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5月4日，当北京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前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
90年岁月沧桑。当年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早已作古，但他们不畏当局镇压的勇敢身影和呼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自由精神，铸就了一座后人至今难以超越的丰碑，成为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和爱国的标志。
作为几代中国人最大的精神遗产，五四运动历经90年起伏跌宕仍青春不老。围绕五四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宣传和学术争议也从未中断。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她在不同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洗礼？她在追名逐利、少谈国事的当代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从当年6月3日开始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满足学生部分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狭义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动”精神。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也强调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括五四前兴起、后来继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如今所谈的五四精神一般是指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一精神主要包括思想解放、民主科学和爱国图强。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传统求解放。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主张向欧美学习，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他们的鼓与呼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和舆论，迎来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
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图强的政治运动。但后来的人们提起五四，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说明民主与科学才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先驱不仅倡导民主制度、民主观念，也倡导人权、自由、法治和“创造精神”。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之后，以30年为界线，中国历史恰好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成为中国的主宰；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底，在短短几年的社会稳定之后，中共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信仰“德赛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泽东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1921年，在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还通过发表文章，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解读成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将中共封为五四运动的正宗传人。五四运动因此变成中共诞生的摇篮。
作为一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毛泽东对五四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的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丝毫未减，直到文革中鼓动红卫兵象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破四旧”，将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一空，把中国带到经济崩溃、文化灭绝的边缘。
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
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进步”。1989年北京学运后，官方基本不再举行活动纪念五四。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特性，呼吁当代青年要在中共领导下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颂扬的革命行动。
同时，官方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这种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也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绝响。1949年后，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导致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
更让人沮丧的是，1949年以后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识界难以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知识界、舆论以及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显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书斋里的泛泛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流动空间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中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不屑一顾，也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永远追求的唯一价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唤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公众长期遗忘。今天的中国当然不需要热血青年去“火烧赵家楼”，而应该全面深入地研究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创造出能为社会持续进步提供支撑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讲，勇于创新的五四精神更值得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