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我最近几年一直在给一些朋友强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问题是全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第一位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是勉强可以成立的。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前沿成果的人文学者，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中国问题。譬如像朱海就教授那样的经济学者，他有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就应该用英文写作去影响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困在这个地方写隐晦曲折的短文章。到了宋代以后，方块字文化圈就已经没有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辽代女真族、元朝蒙古族、清朝满族的入侵就是很好的证明，明朝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比野蛮民族还要邪恶蛮横的杀人如麻的各种表现，又从反面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力量一定是来自外面的。孙中山能够胜出、抗日战争能够惨胜、中共能够建政，决定性的力量都是来自外面的。去年我看到巴菲特的一个演讲，说是中国知识界有一种来自儒家的对抗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希望所在。巴菲特这样的观点应该是上了杜维明、余英时、林毓生这些美籍华人学者的恶当。我今天的讲座就是想在这个方面抛砖引玉，谈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我的文化观
文化的词源，是《周易•贲•彖传》中的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上的景象，可以明察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流转变化；观察人间的景象，可以教化万民顺从天意、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文”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现象，而是中国特色的至高无上的神道上帝也就是所谓老天爷所主宰的天道、天理、天命、天意。“人文”指的是中国特色的天下体制所主导的各种社会现象。
所谓天下体制，就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提出了一党训政的概念，再后来搞联俄联共，在苏联人的支持和指导下搞起了党天下。1949年之后，中共把这种党天下搞到了一种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天下就是把中国本土传统的天下体制发扬光大的升级加强版，党天下是家天下的一种极限放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天下为公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直到今天，天下体制和维护天下体制的儒家文化并没有被连根拔掉，而是经过升级加强、改头换面，变成了坚持党的领导权和专政权的党天下、私天下。党的领导可以是所谓的集体领导，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私天下的个人独裁。毛时代的秦始皇加马克思，邓时代的什么核心，就是如此。今天的情况，我不说大家都明白。
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来没有公认的标准答案。我个人的观点是，所谓文化就是人化，也就是个人及其族群的精神生命和智慧创造的外化及积淀，是人性也就是人的内在生命从事思维判断、情感表达、艺术想象、创造发明之类的创造活动的各种外化、分享、共鸣，以及约定俗成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记忆积累、传承发展。
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也是传承文化的第一载体。最为鲜活的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表情达意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但是，个人是脆弱的，人是必须生活在群体之中的社会动物。远古的文化基本上是没有个性的，而且大部分是口口相传的关于半人半神的集体记忆，后来的宗教经文就是在这种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编写整理出来的。
文化的第二载体是记录和承载个人及其群体的各种精神创造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包括文字、数字、乐谱、绘画、宗教图腾、化学符号、数学公式等等。用文字、数字、乐谱、绘画、宗教图腾等语言符号所记录承载的精神创造和价值追求，可以称之为软文化。经典文字能够记录固定的是软文化当中比较明确固定的一部分，被文字所记录固定的积淀着各种价值观念、集体意识及集体无意识的精神文化，必须被阅读这些文字的主体个人反复点亮和激活，才能够焕发出生命活力。
文化一旦形成群体性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不仅像自然界的特定时空的空气、水源、自然景观一样构成人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而且可以积淀在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成为个人灵魂和内在人性的一部分。即使不认识字的底层民众，也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接受社会文化当中最粗俗、最恒定也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价值观念，或者叫做意识形态。1949年之前，无论大小的村庄都有一座或几座寺庙，比较大一点的村镇一年都会有几次庙会，庙会上总是有说书的和唱大戏的。说唱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三侠五义》，其中的主流思想，还是独尊儒术的四书五经里面的那些官腔官调，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主旋律。
