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改开：功罪自有后人评
红朝改开，其源朔自文化大革命是不够的，固然文化大革命是直接发酵了改开的强力酵母。
评价红朝七十余年尤其改开行为及必然的后续效应，需要落实到这个特色王朝特别它的领军人物身上。大体上说，改开前中国的深重灾难，制度与人的责任各居其半，六四后特别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变质变态的改开，深知没了退路的权贵们的作用便大于制度的作用了。
毛泽东。
此人不可宽恕的劣根性首推他超强的权势欲与目空一切的疯狂野心，行为上为了实现目标的不惜代价与不择手段。二者互为因果，把个反动制度微弱的制衡力彻底瓦解后，遂难分难解，融为了一体。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不信邪跨上了虎背，很威风了一阵子，当察知下不来虎背了，才真正领悟那是神的行为，而他就是个凡人。《枯树赋》不适合他。
毛泽东人生道路难以逆转的第一个阶段，是他进入井冈山后做了“山大王”。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只能把先前的理想先扔在一边，一切服从现实革命需要。从此，他背叛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新精神，也背叛了黄兴以后的湖南新情感。相应地，马列社会主义，共产党，既是他赖以施展抱负的平台，也是他以屈求伸的工具。
毛泽东在极权虎背上下不来了的决定性时段，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他其实很心虚，但他不能退步，害怕被拽下虎背后命运难测。此心病支持了他几年后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
不惜反人性反人类是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行。他非常人，也非小吏，既蔑视底线，必后患惨重。他不知道这样的简单道理吗？但大恶铸下，悔也迟矣。
况且它的地位它的自尊心不容他悔恨，他只能在一半心态无比冷酷一半幻想奇迹出现的情况下过日子。心态无比冷酷的结果，是不惜让几亿人回到茹毛饮血的生活，同时严厉整肃他看不顺眼的一切人，包括昔日同僚。幻想奇迹出现，是所有人丢弃固有的私心，人人如木偶，打造一个他认为根本上优于资本主义的完全的平等社会。
诚然，不寄生在共产党这个怪物身上，毛氏毛路线释放不了惊天能量。需要指出的是，毛氏毛路线这个寄生虫也把共产党反噬得不轻。正因反噬得不轻，才有了改革开放。
华国锋。
华国锋真正掌权时间不过两年。就是这两年，拿大主意的也是顾命大臣叶剑英。
此人注定了是个过渡性人物和半悲剧人物。其实就是在选民授权的社会，他也难有大作为。他秉性忠厚，乃专制下政治人物大忌。他知识欠缺，他的团队也是些思维见解陈旧的军人和官僚。更要命的是他资历浅。他在权力场只是个中等块头的猴子，待到邓小平陈云等老虎归山，猴子让位是必然的。
华国锋对中国国祚民脉的影响可以基本上不计，他对红朝的作用限于支持了粉碎“四人帮”。当然这是个善举，那个集团太不得人心是其次，重要的是若容忍他们的言行，时局连缓和都做不到。但也要指出，“四人帮”与元老派终有一战，“四人帮”败北是大概率。他们的致命伤是无军权，老军头不买账。所以，改开成，华国锋的作用很有限。改开不成，华国锋无责任。
胡矅邦。
象彭德怀一样，胡曜邦身上保留了黄兴后湖南人新情感，加上固有的由楚风孕育的霸蛮性格，使他成了共产党红朝一匹黑马。但是这样的黑马，只有在共产党和红朝需要他们冲锋陷阵的特定时刻，才能在一定时空内施展拳脚，最终必是不待见的另类。
胡矅邦被邓小平封为先锋官，不久后官拜党主席和总书记，是他自己从不敢奢望的，也非他的欲求。这事相当可贵。他的悲剧在于看不透共产党本质，不可能容忍他想当然地以为国家民族命运应压倒一切。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多干点实事。
然而他所干的几件实事，对改开伊始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突出如为几千万人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改正，替地富摘帽，使几亿人看见了希望，产生了信心，使改开难以夭折，并可望成正果。
