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东事件中，一个要点被忽视了：谁是主要责任者？话是孙东东说的，他成为众矢之的也是自然的事。但是，当所有矛头都指向他的时候，更主要的责任者则被忽略了。孙先生说话不负责任（按照刊登的言论），需要道歉，舆论应该批评谴责，访民也可以向其示威抗议，但是该事件更重要的责任者呢？他们在哪里？该承担什么？舆论、民众该对他们说什么？
我以为，该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恰恰是《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家新闻报刊，说什么？报道什么，是否属实？ 首要责任者就是该报刊。如果《纽约时报》对某教授采访，作证“黑人智商低”，那么舆论谴责的首先是《纽约时报》，民众会去该报社示威抗议。再说，美国的哪家报刊，哪个记者敢做这样的采访，敢登载这样的言论？类似的话，媒体绝对是不能说的，无论出自谁的口，除非是作为负面报道。
“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且不说记者是否断章取义，但此话明显地有辱访民群体，是媒体不该登载的话；但是《中国新闻周刊》登载了。所有的媒体都有倾向性，其所有言论都有选择，因此媒体需要对其言论负责，即使是自由世界。请大家再读读这篇采访，该刊物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之不可忽视，而要特别注意。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新闻周刊》才是该事件的直接而主要的制造者。
况且，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更无新闻自由，媒体为国家所有，被党和政府所控制。在中国，所谓新闻也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方式。《中国新闻周刊》隶属中国新闻社——中新社，该社成立于1952年，与新华社并列为中国两大通讯社，主要负责对外报道。新华社、中新社均是
党和政府的喉舌，照其旨意说话、报道，宣传其的政策、主张，表达其意志。《中国新闻周刊》在中新社麾下，其性质可想而知。
中国政府对待访民的态度，众所周知，无需多言。这篇访谈实际就是：为把访民送进精神病院制造舆论，消解民众对访民的同情。《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这篇访谈，代表了政府对待访民的意向和态度，是帮政府而言，不过他们要借教授、专家的口来说，使之更“合理合法”。中国的问题多多，专家学者多多，《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报道孙文广教授事件？为什么不采访丁字霖？为什么不就《零八宪章》采访一下张思之大律师？不就访民被非法绑架、关押采访浦志强律师？《中国新闻周刊》的倾向不是很清楚吗？
因此，孙东东事件中，最该谴责的是《中国新闻周刊》。民众应该去中新社、去新闻总署、中宣部示威抗议，要求他们对该事件给予解释，要求《中国新闻周刊》公开道歉，承担责任，撤换主编。访民是权力的受害者，直接侵害他们的是权力，对他们上访进行打压的也还是权力。权力是他们的主要压迫者。访民维权，其实就是向权力索要权益，权力才是访民主要抗争的对象。
孙东东是学者、专家，不是政府官员，他说话代表自己，不代表政府。至于《中国新闻周刊》代表政府利用他的话，则是另外的问题。
孙东东说错话，可以批判，乃至抗议，但事件中，访民们将不满、愤怒主要指向他，却不恰当。因为，他毕竟仅是个人，而且这里还有个人言论权利的问题；访民们主要应该抵制的是《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政府，而不是孙东东。
访民们的愤怒可以理解，但客观地说这些愤怒多是在上访中长期积蓄下来的，不全是为孙先生那一句话。访民们将这些愤怒一股脑地倾向孙东东，不算公平，孙东东成了政府的替罪羊。再，该事件和孙东东有关，但是和北大无关，访民去北大示威抗议算是失策。北大是教学之地，不是政府机构，其无辜受扰，并不得人心，且会间离访民与大学生的关系。
就此事件，如果人们的舆论谴责主要指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访民们去中新社、新闻总署示威抗议，则会更有意义，也将更有效果。而要做到这两点，一是需要眼界和智慧，也就是知与识；再是需要组织。这个事件告诉我们，当民众斗争尚在自发的非组织的无序状态下，必然是盲目的，也很难有结果。
官方承认80%的访民有冤情。上访是极权制度特有现象，因为权力至上，法律不得实施。不错，访民中有人患偏执症，但也多是长期遭受迫害所致。访民是中国社会受害最深最不幸的群体，他们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