文化的第三载体，是人类社会中的家庭、学校、社团、族群、企业、乡村、城市、政府、国家及国际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所承载的是一整套高度量化、方便操作的价值观念、法律条款以及相配套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架构，可以称之为有组织的制度性的硬文化。用社会组织及其法律条款和制度框架来承载实现的可以量化、方便操作并且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这一部分制度性的硬文化，是这个社会最高形态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的教科书，把这部分有组织的制度性的硬文化叫做上层建筑，也叫官方体制。书本上、口头上宣传的那些更加宽泛的软文化，就叫意识形态。
二、我看儒文化
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制度性的硬文化，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人文本的、以实现和保障个体人权为第一目标的现代工商契约及自由宪政社会的制度文化。关于这种类型，最经典的文本是1776年7月4日，北美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的由托马斯•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
基于这样的以人文本的价值观念，一部分理性健全的美国人参与制定了联邦宪法，更多的个人及社会组织依据宪法文本参与建构了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文化。我个人把美国的这种有组织的制度性的硬核文化概括成了一套以人为本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价值要素及其谱系框架：自由（主体个人自由自主）、平等（甲乙双方契约平等）、法治（公共领域依法作为）、民主（公民社会民主参与）、宪政（制度建设限权宪政）。
人类社会的第二种类型的有组织的制度性的硬文化，是以压低和侵犯个体人权的某种神圣存在为本体本位，所有前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都是如此，其中包括欧洲中世纪的一些基督教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露骨的，是《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上层建筑的有组织的制度性硬文化，集中记录和体现在据说是周公旦制订的《周礼》一书中，孔子“克己复礼”的礼教，指的就是周公旦的《周礼》。
《周礼》的主要内容就是天下体制的从官场到民间的等级秩序、职权分工：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周礼》所记载的礼教制度，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周礼》希望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天下体制来维持周王朝的真命天子对于天下疆土以及臣子民众的管辖统治。事实上，这样的统治并没有持久，周公旦去世后周王朝很快就王纲解纽，从而形成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
随着一部分封建诸侯的成长壮大，在周王朝自身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周礼》所制定的礼教制度的情况下，鲁国曲阜的一个读书人打出了儒家的旗号，试图通过民间办学、周游列国等替天行道的方式帮助周王朝克己复礼，也就是按照《周礼》的经典文本维持从官场到民间的天下体制和等级秩序，这个读书人就是儒家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爷孔子。孔子生前的克己复礼显然是失败的，他自己就承认自己是丧家之狗，无论是已经衰败没落的周天子还是称王称霸的各个诸侯，被没有采纳他的克己复礼。侥幸的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文化精神被后代的儒家继承发展，直到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达成在政权架构的上层建筑层面独尊皇权、在软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独尊儒术的政教合谋。
孔子的软文化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西汉儒生戴圣编选的《礼记•礼运》中的《大同书》，其中记录了孔子讲给言偃（字子游）的两段话：
第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财富共有，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利，而是所有宗教和准宗教的最高理想。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现在的以色列还有公有制的集体农庄。耶稣基督和他的弟子们，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侠客一样专门行善救人，享受着天上掉面包的特殊待遇。美国最早的移民也是想搞共产共享的公有制定居点的。相比之下，口气最大的还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为公，说是最早的时候整个天下都是公家的，那个时候，大家像亲近自己的家人一样亲近所有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大家都争着出力干活而不贪图财富，这个就叫做大同。但是，这样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在原始社会的源头起点，曾经有过一个所有个人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最符合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天下为公、无私共产的大同社会。这样的大同社会虽然消失了，却给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这些有能力打天下的人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既然整个天下都是公家的，既然天下为公的天道天理已经隐退了，你只要打着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神圣旗号编造出神道设教、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天命流转、替天行道、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一统江山的假话套话，去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整个天下就变成你一家人、一个人的私有领地和私有财富了。