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的记忆中，一直认为是透过邢质斌的声音第一次领教了四•二六社论的杀气腾腾，细想起来，可能冤枉了这位声音干硬的老太太，那时候，大学里看不到电视，只有在早晨下午的喇叭里，才能听得到新闻，而那应该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不过，自从那年起，耳朵里实在被填充了太多她的声音，于是，来自官方的重要社论的播音，都被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出自邢质斌之口。
不管怎么说，党国不缺这样的播音员，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仅仅通过声音，就能让人产生一种寒意。那天下午，吃过晚饭，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一个不同寻常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真够凶的。然后，我就觉得恐惧，一种被侮辱后的挫败感，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决定去北京看看。
在这之前，胡耀邦的去世打断了我春暖花开的逍遥生活，身体里一阵阵热血奔涌，自追悼会那天起，我就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不希望事情就这么平静地过去。我对党国政治的怀疑是从胡耀邦两年前的下台开始的，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标准的愚民，脑子里满是共产主义理想，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或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回到县城里做一个县长、县委书记（我听说过这两个系一毕业就可以当县长），好好整治那些腐败而冷漠的官僚。高考很顺利，分数超过北大录取线，却因高中老师的保守，填报了死气沉沉的山大科社系，读了大学才知道，原来县长、书记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于是官迷也就没那么重了，可我分数高，又听话，属于老师喜欢的学生，一上来就让我做学生干部，在那个小官场一样的系里，当了干部就可以入党，入党就有好工作，如果没有1988年的自由舆论氛围，我会按照这样一条路走下去。我记得是在1988年的11月11日，终于醒悟，写下一篇日记，宣告了自己共产主义信念的破灭。
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晚上，入睡前，宿舍区突然饭盆齐响，酒瓶乱飞，煞是热闹，大概是参加过八六学潮的高年级学生先闹起来的，吵了一个多小时，学校派了大批政工干部和辅导员前来，才把学生压制下去。眼看校园又恢复了寂静，愤懑间，点上蜡烛，开始写小字报，趁着夜色，贴到食堂、厕所的玻璃上，可第二天起床一看，大多已不见踪影。
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一台短波收音机，那几天，一到晚上，宿舍里六个兄弟就关上房门听美国之音，就是这时候，第一次听说王丹的名字。团支部书记来自干部家庭，喜欢传播一些政治上的小道消息，他想利用五一的时间去北京，很快就发现这个计划无法落实，我们这个系是很讲政治的，辅导员要求五一期间任何人不准离校，于是，去北京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头上，因为我正处于因病休学期间，辅导员忽略了我的存在。
去北京要花钱，可我没钱，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在外地工作的姑姑托同事顺路给我捎来一百块钱，于是，一切障碍都不存在了。坦白地说，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我会心疼钱，生生气，偷着写几张小字报就算了，虽然山雨欲来，但我并不看好学潮的前景，当时在日记里还煞有介事地分析过一通，认为除知识分子之外，其它社会阶层没有表现出抗议的迹象，而知识分子欠缺斗争策略，另外，体制性的腐败尚未完全暴露，现在回去去看，分析得还真有点道理。不过，当四•二六社论令人讨厌的腔调传来，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北京了。
4月28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很挤，可我蜷缩在座位底下竟然很踏实地睡着了。到北京，去北京医科大学找一个同学住下，立马就被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震惊了，在北医，第一次读到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请愿书》七条内容，不由地感慨，北京就是北京，和济南就是不同，这时候，更后悔读了山大。校园里的每一张大字报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总是忙着记个不停。记得那时的北医大学生会主席叫任杰，被校园里的大字报骂个狗血喷头，有人说他和政府搞假对话，是学贼，还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了张《我的自白》贴出来，对他大加嘲弄，当时我看得十分过瘾，事后想来，对他其实过于苛刻了。总之，在北京医科大学感受到的气氛是，四•二七有游行的成功使人们忘记了恐惧，四•二六的凶蛮语言已成笑料。
第一次来北京，一切都觉得新鲜，北京的夜景很美，想出校门逛逛，却见人们呼啦啦往一处跑，跟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叫袁木的，与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副市长阎立本一起，在与学生搞电视对话，不消说，越看越气，袁木的腔调和胡搅蛮缠的混账逻辑，一听就象个坏人。我真正形成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应该就是从这次无诚意的“对话”开始的。
第二天，决定去北大住。路上顺便看了天安门城楼，从记事起，无数次在书本上看到这个建筑，和它相连的形容词总是高大、雄伟、庄严，可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大，很有点失望。看景不如听景，果不其然。
