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华裔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美国普林斯顿逝世，享年91岁。中国海内外学术界与政治、思想界人士，均表震惊与哀悼。
台湾中央研究院星期四（8月5日）发通告宣布，余英时当地时间8月1日早晨于美国寓所在睡梦中去世。赞扬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
多名家庭友人亦证实，余英时去世前夜曾先后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通电话，到凌晨，夫人陈淑平发现丈夫已安详离世。住在纽约的两名女儿随即赶到，按照余英时遗愿低调身后事，将其安葬于普林斯顿大学他父母的墓旁，然后陈淑平才向亲友和学界透露余英时逝去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学随后发通稿悼念曾任该校副校长兼荣誉法学博士余英时教授，对其学术贡献表达敬意。 署理校长陈金梁教授说：“余英时教授一生贡献学术，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极具影响力，其学术成就屡获奖誉。”
余英时长年对中共统治作严厉批评。2013年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余英时接受BBC中文专访。他说：“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余英时在该次采访中还形容，“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曾活跃发言支持。2013年他对《联合报》报系北美《世界日报》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2013年，刚刚上台的习近平为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中国梦”。余英时接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专访，被问到：您的“中国梦”是什么？余英时回答：我没有“中国梦”，有的只是人类的梦。民族主义不是好东西，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就是这点。
没有中国梦的余英时，自1978年到中国大陆考察后，便再也没有踏进中国大陆，他说 ：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5日报道：【余英时逝世】一生坚持中国文化可与民主共存 港人决不甘心作奴隶或顺民
史学泰斗余英时（1930-2021）于周日（1日）晨间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耆寿91岁。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制图
史学泰斗余英时（1930-2021）于周日（1日）晨间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耆寿91岁。西方学界皆推崇余英时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他坚持中国文化与民主人权价值可共存。他与香港中文大学亦渊源极深，曾勉励香港年青人，应该珍惜言论自由、交朋友的自由。在人一生有限的时间，为自己、朋友、师长争取权利，做有责任感的知识人，对社会作建设性的批评。
上月中，余英时曾在回复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周保松的信中谈及香港问题。余英时说，香港正朝着民主自由相反的方向进展。他认为此情况在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余英时说他始终相信，“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香港自开始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觉悟程度而言，也决不甘心作奴隶或顺民”。
信中又寄语港人“奋斗是极重要的，决不能放弃”，又表示“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继续作一点事”。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有开创性影响。他专长以现代学术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公认属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
余英时在2014年新亚书院65周年讲座中，表明“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因此中国文化与现代的民主、人权应该可以连在一起”。又指出民主是普世价值之一，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过去历史转移政权时不时有杀人流血事件，因此建立在健全法律保障之上的一人一票选举方法，可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维持了基本对人尊严的尊重。
另外，余英时一生对中共持批评态度，他曾在访问中表示，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他马上返回中国。他说相信共产党不会永远存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回归文明的主流”。
他说自己没有“中国梦”，只有人类的梦，人民可以享有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我的梦”。他又认为中国目前追求“强国”，要凌驾世界，是中国人的虚荣心作祟。他批评“民族主义”是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价值，但历史中最提倡民族主义的德国与日本，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中国希望“站起来”，要让别人膜拜，恐怕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余英时与香港中文大学渊源极深。余1930年中国天津出生，1950年入读后来拼入中大的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他曾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
他后负笈美国，1962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七年后受聘为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1973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兼任大学副校长。余教授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与汉学研究荣誉教授。
至香港时间晚上，中大发悼文，署理校长陈金梁教授对余英时教授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代表中大全体师生校友向余教授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并对余教授为学术的无私奉献和对大学的贡献表达由衷敬意”。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记者：陈润南 责编：何景文 网编：林咏华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5日报道：余英时逝于普林斯顿 享年91岁：立场坚定的华人史学泰斗
余英时被誉为史学泰斗，虽然长年不在中国，但仍深入透彻了解中国历史与时政。
国际知名华裔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美国普林斯顿逝世，享年91岁。中国海内外学术界与政治、思想界人士，均表震惊与哀悼。
台湾中央研究院星期四（8月5日）发通告宣布，余英时当地时间8月1日早晨于美国寓所在睡梦中去世。赞扬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
多名家庭友人亦证实，余英时去世前夜曾先后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通电话，到凌晨，夫人陈淑平发现丈夫已安详离世。住在纽约的两名女儿随即赶到，按照余英时遗愿低调身后事，将其安葬于普林斯顿大学他父母的墓旁，然后陈淑平才向亲友和学界透露余英时逝去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学随后发通稿悼念曾任该校副校长兼荣誉法学博士余英时教授，对其学术贡献表达敬意。 署理校长陈金梁教授说：“余英时教授一生贡献学术，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极具影响力，其学术成就屡获奖誉。”
“余英时教授与中大渊源深厚，为新亚书院校友，其后返回母校任职副校长及新亚书院院长，致力在校园推广中国文化研究，让师生裨益良多。我谨代表中大全体师生校友向余英时教授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并对余英时教授为学术的无私奉献和对大学的贡献表达由衷敬意。”
余英时祖籍中国安徽潜山，193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生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与历史荣休教授，亦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
余英时一生坚持学术和思想表达的独立，强调“知识人”的自由与独立。他对中共的批判立场鲜明，曾公开表示支持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对镇压行为表示抗议，也曾明确表示关注与支持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又曾明言只要中共不放弃一党专政，他就不会回国。
共悼泰斗
余英时去世的消息由其家人朋友星期四在网络上公布后，中港台知识界纷纷表达哀思，生前与其有过交往的学者、媒体人和民主运动人士共同隔空哀悼。
余英时于2014年获颁台湾首届唐奖汉学奖。唐奖教育基金会周四发表声明说，创办人尹衍梁对余英时毕生在汉学领域的贡献表达感恩与怀念；执行长陈振川代表基金会全体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文致哀：“余英时先生之学问融汇东西，打通古今，博大丰厚，极具开拓力量和启发意义，是同代人文学界中的佼佼者。他以对古今知识人及思想史的精湛研究，更以身垂范，昭示了一个知识人所应该具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死而不亡者寿，这种人格与精神乃是余英时先生留给后人的最宝贵遗产。”