这个时候，真命天子们需要做的不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杀人太多、血债太重，而是按照周公礼教所规定的那样建构一整套从官场到民间的天下体制的等级秩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目的是让所有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地遵守规矩。只要实现了“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的周公礼教，通过天下为公打天下的杀人造反抢到手里的家天下、私天下，就变成了拥有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合法性的“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的制度性的硬文化，就是克己复礼的周公礼教。
第二层意思是隐藏在第一层意思中间的一句话：“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来说，假如后世的天子皇帝，不能像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那样，依赖儒家克己复礼的周公礼教来处理公私事务、维持从官场到民间的天下体制的等级秩序，就是违背了所谓的天道天理天命天意，就应该在下一轮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改朝换代、天命流转中被当作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推翻打倒。这样的历史时段，就是大同、小康之外的兵荒马乱的乱世。
这一朝的皇帝在天命流转、改朝换代中被消灭、被替换之后，帮助皇室朝廷“克己复礼”实现小康的儒家弟子，还可以给下一个朝代的新皇帝提供“克己复礼”的教化支持。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克己复礼”的神圣道统，通过孔子的一番演绎，就从周王朝的周公手里转移传承到了儒家弟子的手里。皇家的朝代不能够千秋万代，能够千秋万代的是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克己复礼”。儒家所谓的从道不从君，说的就是这样子的只赚不赔的好买卖。
我前些年去曲阜参观，就听到导游在大声讲解，说是清朝的皇帝带着太子到曲阜祭孔，皇太子和孔府衍圣公的儿子凑到一起开始斗嘴。皇太子说，天下是皇帝家的，孔府要听朝廷的话。衍圣公的儿子说，朝廷是要改朝换代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要来曲阜祭孔的。
关于儒家和皇帝之间打着天道天命天理天意的幌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欺骗的“克己复礼”，鲁迅专门写过一篇《谈皇帝》：
“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三、儒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不能兼容
儒家为了贯彻落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克己复礼”的礼教道统，在《礼记•大学》里面专门为极少数读书识字的儒生设计了一套依附于天子皇帝的全知全能、家国一体、道德至上、特权独享的人生价值观：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随着“独尊儒术”的科举制度的逐步建立，几乎所有读书识字的儒生都把全部精力耗费在了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上面。在这种空洞苍白、大而无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之术当中，前半截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修养，就是所谓克己复礼的经典体现。这样的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克制，没有甲方乙方的平等契约和人人平等的公共法律施加具体明确的刚性约束，是不可能产生自我健全并且创造发明的实质效用的。几千年苦读五经四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克己复礼，与人类社会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学、病理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逻辑学、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戏剧学以及机械制造、航天航空、网络资讯之类的学科体系和尖端技术，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交叉影响，就是最好的证明。后半截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貌似全能全知却从来都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权利边界。儒家弟子仅仅读了远古时代的几本半真半假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然后经过几次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就自以为可以治理国家扫平天下了。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另外的一部分儒生，也同样以为自己可以像《水浒传》里面的宋江、吴用那样，通过替天行道清君侧的造反起义来治国平天下。像这样的儒家弟子，是永远不可能真正领会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体个人自由自主）、平等（甲乙双方契约平等）、法治（公共领域依法作为）、民主（公民社会民主参与）、宪政（制度建设限权宪政）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价值要素及其谱系框架的；也永远不可能像华盛顿、杰弗逊那样为自己所在的族群建构一整套的旨在保护个体人权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的。
