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经济危机与政改的\”技术性暂停\”
由于全球危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中共决策高层冻结了政治改革。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三月初对美联社记者克里斯托弗·博丁的谈话，做出了这种预判：\”在面临所有这些紧迫问题的情况下，根本不是解决政治改革问题的时候。\”[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3月5日，第8版〈中国大地〉]
时隔不到一个月，三月下旬，中国经济表现得更加糟糕，身处宏观调控一线的官员兼学者们在分析中国出口恶化情势时，称言：\”截至目前，中国基本上已经把所有出口涉及到的主要产品的关税进行了调整，出口政策继续调整的余地已经不大。\”[参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25日，第3版〈北京消息〉]在此之前，我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和后果也作出了相应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之判断是盲目乐观，后果十分严重，错失了应对危机决策的出台时机。[参见《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经济黑洞〉栏目]
逻辑地判断，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不但使得政治改革遭遇\”技术性暂停\”，而且很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倒退。政治倒退的原因，从国内看，是由于二〇〇九年的敏感性而致；从国际看，所谓的中国模式正在被追捧，尽管中国的后续危机将比美国更加严重。
一、从\”上海呼吁\”到\”俞氏新论\”
在另一端，体制内开明人士力图表明：由于经济危机而冻结的政治改革，只是个\”技术性暂停\”，尤其不能停止理论探讨。
先做斯论的是上海《新民周刊》，在全国两会期间，该刊发表采访录，高调主张\”以政改破解改革难题\”，在文章的核心提示中，编辑说道：改革重心已发生调整，要求政改和经改并驾齐驱，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改。人们对这次\”两会\”寄望很高，我们用什么来回答这殷殷期盼？我们的答案是回到\”公共\”本色。[参见《新民周刊》杂志，2009年3月11日，〈两会专题〉栏目]被采访的对象如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汪玉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等都是积极主张以实质的政治改革替代行政改革的体制内开明人士。不妨将这个采访录定名为\”上海呼吁\”，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相应的内幕资料来证明为何北京有影响的学者要选择上海媒体表达–这是北京将发生政治倒春寒的信号吗？
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著名学者俞可平，最近的言论似乎给出了不同的信号，在中共内部政治刊物《半月谈》3月份下期上，他以\”关于民主亟待厘清的六个关系\”为题再次申明民主政治主张。中新网专门评介，突出民生与民主的关系，认同俞的论点即\”以发展民生，去阻拦民主，是一种错误\”。[转引自凤凰网，2009年3月31日，〈凤凰资讯〉板块] 不妨这种以论证民生与民主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理论探讨称为\”俞氏新论\”，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中新网的重新编辑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警惕也即中共内部阻断政改的倾向已经出现–有些力量正在以民生压民主，用民生改进替代民主改革。
\”俞氏新论\”其实早于\”上海呼吁\”，只不过他在三月初的以\”让民主造福中国\”为题的六种关系论述[参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2日，第44版〈观念〉]并未引起月末重新论述那样的注意而已。在六个主要关系中，之于民生与民主的关系，俞可平认为二者\”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从行文语句上，看得出俞很好地把握了两个尺度：第一是，讲\”中华振兴\”而未加入敏感的\”民族\”二字，暗示自己早已从民族主义中脱魅；第二是，讲\”共和国腾飞\”，表示不放弃在现体制基础上改良的可能性。
二，中共意识形态失败后，对传统产生误读
依我个人作为民间资深学者的身份来言，我理解俞的苦衷或表达的技术性。对其强调民生与民主的均衡性之价值，予以认可，同时对\”上海呼吁\”表示支持。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上海呼吁\”还是\”俞氏新论\”都不是经典性命题，尤其俞在民主与民生（即民本政治）方面的认识，存在知识半径的约束问题。
民主与民生关系的经典性早已在墨学政治那里完成，只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严重的忽略：其一，中国体制内政治学术质量较差，如吴国光在近文《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里的论述[参见《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冬季号，〈中国政治学：探索与开拓〉]，另外学术官僚化影响了对传统资源的深度挖掘，对墨学政治的忽略与对老子宗教革命的认识不足，是为巨大失误；其二，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败，往民族主义退守的战略溃退（而不是战略转移）在操作上很粗糙，匆忙服下了儒教即儒学政治这副\”有毒的健身药\”。
