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过去快20年了，20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被碾碎，从此以后，任何超出共产党控制的、尤其是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基本上都被当局有效的查禁了。人们似乎对中国这些年来的政治改革进程悲观失望，尤其是当用在西方已经流行的价值观念来看时。

不过，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北京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一篇题为“儒家党”（The Confucian Party）的文章认为，其实，我们无需因此而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悲观失望。人们如果只是注重在“民主”和“集权”的话题下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只怕会漏掉其他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却在吸引着中国政治改革者的注意力。

著有《中国的新儒教：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的日常生活》等书的这位西方学者曾经提出：究竟是什么，可以提供中国长期的政治合法性？对此，多数西方人认为答案是自由民主。但还有另一种答案，其形式是古老的儒家传统。政府官员、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正复兴儒学。贝淡宁以最近他到孔子出生地的山东曲阜附近参加的一个会议为例。他写道，作为活动主办者的当地政府官员自豪地说到了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下复兴古代的儒家思想。

文章说，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样一点：庞大的、有着74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差异的组织。老党员们，仍然受到毛泽东式的憎恶中国传统的态度的影响，他们经常谴责那些自立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言行；不过年轻的一代、还有那些40到50岁的党员们，则倾向于支持这些努力。而时间显然是站在后者这一边的。在中共党内那些政治性的争论中，有一些是事关儒家思想复兴的。

就某种重要的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其实不应当担忧自由派的人士。崇尚儒家思想的那些学者们，其中很多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主张让思想和舆论的环境更为开放，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让人们可以争论和批评关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各种新观念。

他们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6-221），那时，像孟子这样的学者可以公开批评统治者的不道德行为，并进一步推动政治的变革。而如今我的一些儒家思想的朋友们在批评政府封杀有关08宪章，禁止有关此宪章的争论的愚蠢行为。08宪章是一份，要求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党制度的宣言。

不过，这些儒家思想的朋友们同时又严厉地批评了这份宪章的内容，他们认为，这个宪章是上个世纪中国自由派想用全盘西化来解决中国问题努力的回声和再现。事实上，即便是像秦晖这样的自由派学者、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批评家，也公开批评了08宪章的要旨。即使政府不下手干预，这份宪章也会自生自灭。

贝淡宁指出，在儒家学者们看来，任何持久和稳定的政治改革，都必须根植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儒家学者们的改革理念和方案，提供了一种源自传统未来的合法性，这种未来建立在过去提供的基础之上（包括社会主义传统），而不是摧毁过去。那么，我们是否应当由此而把这些儒家学者们看成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呢？恰恰相反。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的蒋庆，明确批评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他认为，主权在“上天”而不在国家。他主张一种民主体制，能够使得平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同时他也批评目前西方奉行的民主政治，认为这种民主政治视野太狭窄地只关注目前这一代选民的利益。

蒋庆提出了不同于国家主权的另外一种政治体制，他设计的这种制度是代表那些在典型的民主国家中被忽视的非投票者的利益，这些非投票者中包括有外国人，后代及祖先。他质疑说，对于将来的全球暖化的受害者来说，民主政治真正是保护他们的最佳方式吗？

文章指出，与主张政治改革的同时，儒家学者们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新思维。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维系中国人民凝聚力的神话已经没有生命力，那么，当今的中国需要用什么来作为替代呢？

儒家思想的价值由此凸显出来。而如今中国政治现状最可行的替代办法就是这种新儒学。目前，成千上万的旨在弘扬和谐与“爱人”之心的儒家价值观的教育实验正在全中国展开。

培养出许多中国精英的清华大学也许正是这条道路上的领头羊。就在最近，清华大学正式将儒家学说的“四书”列为人文学科本科生的必修书目。这些书写于2000多年前，他们将会有效地替代一些马列主义的必修课程。按中国的传统做法，老师在进入关键性的讲解之前，要求学生们首先要把儒家先贤的文章背诵下来。

中国的知识份子如今确实是十分热衷于复兴中国的儒学传统文化。最近由杜克大学的史天健教授做的一项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经济发达起来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取向却更趋向于传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应对伴随高速现代化而来的物质主义潮流的态度是，转向强调社会责任的儒家思想等传统资源。

与此同时，那些期待在中国再爆发一次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政治大示威的人，可能要失望。在最近召开的曲阜会议上，崇尚儒家的学者们就谨慎的小心地对政府官员们说，他们更乐观其成的是，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的变革。

贝淡宁的这篇文章在结尾认为，倘若，这些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奏效，那么中国在实现政治变革的道路上将是缓慢地与平和地前进。自从三十年前邓小平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以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展开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改革的试验，中央政府选其成功之处，在全国进行推广。这种方式，很可能也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模式。如今，这样的改革进程也许正在像曲阜这样的城镇中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