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撰长文，怀念余英时对后辈的关心和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周保松说：“上星期才收到余英时先生的来信。这两天正在想着要回信给他。我现在捧着他的信，读着他的字，感觉很不真实。我生命中极为尊敬、信赖、精神上甚为依靠的一个人走了。”
周保松透露，就在2021年6月24日，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最后一期，他因为悲愤给余英时写了长信，连同最后一份《苹果》寄去普林斯顿。并感谢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义的着作，并以一生之力去推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余英时收到周的信后，手写一书，传真回复，并又在7月16日亲自寄了信用空邮回复。
余英时教授给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最后的信
保松先生：
收到赐寄报纸最后一日绝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谢而且感动。
香港情况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进展，我早在NY时报（《纽约时报》）、电视等媒体上注意到。在短时间内，大概不易改变，但我始终相信：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香港自开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觉悟程度而言，也决不甘心作奴隶或顺民。但人的主观奋斗是极重要的，决不能放弃。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话：“但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继续作一点事。”即以此语互相勉励吧。
余英时 手上
曾师从余英时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泛森院士对台湾官方中央社说，余英时不仅是史学泰斗、展现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典范，也对学生处境考虑相当周到，又说自己受到其作品莫大启蒙，“好像能从他的着作中看到一个精彩且广大的世界”。
王泛森亦对《联合报》说：“余英时对自由民主的坚持一生未改，坚持反共，对台湾的自由民主关心，且对时事讯息掌握清楚。”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陈芳明教授对中央社说：“他（余英时）支持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总是在关键时刻发出正义之声，立场从未动摇。”
“余英时让我知道，历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让人看到时间的流动，可以看到社会的变化。余英时的文字虽是静态的，但在他的叙事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生命力，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历史家，永远保持开放、多元、开明的心态在做学问。”
《余英时回忆录》出版商，台湾允晨文化总编辑廖志峰也对余英时的去世消息感到惊讶。廖志峰对中央社表示，余英时前不久才答应了为出版社社庆题字的邀约。
他说出版这本回忆录花了前后12年，他曾为此到美国亲自拜访余英时，深感对方在丰富学养及高尚人格之外，更洋溢着处处为人着想的温暖。这本着作的封底形容《余英时回忆录》是“全球华人引领翘望，期待已久的巨作”。
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对台湾公共电视回忆说：“他经常骂我的话就是，我早熟又不成熟，那我都年纪这么大了还常常挨老师的骂，不过现在事后想想也许这是一个荣幸吧。”
《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后）与夫人陈君英（中）在余英时（前）家中观看余教授在书上题字（12/2018）
“大陆的媒体跟民间（对余英时）的反应非常正面，他是喜欢、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民，极度厌恶共产的政权，他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不可替代的一个原则。”
天安门学运“六四”事件流亡者，《河殇》电视片集总撰稿人苏晓康重发其旧文一段内容：“一个皖南青年，从那山乡走出来，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造就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
广州《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发文回忆2018年12月探望余英时，余英时谈到 “历史与新闻是同一门学科，历史就是新闻、新闻就是历史”。
谈论该年中国《宪法》修改之后的大陆政权，余英时将其定义为“党有资本主义”，谓其眼见的未来似无改变的可能，但决非“不可撼动”。
目前旅居美国的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说：“先生离开，是学术界这几年来最大损失，也是华人社会的重大损失。”
“先生对我，多年来关怀备至；念及上次还与先生在他的客厅畅谈良久，更是悲从中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王丹在社交媒体上载昔日与余英时教授合影。
深夜惊悉余英时先生仙逝，至为悲伤，无法入睡。
先生离开，是学术界这几年来最大损失，也是华人社会的重大损失。这不仅是因为先生是学界泰斗，思想大师，更因为先生一生以学术功力连结自由理念，埋首经文的同时不忘社会关怀，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和精神领袖。
— 王丹 （@wangdan1989） August 5， 2021
史学大家 中西贯通 独立人格
BBC中文新闻总编 吴薇
余英时教授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建树的思想家，是被全球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公认的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家。他中西汇通，研古析今，又因其独立人格和政治上的不妥协与态度鲜明，晚年其着作和言论在中国大陆几乎被封杀，但这并没有阻止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公众悼念他。
余英时的学术研究，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涵盖了横跨3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时期。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先秦两汉时期和中古时期思想文化史的专门研究。从攻读博士时期开始，余英时便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的博士论文探讨了古代长生理想向不朽思想的重大转变，成为对宗教思想关键转变的经典描述。
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是余英时给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启发，也是贡献给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遗产。
1970年代，余英时教授发表着作梳理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和清代思想史，并在针对仅次于孔子本人的最有影响力的儒家人物朱熹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掌握。
余英时教授的学术成果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识和文化史，以及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和东西文化问题研究。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在授予余英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说：“余英时博士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他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影响跨越了许多学科、历史阶段和研究课题；他深刻地研究了关于人性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内在原理。”
余英时教授不仅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建树的思想家，而且是海外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追踪了中国近百年价值观念和思想潮流的流变。在立场上，他无疑是反对全面彻底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他从来不就价值观取向进行争论，而是用梳理思想脉络的方法，用史实去证明“现代激进主义滥觞”的存在。他认为：“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必然都是势不两立的。现代化有时反而需要借助于传统中的健康力量。” （1993）
余英时教授是一生坚持把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提到台面上研究的思想史学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他的信念绝不仅仅是停留在“传统仍有价值”的说法，而是把一些优质的文化传统当成“恢复人类文明的元气”的工具（1999）。而他本人则是穷其一生不断梳理中国文化传统，并在1990年代通过香港《明报月刊》等刊物，向当代中国人介绍传统文化的精要。
晚年，余英时教授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仍有突破性贡献，成为最先使用中文加入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哲学家和宗教研究者开始的关于“轴心时代”的讨论的学者。其着作，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系统性地确立了中国先秦哲学思想作为“中国文明的轴心突破”与“轴心时代”的对应关系。这是余英时给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启发，也是贡献给全世界思想界的精神遗产。