就传统学术经典讲，尽管存在着孔墨显学与老子哲学谁先谁后的争议，但是，详细勘研老子哲学的民主政治观念与墨学的民本政治观念之逻辑关系，可以发现：老子哲学的民主性在先，墨子的民本政治在后。
在这个逻辑之下，应当看到：第一，老子哲学的政治道德含义里的民主选举是明确的，而且它是政治墨学\”尚同\”观念的基础。第二，老子哲学里的谨慎治国原则，是政治墨学的民本政治即财政自律原则的基础。简单地说，即便这个逻辑在因果上恰恰相反，它也能证明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是民主政治的衍生品。最保守地说，两者也具有均衡性。
三，用经典印证现实：中国当下政治的症结所在
关于选举民主，老子的《老子》即《道德经》（注：老子著作真正完成时间很长，非《史记》所说立作五千方之状）有明确的说法，第六十六章云：\”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从技术细节上说，被选举人要游说即\”言下之\”，要有道德行为即\”身后之\”，要给选举人以安全感与利益保证感即\”不重\”与\”不害\”。如此，才能赢得高的选票。
墨学政治精细化了老子哲学的政治伦理，在《尚同》中提出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故选天下之贤可立者，立以为天子\”，而后再由天子专行政之权，逐级委托，从三公到里长。当然，这个秩序理论很容易被理解为专制主义的道德基础。但是，一旦人们认识到墨学政治的自然秩序论，就更加明白民主政治（特别是选举民主）才是民本政治的保障。其《法仪》篇云：\”天必欲使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
自然秩序，是选举民主的政治伦理之基，此乃常识，无须多论。
关于民本政治，即所谓民生问题或更细化为国家的财政自律，老子哲学主张谨慎从政，\”治大国，若烹小鲜\”。何故也？小鲜不能乱翻–至少是不能胡乱立法，不能随便花钱。如老子第五十七章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再如，第七十五章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的谨慎治国原则是墨学政治的国家财政自律的逻辑起点，在其《节用》上篇里，讲道：\”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行为必须以对民众有利（称为\”加用\”）为道德原则。国家必须严格约束征税与收费行为，即如《节用》中篇里所云：\”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勿为。\”
之于中国今天的现实，社会之所以处高危状态，其经典性原因就是统治集团治国不谨、自律性太差，经典的解决办法只有选举民主。
人民为什么会在极端的情况下烧政府、砸派出所？根本原因就是立法与司法严重腐败，胡乱出台政策、法规就能敛钱，法律作为公器被各种强势集团私有化为谋利工具。
社会不公程度之于本国历史与国际现实，为什么都是畸高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作为不受约束、财政缺乏自律，即国家以全民进而国有的名义获取的资产利润并不分发给人民。
所以说，比之于古典的民主与民生政治之关系，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选举政治，没有选举政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财政自律、立法道德，民生（民本）政治也无从谈起。
结语：宗教自由作为民本政治的内涵
放下选举民主与民本政治的关系不论，民生的概念本身仍须探讨。换言之，民本政治不只是给予民众经济自由权力与生活安全保障，而不妨碍他们的心灵自由是更高层次的民生价值。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宗教哲学提供了经典性资源：
先是，老子将\”天\”的观念升为\”道\”，给人民理解的自由，避免出现强势宗教控制国家政治，进而将人民的宗教观念一律化的可能；其次，墨学政治完全扬弃孔儒\”非其鬼而祭，谄也\”宗教权贵化与垄断化，并将宗教因素（天鬼）作为约束统治者行为的一个重大因素来看待。
在这个简单的了解之后，人们也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端在于民间具有宗教自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规定民间的信仰选项。当然，中国现实的尴尬是：一方面，主体政治精英集团是无神论者的集合，至少表面上如此，难以承接传统的宗教经典；另一方面，将外来宗教佛教再度本土化，奉为实质国教，与本土宗教习惯存在严重冲突。这个内在矛盾决定了国家宗教政策的功利性与混乱性。其实，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2006年10月）起，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就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就出现\”亚改良现象\”–政治报告只字未提\”打击法轮功\”问题。在另一端，公权力对公民信仰自由的打击并未停止，换言之，国家势能强行介入公民私人信仰领域的行为还没得到约束。如果中国政治不会产生大倒退，如果民主与民生得到基本的平衡，那么，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对宗教自由采取的实质态度。如果愿意改良，那么，应当\”超越平反\”，给被关押的所有宗教政治分子以无条件的自由。
作为民间资深学者，我相信体制内学者关于国家特赦的建议，包含了我的主张，至少两者存在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