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当\”普世价值\”在中国受到官方、左派和激进民族主义者质疑时，俄国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也在联合国<<人权宣言>>颁布60周年之际高调拒绝\”普世价值\”。莫斯科州立大学政治学家杜金说:\”我深信人权的概念应文化而异，因社会而异，因为不同的地方对‘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在俄国文化中，东正教的价值和国家权威高于个人权利。他甚至说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非常相近，\”我们都在非常具体的方面拒绝世俗化的、西方的、欧洲的和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权概念。\”三年前，保守派的俄罗斯人民理事会在东正教会的支持下颁布了<<人权和尊严宣言>>，认为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不符合俄罗斯的价值观。杜金和东正教会的一些重要人物参与了这份文件的起草，其中明确说\”有很多价值的重要性并不在人权之下，例如信仰，伦理，圣餐，祖国。\”
俄国保守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重要现象。它在政治上主张强大国家和权威政府，为社会稳定限制个人权利，把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视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生存的主要威胁，尤其是精神和心理上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无疑受到普金政府的支持，在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中也有相当的受众，今天已经成为俄国作为大国重新崛起的重要意识形态资源。将近二十年前苏联瓦解时和那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和布尔什维主义对立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当时看来俄国似乎就要告别专制噩梦迈入民主社会，但如今这些意识形态无疑早已衰落和处于守势，而和布尔什维主义在对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的态度上非常相近的保守主义则咄咄逼人，势头正猛。
美国哈佛大学俄国和苏联史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2006年出版了一本<<俄国保守主义和它的批评者>>(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从俄国历史的角度分析保守主义在苏联瓦解后的兴起。派普斯是美国俄国学的重要人物，在冷战时期他不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制度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在80年代早期奉召入阁，担任里根政府对苏联政策的顾问。冷战结束后他仍然他的学术兴趣转向国际共产主义历史和对俄国转型时期的历史研究。
派普斯是在美国背景下谈俄国保守主义的，所以他从最简单的角度为美国读者澄清\”保守主义\”的不同意义:在美国，\”保守主义\”主张小政府，而在俄国则完全相反。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探讨俄国怎么会在摆脱了最极端的专制统治并显然准备实现民主时却接受了另一个威权政治，为了稳定和秩序放弃公民的政治权利。派普斯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就是为专制政体辩护，它产生于俄国开始出现近代政治理论的16世纪初(当时俄国在摆脱了蒙古统治后开始形成近代国家并为国家政权寻求意识形态)，之后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虽然不时受到自由主义的挑战；到20世纪初俄国产生立宪政体和杜马可以看作是一个进步，尤其是1917年二月革命完全建立自由民主体制后，保守主义所提出的国家权力问题看来在制度上有了一个解决，但这只是非常短暂的。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性质和规模上都超越了沙皇君主制: 后者不过是君主对政治权力的独占，前者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派普斯认为保守主义之所以在俄国源远流长是因为社会结构上俄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在文化观念上国家又一直高踞于社会之上，整个国家都属于沙皇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1917年，尽管1905年革命对其有所其触动，结果是俄国国家一直没有完成从沙皇的\”私有物\”到一个\”公共机构\”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因素累积在一起，不断增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早在16世纪初东正教会中的掌权派为了寻求沙皇在教会财产占有问题上的支持，宣称沙皇只对上帝负责，因此在俄国服从君主和侍奉上帝同样重要，君主专制代表天命，不可动摇。后来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为君主制辩护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换了一个角度，不再强调君主专制是最唯一的或最好的制度，而是最适合俄国国情的制度，因为俄国太大，人民又太愚昧。这种君主专制符合国情论在很长时期里一直被俄国统治阶级用来抵御政治改革，尤其在很多思想还算开明、了解俄国和西方之间差距并有相当的改革思想的人那里，例如俄国第一个历史学家V. N. Tatishchev，1686━1750), 著名的\”开明君主\”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曾担任宰相并有改革家声誉的谢尔盖 维特(1849━1915)。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理论，把沙皇政权描绘成唯一能统治俄国而且唯一能推动和实现改革的力量，离开了这个政权俄国就国将不国。他们说当务之急是提高和改造俄国人民的素质而不是改革政府制度，培养人民的德性就是改造俄国;斯拉夫主义者(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俄国人民的特性就是不关心政治，他们乐于被君主统治而不是参与政治。毫不奇怪的是，对\”西方民主\”的拒绝是这些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有人警告说西方式的代议制政府在俄国只会导致贵族或者寡头专制而不是民主制；有人说只有专制才能抗拒西方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和虚无主义，避免民族的堕落；还有人说民主鼓励社会分化，只有专制才超脱于阶级利益，代表全民族。