着作等身的学者余英时，因其独立人格与求真敢言的性格，亦从未放弃和逃避对社会现实和文化问题的关注和评论，1950年代初期，青年学子余英时初到香港的新亚书院就读时，受教于钱穆，彼时已热忱地关注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走向。此后多年直至临终，余英时都在海外持续关注中国政治问题。 对媒体采访、同仁和学生请教与交流中国现实问题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知无不言。
复旦大学历史学者葛兆光曾撰文分析，余英时的家世和个人在香港美国治学的际遇，造就了其与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历史学者的巨大不同。而余英时自己在多个场合系统讲述过1937-1949年少年时期在中国大陆的最初经历，决定了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也注定了他终身反对共产主义而一生选择去往自由的地方。
关于为何中国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令华人政治和历史学界长久讨论的问题，余英时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儒家为主题的中共传统思想发生了一种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中国知识人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由于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价值相近（如‘均’，‘公’之类），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不同的错觉在‘五四’以后仍然不断出现……总之，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岛岛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余英时自1978年以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身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后，至临终，再未回故土。余英时经常前往台湾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出版大量台版学术着作，大多数学术着作也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但一些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内容和时事评论多遭删减。近些年，更传出被封杀的消息。
“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一度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流行的话。中国大陆最早出版余英时的书是1987年的《士与中国文化》，此书一度风靡，影响了大量中国读书人。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对古代中国文化和士大夫传统多持批评态度，而余英时与钱穆先生类似，对传统怀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古代“士”持同情态度。
复旦大学历史学者葛兆光认为，从实质上，余英时的着作“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衷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利的反抗勇气”。“从另一侧面提醒了知识阶层如何关注自己的历史，以及只是人如何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以传统中的‘不事往后，高尚其事’的气节，给知识阶层保留一层尊严”。
余英时把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比较，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其着作和独立剩余在八十年代对中国大陆学界的刺激，如同他的“反智论”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所发挥的思想冲击一样重要。
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之后，他与中国海外华语学界学术交往频繁，但几乎放弃了英文写作而致力于中文，也是其坚持与中国学者和公众交流的方式。因无法返回中国，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赴美，多会寻机前往其普林斯顿家中访问。
曾对余英时做过专访的媒体人罗四鸰向BBC中文回忆，余英时在2018年4月，亲笔为大陆媒体撰文，谈中国史学危机问题，强调“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
余英时写道：“1949年以后，历史课本便越来越走向宣传的路。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则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用谎言来抹杀事实真相已成为常态。今天作为大学中意识形态课程之一的‘中国现代史’便是彻头彻尾的伪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对于毛统治下的30年不许有任何负面的评论，对于毛死后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许稍有”妄议“。试想在这样的状态下，今天青年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呢？”
生于苦难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在天津出生，据其回忆，幼年学习接受现代教育的小学、中学与老式私塾，尤其是在1937至1946年之间，返回祖籍安徽潜山躲避战火的时期。12岁之前在乡间私塾受教育，随后去中国文化重镇桐城上初中，有一年在与舅父生活。
余英时很在意自己儿时这段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有系统的记忆从这里开始的”，自己“父亲这一代离乡外出，但根在故乡”，又说，父亲余协中所编的一套《西洋通史》成为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
他在安徽乡间见闻的“新四军”令其心生厌恶，而其在沈阳最初接触到的共产主义宣传和随后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自我探索，并未令其完全接受共产主义。
余英时说：“我一开始便认定‘自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极致。当时许多人都讨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余英时其后先后入读辽宁沈阳私立东北中正大学与北平燕京大学。但1949年中共建政，余英时渐生去意。
1950年元旦日，余英时入境香港探望父母，自此留下来，更入读史学家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跟随他学习，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始单位，一直维持至今。余英时的毕业证书目前仍存放于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
1955年，余英时获保荐到美国哈佛大学，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他在哈佛学习的生涯由此展开，后来师从汉学家杨联升教授，1962年取得哈佛博士学位，七年后获哈佛聘任为中国史教授。
1973年，余英时教授重返香港，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兼新亚书院院长。当时中大奉英属香港立法局决议，要把学校架构从“书院联邦制”改成中央集权，余英时被任命出掌改制工作组。改制引发恩师钱穆等九位中大校董辞职，余英时返回港中大仅仅两年便返回哈佛执教。
此后，余英时先后在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等院校讲学，最终回到普林斯顿大学，直到退休。
他毕生着作众多，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方以智晚节考》和《论戴震与章学诚》等。其中，《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一书影响最为深远，香港中大形容是“驰誉学术界”的作品。
台湾中研院形容余英时“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西方学界皆推崇其为21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爆发后不久，传出余英时在中国大陆被封杀的消息，其所有着作和言论在中国几乎无法再公开出版。
余英时一生获奖无数，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78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获颁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2004年获选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奖（John W. Kluge Prize）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颁唐奖汉学奖。
作为一位学者，他曾形容自己不希望被人崇拜。他在2014年9月到台湾出席唐奖颁奖礼时对《天下》杂志说：“我绝对没有做教主的意思。但我了解年轻人都会佩服当代人，我想这是年龄问题，只要你知识到某个程度，慢慢就可以知道。”
“就像我跟我老师钱穆，我一直到现在尊重他，但我跟他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别人也看得出来。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就要发挥他，把他的想法往前推。”
