3月15日，第8版〈中国大地〉。
[24]范春生，2009：\”辽西血案：缘由基屋选举条件欠缺\”，载于新华网2009年3月30日。
[25]刘树明&代晴，2009：\”河北吴桥发生灭门血案，家属称与举报有关\”，载于《四川在线》2009年2月17日（原载《燕赵都市报》，日期未详）。
[26]戎明昌&林亚茗，2009：\”落选村官闹事引小官大贪案，广州市村官敛财超千万\”，载于《南方日报》2009年1月3日。
[27]李秀林，2009：\”村民3年半告不倒小组长，悬赏百万征清官\”，载于《南方农村报》2009年3月28日。
[28]法新社，2009B：\”农民期待\’两会\’促进落实农村政策\”（德州3月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3月5日，第8版〈中国大地〉。
[29]蒂姆·约翰逊：\”中国村级选举实行十年，结果好坏参半\”，载于美国麦克拉奇报业集网站2009年2月1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2月13日，第8版〈中国大地〉。
[30] Transpraency International，1996：《腐败感觉指数，1996》，转引自阿诺德·J·海登海默（1997）\”腐败的面貌：以比较的眼光进行的探索\”，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7年8月号，〈西方民主国家的腐败〉专号。
[31]海峡时报，2009：\”经济刺激计划，但为了谁？\”（3月14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3月17日，第8版〈中国大地〉。《参考消息》的改写题目是\”新报文章：谨防救市资金落入腐败分子私囊\”。

 

图5：农村社会的相对富裕为村绅阶层带来政治参与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是利用市镇政权来为自己牟利。市镇官僚也愿意为他们服务，以便换取政治稳定的控制权。

 
图6：小的腐败线索可能导致官场的政治地震，因此在个体抗争事件中，官方习惯于采取政治镇压措施。2005年河北沧州的维权人士、反腐斗士郭起真到市政府门前抗议，但不久被逮捕并判刑。现在，他正拖着打进钢钉的伤腿在监狱服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