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学者叶丁易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写了本《明代特务政治》的书来借古讽今，以探明朝特务政治之残酷周纳为线索，行讽刺彼时国民党军统等特务组织的丑行之实。此等影射史学，于现实或有一定的箴刺作用，但于学术研究则未必见佳。其实只要中国社会没有从专制社会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变，这种书不只是讽刺到国民党有限的专制独裁，更能影射讽刺叶丁易先生倾向的共产党政府，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辛酸的吊诡。因为四九年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不是国民党可以梦见的，哪怕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有人或许会说，你又要说三反五反、批胡反右、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文革血腥等旧事中的告密运动，以现在来看，那当然是在搞恐怖活动，也就是特务政治。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应该没有特务政治了吧，你还旧事重提干什么？且不说旧事重提依旧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有相当之针砭意义，即令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对专制的历史和特务政治的研究，也不会因为它的“现实作用”有所减弱，其意义便会大打折扣。任何时候对限制人之自由与权利的行为和制度，保持相当的警惕和批评，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务实态度。否则等那些违害自由的言论及制度设计用温水煮蛙的方式，最终剥夺你自由的时候，也就悔之晚也。
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当今中国，目下的特务政治并不因为看上去享有了一定的自由而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民众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所做的诸种努力，随时都可能遭遇《窃听风暴》里的恐怖与尴尬，坐牢、跟踪、窃听、威胁、办学习班的命运就在等着我们，这不是我们对现存制度的诬陷，而是事实描述。由于网络的兴起，网上的监视和网下的管制可谓齐头并进，无处不在的天网工程和阻挡言论和信息自由的金盾工程，就是对特务政治的技术性保障。而要实行特务政治，再好的技术跟进，也离不开办网络培训班（俗称“五毛党培训班”），更离不开诸多眼线（四川话有多种叫法如勾勾针、崇奸婆、屁眼虫，以后我会写一系列的告密随笔论及这些）的紧密配合与支持。
眼线如同商人一样，有行商坐贾之分，大致可分为专业坐探和临时眼线。坐探又有专职坐探和组织性坐探之别。专职坐探如冯亦代《悔余日录》里的自曝，利用与被告者的特殊身份，几乎属于一份专职工作，亲朋好友之间的告密率多类此。如历史学家谭其骧太太告谭其骧，作家流沙河大弟告发流沙河、李九莲的男朋友告李九莲，都可以归入坐探之列。当然还有组织性坐探，如被告者所在的居委会老太太。临时眼线则多如牛毛，不可胜数，政府常利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亦即利用众多眼线将政府认为的“反动分子”密布监控，除了金钱物质利诱外，对眼线的最高奖赏便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你如果据此得意洋洋，认为自己的确像孙悟空一样火眼睛睛，那么明天你就可能变成“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
“八九”后，官方对高校知识分子用尽一切手段来收买，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实质上的管理令师生窒息是有目共睹的。此种管理中，除了党化和意识形态继续荼毒高校外，更兼使用学生信息员这种“坐探”形式来监控老师和学生，可谓“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吉林卢雪松因放林昭的片子、上海杨师群因在课堂上讲真话都被学生告发，这些告发者是否是坐探意义的“学生信息员”，目前还尚待确证。像中国这样公开在大学中发展信息员进行告密活动，在古今中外的大学历史上，可谓旷古未有。我们只要在网络上随意用“信息员”三个字加以搜索，便不难得出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如《吉林大学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的信息员岗位职责》等——我不完全否认此举有监督教学质量的作用——细味其间的说辞，就不难看出学校要学生要反映的老师的问题，并不只是教学质量，更多是报告老师是否有言论越轨行为。事实上，对于老师教学有否质量问题的评估，学生虽有评价的权利，但是否有能力和资格，恐怕还是个问题。国外这方面有许多对教学质量的评估方法，中国的高校就是不用，就是愿意用“中国特色”的学生信息员。如果仅是监督教学质量，这些学生信息员的名字及其能力，就应该公开，让同学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让老师知道他们究竟是否光明磊落。但事实上，就像湖北一所大学的“小天使计划”（其实就是暗地监督之告密计划）中所使用的监督员，根本无法知道是谁一样，让受监督者始终处于恐惧与不安的状态之中，学生信息员的存在对中国高校师生的威慑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2009年3月31日《南方日报》以《高校要加强维稳工作》为题报道了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保卫专业委员会在清远召开的年会，意味深长的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谢建华出席并发表讲话，虽然是陈辞滥调，却值得分析。一般说来，维稳工作都由公安二处管辖（不属于国安管），但高校的维稳却由国安厅来指导并讲话，其间的暗箱操作可与学生信息员勾连起来。如果说在四九年后至八十年代以前告密，还有你不得不然的苦衷的话，那么如今你明知学生信息员难免就是“坐探”，却在几乎没有什么高压下乐意被发展与收买，这比高压下的不得己更为不堪。当然，我们要批评官方用特务政治的手段来管理高校的做法，但更要告知学生，你拒绝当信息员的成本（代价）并不高甚至是零。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为什么要去当学生信息员呢？我们当然应该原谅学生被愚弄得太久，但在如今获取信息越来越多的时代，应该知道当学生信息员不是件什么光荣的事。
官方似乎感到发展信息员（线人）获利颇丰，管理有效，不仅在学校广泛使用，而且将其推广到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迹象。一篇名为《遂川县近千名维稳信息联络员畅通维稳信息渠道》的文章（http://legaldaily.com.cn/dfjzz/2009-04/16/content_1077638.htm）中说道：“江西省遂川县委政法委于2007年初在全县各行政村、各乡镇及乡镇直单位，县直各单位及其下属机构明确了一名政治觉悟高、工作认真负责、热爱综治工作、综合素质高的人员为维稳信息联络员。维稳信息联络员队伍共计945人，并随着人员的变动而调整。”如果只是汇报信息，为何要求政治觉悟高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这里面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民众哪怕是正常的维权活动，也会被“政治觉悟高”的“信息员”告发，从而为官方有效打压民众正常维权做出相应的“贡献”。
告密是专制社会常用的手段，其统治成本相对较低廉，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史不绝书。告密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掌控他人权利而使统治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更是对“囚徒困境”的一种极端运用形式。利用告密方式统治国家和社会，固然可以拘捕到那些统治者的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肃清异见，但通过告密达到的最佳效果，却并不是显性的惩处。告密如果所告属实固然也令人恐惧，更重要的是因为各种利益掺杂其间的诬告，令民众在生活中防不胜防。这防不胜防，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制度文化结合在起来，不仅成为中国人处世态度的一部分，也从侧面证明告密温床在中国有着深广的传统，对我们追求幸福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告密所造就的防不胜防的直接效果，不只是被告者受到了不应有的惩处和冤枉。这个冤枉的惩处过程中，最重要的效果是造成民众无所不在的恐惧感。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告密的历史，更应关注告密在当下的走向、发展及其运用。恐惧感与告密之间有天然的联系，值得我们深加研究。恐惧有涟漪效果和自我复制作用，使得许多人不敢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官方到处安插各种信息员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我认为，用这种特务政治来管理比较容易获得诸种信息的现代民众，最终是南辕北辙的蠢举。
2009年4月27日至28日下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