2006年11月，在接受中国广州《时代周报》采访时，余英时曾说：“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就是所谓‘博学知福’，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余英时长年对中共统治作严厉批评。2013年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余英时接受BBC中文专访。他说：“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余英时在该次采访中还形容，“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余英时离开中国后，只曾在1978年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大陆。但他在1985年的散文《我的中国情怀》中说：“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1996年，余英时出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一场有关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座谈会时曾说：“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
“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次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成《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一文，收录到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当中。
1989年天安门学运爆发时，余英时曾活跃发言支持。2013年他对《联合报》报系北美《世界日报》评论说：“我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只要中共政权存在的一天，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六四问题，否则他们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应叫‘平反’。”
“‘六四’后很多人认为中共很快会垮台，但他的组织太厉害，这里面也有个气数问题。”
2018年，余英时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又曾说：“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
“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余英时也常对台湾时局有尖锐评论。2006年从新泽西州前往华盛顿接受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时曾对《联合晚报》说，台湾政局确实混乱，但乱只是一时的、人为的，且“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只要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继续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时人出了问题，经过选举换人，还有机会拨乱反正。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二个台湾总统任期过去了一半。
2008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一个多月——余英时到台湾演讲时，赞扬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以选举选出自己的政府，不仅权威的政党遭到推翻，新政党可以执政，如今旧政权又能回头执政，这样的民主成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也是过去中国思想难以想象的。台湾和香港相较中国大陆，社会没有经过像文革般的激烈的暴力摧残，风俗习惯文化能够具有延续性，更有条件可以推动民主。
2013年，香港“占领中环”抗议运动尚在酝酿，余英时投书香港《苹果日报》说：“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
“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9月余英时准备赴台领奖时，“占中”抗议如箭在弦，香港《苹果日报》再次引述他说：“我想‘占中’不能说不占了，你现在不占，不是更糟糕吗？”
“你不能说：我就算了，我无办法了，我就做顺民好了，听你的话。那就更糟糕，那就永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余英时曾对《世界日报》说他不愿回去中国的原因：“第一我不喜欢热闹，如果我回去，到处开座谈会、演讲，我受不了，我现在也不谈政治。第二基本上是价值问题，这与六四无关。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并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我马上去。”
最终，余英时并未盼到这一天。但或许正如他晚年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在余英时心目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德国之声（DW）8月5日报道：一代史学家殒落 余英时逝世享年91岁
极具影响力的着名史学家余英时1日辞世，享耆寿91岁。余英时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及文化史研究，是中西学界皆推崇的学者，有“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之称。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中央研究院5日证实，着名史学家余英时1日晨间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并称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擅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有“21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之称。
余英时曾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余英时生前大力批判中共体制，也曾支持香港“占中”、“反送中”以及台湾太阳花等民主运动，不过许多中国媒体仍在第一时间广泛发布有关余英时逝世的消息。
坚持反共、声援民主运动
台湾中研院院士称，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份子，“从头到尾反对中共的政权”。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而更早前，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时，余英时也曾投书《纽约时报》声援党外人士。
2014年，余英时谈及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时表示，中共对付香港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大运动。他也对香港争取特首普选表示支持。
来年，余英时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后，赴台北演讲时针对香港议题表示，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可能挑战它“一党专政”的反对行动，一旦发生，它势必要镇压到底。
2019年，余英时以录影方式参加台湾政大举行的讲座时，对香港“反送中”发表评论：“香港现在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是用最强烈的方式反抗共产主义。”
余英时说，香港的环境自由、不受限制，但中共目前是民族主义先行，强调为打造强大国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但他认为“这些（香港）学子受人文精神培育长大，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接着说，“当然不排除有些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关系的人，会继续支持中共政权”。
针对台湾，他当时也提醒，中共最强的从来不是武力，而是无所不在的统战策略。他当时表示，在面对中共的威胁时，台湾人民必须有深厚的人文修养。
余英时说，民主必须有人领导，一个领导的人应以身作则，光谈空的内容是没有用的。并称领导人要实践人文素养，对人文、社会等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不只是提出观念，而是要实践。
他表示，如果人文素养不够，就容易把钱的问题放在民主问题之前。例如中共迫害上百万新疆维吾尔人，欧洲国家都保持缄默，就是怕无法在当地做生意。
“中国文化并非中共”
余英时曾经说过，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中、美的国力碰撞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极权和反极权之争。台湾作家颜择雅曾评论“他并不把中国的不民主、不自由归因于固有文化”。
余英时在《余英时回忆录》写道：“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负面东西。”
余英时2019年接受《中央社》专访时，强调民主与科学息息相关，但中共不想要民主和科学，只想掌握控制人的技术。当时正值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参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余英时严厉批判：“共产党今天讲的是一党专政，假借五四爱国名义、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是它最成功的地方。”
针对六四，余英时也曾表示，并不认同“平反六四”的说法，他向《中央社》说，在他眼中，企求平反形同希望中共开恩，但中共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没资格平反六四。
余英时的弟子包括中研院院士王泛森、黄建兴。黄建兴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表示，余英时终身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淡泊名利，晚年鲜少公开露面，但访客仍络绎不绝，其中更不乏中国大陆人士登门拜访，并说：“余英时最大的粉丝，其实在大陆。”
不过他表示，不能透露这些人的名字，另外王泛森也提及，余英时的家就像当年胡适在纽约的家，有许多人争相拜访。
（综合报导）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5日报道：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信念终生反共 史学泰斗余英时91岁辞世
一代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寿91岁。其学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余先生一生捍卫人权，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的信念。更关注中国文化、香港和台湾的命运，本于良知坚决反共，毕生一以贯之。