日本的起步比中国大陆晚了几百年，从大陆学习了好多先进文化，他们学习到的先进文化不叫儒学而叫汉学。日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叫儒家和儒生的社会阶层，也从来没有学到过一边要帮助皇帝“克己复礼”维护从官场到民间的等级秩序，一边又要用天命流转、改朝换代欺骗吓唬皇帝的儒家道统，更没有采用过专门考试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科举制度。于是，日本的天皇家族“万世一系”，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可以被架空，他们的天命却从来没有流转到别人家里。这样才有了后来的明治维新和今天的虚君共和。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周礼》所体现的周王朝的制度文化和制度设计当中虽然有分封诸侯、分权制衡的一部分内容，周王朝的制度架构却是中国特色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天下体制，而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采邑制。天下体制的真命天子在理论上坚持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限权力，以及不同等级的全体臣民的无限效忠。欧洲从古希腊时期就有城邦民主制的传统，从古罗马时代就有“王在法下”的依法限权传统和保护个人财富自由及甲方乙方契约平等的民商法传统，国王拥有的是法律契约所规定的有限权力。
欧洲的封建领主采邑制所要求的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边界明确的有限责任。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有一层封主，而是有好几个层级，每个级别的领主都可以将自己的封地封给自己的属下，每一级别的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主人为封主，与自己封主的封主之间没有臣属关系。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底层的农民和骑士没有义务直接效忠于最高层级的国王。国王也没有权力直接剥夺底层农民和骑士的私有财产。所谓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的乡村磨坊，讲的就是这样的权利边界。
有人说，儒家要分出秦朝之前封建诸侯时期的儒家和秦朝之后郡县制的新儒家。也有人说，儒家是有君贵民轻的民本意识和民主观念的。这里的问题是，儒家克己复礼的周公礼教所维护的是从官方到民间的天下体制的等级秩序，这样的礼教从来都是对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天子皇帝以及他的中央集权负责，而不是对诸侯贵族以及底层的大多数民众负责。这样的礼教里面，从来没有过“王在法下”的依法限权的理念，也从来没有过保护个人财富自由和甲方乙方契约平等的民商法传统，更没有过城邦自治的民主传统，有的只是维护稳定、镇压反叛的残酷刑法。诸侯国王的发展壮大只能给下一轮的公天下、打天下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带来一些变数和机会，所谓的君贵民轻的民本意识和民主观念，是完全不能当真和落实的；欧洲的许多大小国家在平等条约的框架下和平相处、友好竞争的局面，在天下体制的礼教框架内，也是没有办法展开的。美国式的各个自治州与联邦政府之间依据宪法相对独立、平等协商的分权制衡，和中国传统的天下体制更是不能兼容的。无论是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的所谓自治和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到头来都是不能算数的。
按照雷颐教授的研究成果，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一直在用天朝上国观、华夏中心论抵制对抗西方社会的条约体系。他没有说通透的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天朝上国观、华夏中心论的源头起点，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天道天理天命天意，和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天下体制。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儒家弟子玩弄天道天命天意天理的又要克己复礼维持等级秩序又要天命流转、改朝换代的礼教道统。在无限绝对、赢者通吃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天道天理天命天意面前，所有克己复礼的礼教规矩、道德底线都可以被随时放弃和洞穿。每一次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就相当于一次绝杀清零。能够穿越不同朝代享受独尊儒术的特权待遇的克己复礼的礼教儒生，就像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到一家公司高调喊着要帮助老板维持秩序教化员工。等到老板垮掉之后，他又告诉下一个老板，你要是不让我帮忙维持秩序教化员工，你的结局一定像前面的老板那样垮掉走人，我这个职业经理人却是永远不能被辞退的。
像这样的儒家礼教无论教化别人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稍微有一点悟性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但是，一些被克己复礼的救国救民救文化的特权待遇所固化的熟读经书的大小儒生，还是走不出儒文化的思想牢笼。长期经受儒家愚民教育的绝大对数的民众，更是心甘情愿于上当受骗，这样的民众自然没有资格享受文明社会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之类的高级人权。就是这些人，眼看着有权有钱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美国、日本、欧洲去了，他们还在喊着如何爱国、如何铲除汉奸卖国贼。