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俄国历史学家(派普斯也包括在内)在强调保守主义始终在俄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从来不否认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甚至在统治集团内也产生相当影响的事实。派普斯这本书就贯穿了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势力在俄国统治集团内势力消长的过程对今天中国的读者来说尤其富有历史含义。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大刀阔斧地实现西方化，不但在经济军事教育和政府管理方面向西方学习，而且极端到连俄国人的外貌都要向西欧看齐，男人要剃须，男女服装以法国和德国为样板，俄国在欧洲的留学生回国时必须邀请外国技术人员一同回国，等等。18世纪下半期叶卡特琳娜在位时不但扩展了西方化的改革，而且她个人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并和欧洲启蒙思想家书信往来，赢得了开明君主的名声。虽然这些政策和姿态在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社会面貌的同时并没有触动到俄国国体，即君主专制，但到了1780年代，至少在表面上俄国给人以试图融入西方文明的印象。
但1789年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的法国革命爆发，不但法国君主制被推翻，欧洲大陆其它君主制也在拿破仑大军面前或是垮台或是摇摇欲坠。俄国统治集团在兔死狐悲之余看到放任西方思想传播的危险将导致政体改变，于是对西方意识形态严加防范，全面转向政治反动，保守主义再一次大行其道。此后，在18世纪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国力\”不但使得俄国经受了拿破仑战争的考验，而且成了欧洲大陆镇压革命运动的\”神圣同盟\”的主力，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欧洲宪兵\”的俄国大军甚至横扫西欧，打进了巴黎，并扶植一些国家的君主制复辟。一个昔日被西欧看不起的落后的俄国竟然成了救世主，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强国梦\”看来已经成为现实。值得沙俄统治集团骄傲的是，一个世纪来它顶住了来自西方的启蒙和革命的双重压力，在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了专制政体的不变，换来的是具有俄国特色的\”崛起\”。
沙俄的这个\”崛起\”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是短暂和脆弱的。专制政体的捉襟见肘和农奴制对民族创造力的束缚使得俄国在大半个19世纪都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危机。在沙皇统治集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拖延策略下，只有外部压力才能引发一些真正意义的改革。1861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引发统治危机，俄国被迫废除了农奴制(尽管这个废除是非常拖泥带水的)；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引起国内革命，沙皇被迫建立杜马，开始向君主立宪过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按照列宁不无得意的说法，沙俄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君主专制在耗尽了它本身的政治和道义资源的同时，也把民族拖入一个全面危机，为激进主义势力的上台作了铺垫。
回到本文开始时的话题。面对俄国保守主义在国家结束了最严酷的专制制度之后不久再一次拒绝普世价值、强调俄国特色的现实，派普斯提供的历史解释虽然是非常传统的从思想史的角度为现实作注的框架，在方法论上丝毫没有什么新意，但作为一家之言还是成立的。需要补充的是，今天俄国的保守主义和历史上的不同在于它和所谓\”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在国内政治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在俄国的国际定位上则是欧亚主义(认为俄国在历史、文化和国际体系中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一个独立的\”欧亚\”实体)和大西洋主义(主张俄国融入西方)的分野的局面(此外还有一个立足于俄罗斯本土的斯拉夫主义)。本文开始提到的杜金就是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
按照派普斯的说法，俄国保守主义作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起源于16世纪，后来不断强化，只有过短暂的中断(1917年二月革命和1991年苏联瓦解之后的一段时期)，所以今天仍然根深叶茂。但在同时，这个传统又早在18世纪就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挑战。如果承认这个说法有道理的话，那么反观中国又如何呢?中国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无疑是法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被历代朝廷诠释过的儒家，可以说有软硬两手，表里两面。这个传统不要说比俄国保守主义要早，甚至还要远远早于俄国国家的形成。那么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直到本世纪初，这个传统所经历过的像样的挑战和中断(古代史上恐怕只有黄仲羲才对绝对君主制有过一些谨慎的批评?)恐怕不但是屈指可数，短得可怜，而且这种挑战迟至19世纪末才来到中国。此后，这个专制主义传统不但改头换面，而且不断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思想中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产生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和国际接轨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不过是这个漫长传统的新阶段。站在这样一个比俄国保守主义更为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再对照俄国19世纪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值得中国人打个冷颤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孟德斯鸠说过这样一句话: \”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难道使得很多人骄傲不已的\”大国\”崛起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替这句话作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