“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余英时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但他不从政，只在思想上表达意见，他形容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批评政治到此为止”。“我不想我抓了权，别人都听我的。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东西。”
磨了12年《余英时回忆录》出版2019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观点”节目访谈，触及核心价值，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中国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里，我过的生活，运用的价值基本上就是从中国来的。
RFA记者唐琪薇：所以您想保留的是中国文化最精华的？
余英时：“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我那句话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说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至于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认为：“王阳明讲的一句要紧的，就是良知的问题。你有没有良知？知识人有没有尊严，你对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余先生是有良知和风骨的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老师说过年轻时在安徽家乡，有一个营长欺压当地百姓，他写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营长找人跟他解释。老师谈到这故事强调，『不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这是他对人权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余先生指导时，正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余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学生、学人和保护异议分子的行动，对中共政权火力全开批判，他对香港占中运动，对台湾民主运动发表很多支持的言论和作为。他到人生最后阶段仍很关心香港问题。
王泛森说：“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学生希望介绍去见面，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争运动的教授去普大访问的时候想要见他，他马上就（答应）。”
研究从“尧”到“毛”的中国史学者
王泛森提到余先生是写诗出身，对旧诗、音韵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念书时余先生到台大演讲自我介绍说是研究汉学、从“尧”到“毛”整个中国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不朽跟长生，曾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余先生对汉代经济交通、贸易与扩张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看到老师在看一本剑桥的中亚史，他一问原由，老师说，他很惊讶这本书居然收录他很早期写有关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专家。
王泛森说，余先生是世界少见曾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授的学者，希望他创造的学术宝库的“利息”，在人间源源不绝地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国受到共产党统治后，对文化的摧残、人权的打压，使得余英时非常痛苦。他反共，毕生一以贯之，对中国文化的命运非常关注。2006年获颁“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该奖对他的褒词提到，余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后，刺激年轻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源头。
中国文化在文革被摧残 倡议设“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说，余先生认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饱受摧残，他曾在香港明报写过一篇文章倡议设立“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无处非中、无处不是中国。
王泛森提到，最后一次和老师通话是两、三个月前。“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说太久没有跟老师通电话，老师说，没有打电话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余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实他内心非常平静。老师讲过几次，老年能平静在家，安安静静看看书就很福气。”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7月25日他才和余先生通电话，精神都还很好，忽然听到他辞世，心很痛，他原本准备在疫情之后，将《余英时回忆录》荣获的金鼎奖和香港书奖的两项奖座，亲自带到美国给余先生，岂料心愿未能达成。
对生死豁达 与后辈侃侃而谈自己的墓园
廖志峰提到，余先生对人很温暖，对生死豁达，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访余先生，他听到余先生说父亲活到八十多岁，他还说那您会活到100岁。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一开始聊的话题，居然就是墓园，他还没看到老师，就先看到老师预备的墓园。
廖志峰说：“我第一次见到他，见他之前，师母先带我去普林斯顿墓园，我还先去他父亲的坟上致意。那时还没见到余老师，后来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将来就会葬在那里。我就跟老师说，好！我将来再到这边看你。”
提到余英时反共的源头，廖志峰说，中共在六四打压、集体杀害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是对香港。余英时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认为中共扼杀、谋杀的是中国的希望，至今没有平反。余英时跟他说，一定要守住台湾最后这块华人自由民主的净土。
关心香港、台湾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湾？”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时任总统马英九、文化部长龙应台未与陈会面，余英时接受台湾联合报系专访时曾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另曾呼吁马英九检讨大陆政策。余英时过去受访曾谈到，“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
余英时2014年接受台湾天下杂志访问，曾鼓励香港人为自由和民主抗争，他的结论是 ： “（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了，不然下一个又来一个命令，你又做乖孙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后你不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余英时当时肯定港人“公民抗命”，强调虽然要付出代价，但“坐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曾预言，香港出来反抗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这是很可怕的，表示会有很长期的抗争”。
余英时1930年出生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把他送回安徽老家，他在乡下过了9年。遇到新四军屠杀乡民，新四军之后成为共产党基本势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被游说申请加入共青团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回忆录提及，感染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与“左倾幼稚病”，但很快觉醒，却也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无地自容”的罪过。
搭上一班故障列车 从北京转向香港 改变一生命运
余英时1949年曾执意回北京完成学业，余父已在香港，局势非常不稳，他搭乘的列车故障。他一个转念，认为应留在父亲身边，就此转向去了香港。余英时曾说，如果列车没有故障，他留在中国，一生的命运将大为不同。
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国跟世界面临巨变的十字路口，民国政府把很多中研院院士接出来，很多有学问的人留在大陆，但胡适去了台湾、钱穆去了香港。余英时一度要坐火车到中国北京念大学。
陶杰形容余英时年轻时对共产党也“差点中招”：“他那时候的选择是最惊心动魄的，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还是中国在那个时候的选择。余教授著作等身，最重要是讲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择当中去研究中国未来的方向。香港年轻人、海外华人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他的著作，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物质横流的时代。美国知识界也应重新认识余英时，在这个十字路口上。”
陶杰：美国政界智库错失聘余英时担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杰认为，余英时到了美国的学问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国被大材小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就应该请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他们不是提倡多元文化吗？应该早就请余英时当一个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