100多年前的1903年，逃亡海外的爱国儒生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走观察了几个月，他的结论是：“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这段话对于聚集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不会说英语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来说，确实是成立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移民美国的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显然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并且享受到了那里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普世人权。梁启超本人在美国和日本，已经享受到了他在本国本土享受不到的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他对此并不知道珍惜和感恩，而是一心想回到国内充当曾国藩那样的救国救民救文化的克己复礼的道德模范和专制帮凶。他所谓的“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就是希望仿照俄罗斯沙皇的办法，辅助光绪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东方特色的巩固强化君权专制而不是虚化君主权力的准西方化改革；也就是打着“君主立宪”之类的招牌幌子，向西方社会学习一些形而下的制造实用器物尤其是军事装备方面的科学技术，从而把中国打造成为像俄罗斯那样君权至上的既可以对内维持皇权统治又可以对外侵略扩张的强大帝国。
张千帆教授到美国留学十多年，也说中国华侨有优点有缺点，他最后的结论是，现在的有一大段关于四个坚持的前言的中国宪法也还是宪法，这样的宪法能够好好落实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四个坚持的底色，其实就是古代的既要独尊王权又要独尊儒术的政教合谋，也就是理论宣传工作者要充当党的喉舌，意识形态和文艺创作要为政治服务。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周礼》那一套东西就像茅草房、旱厕所、镰刀斧头独轮车一样，早就脱离时代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家弟子作为一个依托文庙和官学“克己复礼”“独尊儒术”的有组织的教化群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文化宣传教育系统，是归口在中宣部的。但是，总有一些读书人想当然地虚构一个把自己包括在里面的代表正义并且永远正确的救国救民救文化的特殊群体，像以前的儒家那样和政权体制进行纠缠比拼，他们半遮半掩的潜台词就是：只要自己这一帮人能够掌权上台受到重用，这个国家和社会就会把握好正确的方向、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以前是调查过上访人的。这些上访人坐公交车是不买票的。有一次我带几个上访人去见律师，他们被查票的时候，我就出钱替他们买了票。这些上访人依然在愤愤不平地发表意见，说是我们这些上访人是为大家维权的，你们不尊重我们，等你们出事了，就没有人给你们维权了。这些上访人本身就是出于奴性才会相信北京高层有清官替自己做主，他们上访的时间久了，竟然觉得自己是在从事替别人维权的救国救民的神圣事业。
还有一个孙大午先生，他的大午集团到处是大午语录，河边小公园里专门修建了一个孔子庙。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前些年鼓励创业的经济政策发了财，他总觉得当地的政府官员在欺负他，而且总以为只要按照他自己的那一套想法治国平天下，这个国家和社会才会好起来。我十年前反复劝说他要把儿子送美国，把一部分钱转到境外去，他都听不进去，他坚持认为他是一个爱国的好党员。孙大午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在这个人民的共和国里面，能够当真的只有宪法前言里面的四个方面的坚持。在各级政府的眼里，孙大午所有的言行都是在公然挑战什么领导、什么思想、什么道路、什么专政；孙大午所有的财产都是姓共而不是姓孙。明白了这样的逻辑，孙大午被判刑18年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案子不是普通的法律案子，而是一个政治案子。
就目前来说，这个社会最深入人心的一个骗局，不是胡锡进那些官媒喉舌赞美鼓吹的如何英明正确、如何千秋万代，而是总有人在虚构一种叫清流、或者叫两头真、叫体制内健康力量、叫民运人士、叫自由派、或者叫什么仁人志士的同志同道，在很神秘也很神圣地从事救国救民救文化的神圣事业。这些同志同道们有极其强烈的奉某些大佬为精神领袖的帮派意识，并且有一种极其顽固的道德自信：“好事我都有份，坏事与我无关。”别人只能鼓掌捐钱，而不能随便批评质疑、说三道四。要不然，这些忍辱负重的同志同道们的帮派神秘感和神圣感，又该如何维持下去呢？以后还有什么人愿意救国救民救文化呢？这个国家和人民以后还有什么出路和希望呢？
这些自称民主派、自由派和健康力量的人，从来不肯告诉大家的一个真实情况是：在已经全球化的今天，天下体制以及国家、人民、民族、文化、道统之类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家庭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努力，就可以通过改变国籍而改变命运，也可以通过改变语言文字来改变自己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观念。
二十多年来，我有意识地和号称两头真的一些失意老人以及他们的崇拜者进行了接触和碰撞。这些人比起当了权的那些人确实显得清高了一些，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救国救民救文化的能力和实力，反而莫名其妙把自己炒作成了神一样的不允许别人说闲话的精神领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资中筠女士。假如从一些片段的言论来看，精通英语的资女士确实比一般的官员学者要高明一些，而且也确实拥有优雅的气质和美丽的容颜。资女士有一本书叫《士人风骨》，讲的是要担当儒家弟子的那种专门帮助当权者维持等级秩序并且教化民众的“克己复礼”的礼教道统。担当儒家道统的士人风骨原本是男性儒生的专权专利，资女士因为学贯中西而且风度优雅，就被一些人尊称为先生，于是她就可以从男性儒家那里分摊到一份士人风骨了。我一直批评资女士的不是什么具体的琐碎的观点，而是这种反文明的担当儒家道统的士人风骨。
稍微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都比塔利班更加恐怖。最近100多年来的太平天国、义和拳、打土豪分田地、1958年的大跃进共产风，杀死饿死的人数也比塔利班多得多。古代的儒家和现在的塔利班一样是禁止女性参政议政的。儒家引诱逼迫女性足不出户裹小脚，比塔利班要求女性佩戴围巾还要残酷。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20年，最大的误区就在于他们不明白要想在最野蛮邪恶的地区改变制度文化和制度框架的上层建筑，就必须先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软文化，尤其是要通过50年以上的改变官方文字的学校教育，培养出两代以上的新种群、新文化。与此同时还要以比恐怖组织更加恐怖也更加坚定的力量，彻底摧毁和消灭各种恐怖势力，而不需要花大价钱给这些恐怖分子建造什么关塔那摩监狱。这一点对于东亚地区的中国大陆以及北韩、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