在北大找到物理系的同学，找了张闲床住下，算是安顿了下来。这时候的北大，树叶嫩绿，鲜花盛开，学生的气质谈吐与土得掉渣的济南大不相同，一切都那么陌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于是，下决心通过考研圆自己的北大梦，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先上一堂民主课。
每天聚在学生楼喇叭前听各式各样的新闻、演讲，抄大小字报，学会了唱国际歌，还在一次演讲之后，跟着陈明远振臂高喊民主万岁，说实话，用这么强烈的肢体动作表达意见，在我而言，还觉得有点不自然，不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会让我逐渐从不自然发展到习以为常。
打听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所在的房间，找了过去，要材料，谈计划。接待我的是王有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应我的要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名字和所住宿舍号，这个签名一直被我保存到学潮结束，当王有才在上海落网的消息传来时，宿舍里几个弟兄抢着向我要他签名的那张纸，可我哪里舍得。
和北医大学相比，北大的大字报更多，我被一次次震撼着，也不放过任何倾听和交谈的机会，往往几个人一扎堆，就是一个话题的展开，从济南到北京，其间的心理差异，在当时应该不亚于从专制国家的监狱一步登上民主国家的讲坛，完全是两个世界。每天听到架设在学生楼上的喇叭播音，总会一字不落，感到世界上最精彩的空间为我打开了大门，而每次路过食堂，看到“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的大字横幅，便觉信心百倍，想着如何回山大“发动群众”。
在北大校园里与各色人等的交谈之后，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搞政治迫害是拿手好戏，一定会秋后算账的，而且，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总有办法把群众压制下去，论起拖延和蒙骗的水平，世间无出其右，因此，这场学运要想取得成效，就一定要坚持把事情闹大，我想，这应该是当时很多参与者的一种群体意识吧。
为了参加五四的游行，五月三日晚，早早地睡下，而我所住宿舍里的几个物理系学生，因为已经参加过四•二七游行，觉得再游已不新鲜，他们把自己的校徽借给我，让我可以冒充北大的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
出校门时，我混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队伍里。平生第一次参加游行，恰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以北大学生的身份，便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历史感，在我看来，虽然假冒了一次北大学生，但如果不是高中老师的错误，原本就可以考上北大，而且相信几年后自己一定能考上北大研究生，因此，假冒并没有给我造成心理压力，校徽往胸前一别，还以为自己真是北大人了。
在这种强烈历史感的自我感动之下，一阵歌声，几句口号，眼泪就不由滚落下来，刚刚擦拭过，北京市民的“大学生万岁”和塞到手里的冰糕、饮料，又赚出我更多的泪水，游行队伍望不到头，不知道谁在指挥，总之就是跟着走，坦白的说，那时候很多概念是闻所未闻，不懂什么是民主，只知道袁木的腔调是坏人的腔调，北京人的热情不会欺骗我。
十九岁，实在还太年轻，但年轻的优势是快速的接受能力，几天的阅读、倾听、交谈，以及这激动人心的游行下来，大脑里填塞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信息，世界因此就变了。一天天被感动着，内心里没有一丝杂质，全身心地盯住一个简单的目标，想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走下去，陌生的道路上，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路很长，却没想到，也许是一生。我记得当天参加游行的有八十多岁的北大校友，还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海南大学、湘潭大学等外地院校的学生，遗憾的是，没有山东大学的校旗。
我没有行李，只有一个包背在身上。从天安门到火车站很近，但我不会这样离开，虽然腿酸脚疼，但我一定要象个真正的北大人那样，一步步走回我的“学校”，我不知道的是，因为这场学潮，我将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北大成为今生永不能圆的幻梦。
回程的游行中，离开天安门广场不久，从北大学生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传来赵紫阳会见亚行会议代表的讲话，我记得有几位同学当时就对赵紫阳的讲话表示赞赏，说“这个表态还不错”，但我没有这么高的政治判断力，当激情被燃烧起来，便一心只想着如何把学运搞大，这时候反而担心赵紫阳的讲话把学生给分化瓦解掉，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就意味着无知。
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从北大辗转赶到北京火车站，背包里是一张张传单，候车室人很多，没有座位，我席地而坐，写下一篇日记，在日记里下定决心，要回到山大，把这一周的见闻告诉同学，要把在北大校园里感受到的自由，传递到山大校园。自由是一种最自然的东西，只要享有一次，不自由的生活就变得难以忍受，我不能理解当北大的学生在游行、唱歌、流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忍受政工干部和辅导员的压力，装作听不到自己内心砰砰的跳动！
也许，这一个星期的北京之行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仍然不懂民主，但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代表着历史的正义，人世间的是非判断，有时不需要太多知识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