和美国很多知识界 、智库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陶杰认为，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得透：“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而且他对新儒家的批评非常地独到。当然他人很厚道，讲的很含蓄，就说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出路，看新儒家没有用，因为新儒家提倡的道统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气的、故作深奥的，你只要讲良知就够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较寂寞的一个人，他对中西文化具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罗冠聪：感谢老师声援香港 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脸书放上与余英时的合照，并写下：“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启廸了众多后起之秀，奠定了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也感谢老师对自由的支持，鼓励着在各地争取个人权利的有志之士，也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台湾副总统感谢余曾在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为“党外”发声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脸书悼念表示，“余院士关注人权、自由与民主，曾为『党外』发声、为美丽岛事件投书国际媒体、声援六四、支持香港。也时常提醒关心台湾，面对香港问题除了支持之外，更要不断深化台湾的民主自由。余英时院士的胸襟、敢言、不屈、无畏与执着，已为许多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立下不朽的典范。”
宋永毅看余英时：坚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者
文革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英时有渊博的学识和胆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曾说如果共产党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陆，他就坚决地做到。
宋永毅说：“我知道中国大陆千方百计，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诱他，想给他种种诱惑、荣誉、待遇。有太多学者在共产党掌权后就投靠共产党。自由世界的学者倒过头拍共产党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这是非常珍贵、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王丹：余择善固执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发文送别余英时，王丹说，余先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择善固执”，“善”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他涉猎很多现实问题，跟他聊天可以感受到他真正安身立命的基础，还是知识而不是激情，他有“士大夫”气质、宽厚的胸襟和对年轻一辈的包容。
前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参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胡平提到，余英时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住在普林斯顿一个僻静的森林里，生活相当简朴，彼此还约好疫情后再见呢。
余英时8月1日辞世，享寿91岁。四天后，中央研究院8月5日发布这项讯息。中研院表示，余院士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一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获唐奖后，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委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不遗于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导 责编 许书婷 胡力汉 网编 瑞哲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5日报道：余英时曾纠正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 “士”才是中国的未来
余英时曾纠正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 “士”才是中国的未来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8月1日去世，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中国国内除了澎湃社发表了短讯之外，其它媒体都鸦雀无声。有历史学家指出，余英时除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贡献之外，还对纠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对中国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官媒上的冷遇与中国社交媒体和海外舆论判然有别。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网帖表达对余英时去世的哀悼和惋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2018年所写的回顾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将专门着文纪念余英时。
纠正费正清
海外中文媒体也对余英时去世的消息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总结他中国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强调他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认为，余英时纠正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对他自己也有影响，“我看到余英时这些东西后，对我本人影响也很大，我后来进入美国对华决策的圈子里边，这些论述都有影响的。”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并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但他强调，余英时并不是政策专家，“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讲的，比较有哲学意义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人们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方面。”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曾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以兹纪念，这篇文章收入《余英时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才是费正清的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余英时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辗转香港、美国等地，只在1978年短暂回国访问。但那一次访问并不愉快，他后来对媒体表示，“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
多年来，余英时一直坚定地反对中共体制。与余英时相熟的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反对中共体制，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余英时贵在能够坚持。
“余英时是多次接受大陆方面的邀请，但他就是置之不理，他不理你，这就很难做到了。”
胡平说，余英时能做到这一点也跟他性情的淡泊有关，“他真是比较淡泊，你看他的书、他的文章，都是这个样子，这种感觉，从来不去刻意追求惊人之语。”
士与中国文化
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却非常友善，在海外与他接触过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口皆碑。
胡平介绍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友善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的清醒看法；他认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提及的葛兆光回顾文章中提到，余英时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这部收录了八篇有关古代”士“的历史论文集在当时那种洛阳纸贵的盛况，我的朋友中，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激起了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议论纷纷。”
无独有偶，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者何清涟8月5日也在推特上发帖说，“我这辈学人几乎都读过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开启了大陆当代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研究之门。”
葛兆光强调，余英时在这本书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提醒知识阶层要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勇气。
余茂春则认为，余英时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统治的弊端，“余英时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摧残中国文化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彻底摧毁了绅士阶层，以党的领导来对中国这些中间的绅士阶层进行彻底的清算。”
中国文化的承担者
余英时曾对外界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他甚至说，他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胡平认为余英时身上所保有的仍然是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整体来看，才能意识到，（余英时）学问能做到这个地步，为人能做到这个地步，在这么动荡、这么变化的世界里，真是极其难得。”
胡平强调，余英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承担者，他是当之无愧。
▲美国之音（VOA）8月6日报道：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去世，“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资料照：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向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颁发唐奖第一届汉学奖。（2014年9月18日）
华盛顿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8月1日晚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
在学术上，余英时专治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通古知今，成为21世纪罕见的史学泰斗。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同时，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2018年，记者曾两次到余英时家中对他进行采访。
余英时2018年在家中接受采访。（美国之音 罗四鸰拍摄）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2018年4月，记者首次前往余英时寓所采访近三个小时，当时，余先生正在写他的回忆录。余先生也给记者回忆了当时他离开中国的情景。他说，本来他在燕京大学读书，寒假的时候去看香港探望父亲，休假结束后就做火车回北京，火车还在广东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父亲年龄大了，又跳下火车，买了黄牛票，从罗浮桥又回到香港，那一年是1950年。
余英时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时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虽然也激起过他的中国情怀，但是亲朋好友的故事让他越发有一种化鹤归来的感觉。1989年后，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陆，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对此，青年学者羽戈说，这句话仿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国，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说到文化，余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则可呼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虽然，余英时先生曾表示，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历史与思想》自序中，他曾援引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信持之下，余英时先生成为当代华人世界中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
关心中国时政 不做不问世事书斋人
在访谈中，余英时对当下中国时政非常了解，甚至包括当下被严密镇压和审查的群体性事件。他说，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因此，余英时说，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他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创办人、前总编辑程益中说，余英时先生对我最大的激励便是他对时政的关心，他不是那种不问世事书斋中人，对当下中国、对中共政权的过去现状和未来都有着深切的关怀，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2018年12月，程益中曾去拜访余英时先生，程益中记得，余英时先生对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现在的历史，历史和新闻两门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这让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励。
在得知余英时先生去世消息后，因六四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在fcebook上回忆了余英时陈淑平伉俪多年来对他的帮助，他写到：“掐指已三十年，只觉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风，享受的丰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尽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难中得到余英时陈淑平伉俪的坚实慷慨的扶助，恩德重于山。这一番普林斯顿的际遇，一位大师级学人赐予我们的，不止精湛的知识，还有更伟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运。”
王丹回忆说，1989年六四之后，大批知识分子逃亡海外，余先生出面争取到大笔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收留和保护了很多流亡的异议人士，这一点广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须一再提起，而且最令我动容的是，当时美国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自由亚洲电台，这是中国流亡异议人士聚集发声的平台，政治色彩鲜明强烈，而余先生完全没有因为这点而有所顾忌，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持之以恒。
“中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作为历史学家，余英时非常关注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他告诉记者，国内重要的历史刊物，每一期他都会看，国内稍微好一些在历史研究著作也会看。在访谈中，他拿起看了一大半的齐小林博士的新作《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说，这本书不错，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我看了确实是不错。
不过，余英时认为，中国当下虽然有零散好的历史研究著作，但整体来说，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他说：“这必须从中国现代史学的萌芽说起。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国史学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台阶。再经过”五四“新思潮激荡，特别是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长期进展，中国史学面貌为之一新。钱穆先生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当时学人如陈垣、秦公权、杨树达、向达、贺昌群、张荫麟等交往的情形说：‘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这一段话，字字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我现在抄录它，也不胜感慨。而且即在抗战期间，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仍源源而来，举其最着的例子，便有陈垣有关佛道两家宗教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和政治的专论，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董作宾的殷历谱，钱穆和张荫麟的两部史纲等。但自1949年起，中国史学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收在《苏联共产党简明教程》中）成为人人必遵的全科玉律以后，史学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构思的自由，任何带有思想性的历史论断都必须以斯大林的教条为依归。所以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只能集中在史料编辑方面；而由于编辑的原则仍出于教条，材料的收集也漏洞百出。我们今天检查一下这三十年间出版的规模加大的史学书刊，便立即会发现，当时史学家所付出巨大劳动力，完全是白费了。苏联崩溃之后，俄国史学家回顾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籍，坦承七十多年来的史学真是一片荒芜，没有一部书在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中共的情形也如此。”
余英时先生的手稿 （美国之音 罗四鸰拍摄）
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情况虽然稍微改善，但余英时先生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危机依然存在。
他说，1980年代以来，教条的拘束力虽然也有所松动，但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依然如故，构思的自由并没有显着的改进。最近由于政权统治的体制发展到了顶峰，意识形态对于史学研究的干预也随之加紧了。有两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所有研究经费都控制在“党”的手上，只有对“党”有力的史学论题才能得到慷慨的支持。至于寻求历史真相但有损“党”的形象的研究计划，则必然落空，而且即使写成了也很难发表。这是我从许多国内大学的史学教授那里获得的讯息。第二，最近《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大学（如清华）更加强了灌输意识形态的努力，而“中国现代史”则是其中五项课程之一。这样一来，中国史学就更遭殃了。我们都知道，中共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一向以宣传“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为主旨。但其中也有阶级性的差异。早年在延安，尚未得政权，范文澜编中国近代史尚不敢过分宣传，因为他出自黄侃门下，受过国学训练，毕竟有所顾忌。1949年以后，历史课本便越来越走向宣传的路。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则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用谎言来抹杀事实真相已成为常态。今天作为大学中意识形态课程之一的“中国现代史”便是彻头彻尾的伪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对于毛统治下的三十年不许有任何负面的评论，对于毛死后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许稍有“妄议”。试想在这样的装填下，今天青年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呢？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所以，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特别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后世朝廷史观在《起居注》中记载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也都援事直书。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为史官所拒绝。古今对照，不但中国史学危机的深度显露无疑，而且中国极权统治怎样摧毁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说明。
中国现代学术一个“典范”
余先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显示晚年《师友杂忆》一开始有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先生坦承：“东西文化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的学术生命。但我比钱先生迟生三十多年，具体关注的问题当然同中有异。”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钱先生着重“东西文化”的“得失”和“优劣”， 而余英时先生关注的是文化异同的问题。在余英时看来，与文化异同密切相关的则是历史变化的问题。“总而言之，二千年不变的历史论断对我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寻求这两千年间的历史变动，终于成为我早年治史的重点所在。既然以变动为出发点，在某些问题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于现代，以‘通古今之变’。”这可以说是余先生一生学术脉络所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余英时先生在家中 （美国之音 罗四鸰拍摄）
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余英时先后着有中英文学术著作数十本，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历史与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史学与传统》、《陈寅格晚年诗文释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钱穆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其学术研究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涉猎广泛的研究也不是无的放矢，“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也正是从这个构想出发，余英时先生展开了他一生的历史研究。同时，他出入古今中西的学习经历，也让他得以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学术进行沟通对话，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典范”：既为中国传统现代化开新路，也留下了无数的工作让后人继续：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代儒学的发展等等。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这样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
这段话用来评价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准确的：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一个“典范”。
台湾中央研究院在余英时去世通告中评价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罕见。”大陆青年学者羽戈有一句著名的话：“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他看来，“这两位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杨斌说：“余英时的学术研究，既受到钱穆当年深厚的国学训练，又受到杨联升新史学的培养，可谓得到新文化语动新旧两派的嫡传。这对他以后能以同情之心来理解陈寅恪、方以智以及朱熹大有裨益。我最初接触到余先生的著作是他博士论文汉代的贸易与边疆扩张。这是研究一本汉代经济贸易史和边疆史的著作，所以我本人研究西南边疆颇有启发。尤其值得注意但被学界忽视的是，余英时在这部1967年出版的 著作中提出了在边疆地区存在的Sinicization 华化和Barbarization 胡化的两种现象。几十年后的关于所谓‘新清史’的讨论中，几乎无人提到余先生多年前的贡献。以后余先生的主要经历在于思想史和文化史，这是一个通古知今的大家才可以专注的领域。”
在杨教授看来，无论从自我的精神世界，或者外在的期许仰慕，余先生已然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他的逝去，令人不由得再次忧虑中华文脉的断裂和延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8月9日报道：历史学家余英时对现代政治的深刻洞察
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于8月1日辞世。《纽约时报》说，“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
余英时的不凡之处在于，作为历史学家，他不仅深刻剖析历史，而且对现代政治有深刻的洞察。
埋于古书中的历史学家，对政治现实都不甚了了；美国的许多华人历史学家，其研究都不涉及美中关系的历史，对美国如何消极影响中国近代的进程从不置喙。只有余英时敢于揭示其中真相。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结果被美国政府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开始。1991年，余英时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他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是费正清的致命弱点。
费正清等“中国通”对中共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导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几乎没有一次不错”。这种错误直到2017年才得以纠正。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余茂春说：“余英时这些论述，对我本人影响很大，我进入美国对华决策的圈子里边，这些论述都有影响的。”
香港时政评论员陶杰认为，余英时的学问非常有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就应该请他，当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陶杰认为，和美国很多知识界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
21世纪以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所谓“大国崛起”，余英时便对“大国崛起”后中国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发出警示。他接受作家安琪访谈表示：“这种民族主义没有真正上轨道，有时候是极端排外，回到唯我独尊的地位回不去，就受挫折，受挫折以后就变成非常自卑。”2007年2月，余英时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访问，回答“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余英时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他说：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余英时说：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2013年，刚刚上台的习近平为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中国梦”。余英时接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专访，被问到：您的“中国梦”是什么？余英时回答：我没有“中国梦”，有的只是人类的梦。民族主义不是好东西，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就是这点。
没有中国梦的余英时，自1978年到中国大陆考察后，便再也没有踏进中国大陆，他说 ：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