认为红朝前十年改开，胡矅邦居功至伟，应非谀词。进一步说，此时的邓小平，慧眼识人有功，胡矅邦不负众望，也为邓小平添了大彩。
可惜好景不长。
赵紫阳。
又是一个人性被党性打败的悲剧人物。他对前期改开的贡献是在农村，默许和鼓励了解除农民身上的沉重枷锁。他人生的突出亮点是宁可辞官，也不做把屠刀挥向学生和民众的事情，之后宁可在软禁中含恨死去，也拒不向反人类罪行低头。
赵紫阳对改开的愿望是真诚的，这点不弱于胡矅邦。他不及胡矅邦的成绩显著，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表现，不能仅限于人性压倒了党性的意义，其后续效应有可能影响到红朝新的掌门。当然只是一种可能。但若此可能成真，又成功，后人便不可不谈赵公的榜样作用。曾有人惋惜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没有象叶利钦一样登高一呼，不免强人所难。因为当时红朝中枢只是权力有所松动，而两年后叶利钦面对的却是中枢权力开始了瓦解。赵紫阳只能做到那样。
江泽民。
此人学识比胡矅邦、赵紫阳要高，虚荣心亦高，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就充其量是个庸吏与守规矩党官，更无大是大非面前敢抛弃私欲私念的大丈夫勇气。他也是被邓小平这位太上皇选中的先锋官，但此一时彼一时。胡矅邦、赵紫阳是邓小平用于冲锋陷阵的，江泽民是用于为邓小平挡风雨的。主政上海前他未必孜孜以求入主中南海，也因此不算一个野心勃勃者，这点应提及。
权力场的险恶加上做惯了党官党棍的圆滑处世，决定了江泽民是个红朝的守成人物。他对邓氏经济改开路线的贡献，在于容忍了朱镕基的强势作风，使中国经济突破了瓶颈。但是，此时的改开已不再是胡、赵时的改开，性质已变。
江泽民绝不是国家民族危急时所需要的人物，对亲朋党羽的纵容贪腐以及发酵了道德崩坏上面，他对国家民族是有大罪的。但他不是贪腐罪魁。罪魁是站在他身后的一群拿枪的红色“太君”。邓小平、陈云之流早已打造了一支“太君”队伍，江泽民惹得起吗？他要守成，要稳住阵脚，只能左右逢源。他的不算特坏的行为，是让权贵们大发横财的同时，默认了中产阶级形成，让弱势阶层喝上了稀饭。今日习当局欲追责他不该放任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公道。那种情况下要发展经济，要激励党官们的工作干劲，江泽民别无选择。
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权力稳固后党棍本性的大表现。他想籍此取悦于“太君”们，但“太君”们未必买这个账。因为这个团体本来算不得红朝敌人，把他们逼成了敌人，人为地多了麻烦。如果说任由法轮功发展，于红朝将尾大不掉，为什么不先问问自己：红朝到了今天，本来就是人民的敌人。
邓小平。
躲在胡、赵、江三个时期幕后的太上皇，邓小平的老谋深算堪称红朝一景。他无疑智力高，但他此种利用人的高招，却是共产党和红朝残酷的权力斗争予他的启发，使他回旋余地大。事情干得好，头功归他，事情干砸了，自有替罪羊。可叹胡赵看不透他的这一手，一度还以为他不争显赫头衔是高风亮节。诚然，这一手只适合他不适合别人。文革后的叶剑英不适合，他在军内有人脉，治国不行。陈云也不适合，他可以做政治、经济领袖，抓军队不行。邓小平却属于文武皆行。
利用胡、赵的冲锋陷阵，邓小平开启的改开之路渐成大势所趋。此局面本是中国福音，甚至也是红朝福音。但是，改开已成势，邓小平便深信中共和中国少了他不行，对胡、赵的要求就不再是冲锋陷阵，而是对他的绝对顺从，不允许再有对他基本设想的违逆之举。他倒也算不得对胡、赵执意过河拆桥，象毛泽东整人那样一不做，二不休。他真正的最大的心病是改开决不允许发展到质疑共产党头上去。很简单，若由得事态演化到那一步，文革、红朝、共产党全得否定，他也逃不掉。而在改开前的红朝乃至中共历史上，他的负分远比正分多。庙一倒，鬼就都会跑出来。那时候，他还能阻止别人翻他的老底，算他的旧账？事实上，他这个大屠夫欠下的无数命债不止于党外，党内并不少。汪东兴说他也就那几手，信息量很大。他靠整人、杀人而立威，瞒得过老百姓，瞒不过党内高层知情人。他这块神牌的含金量，不可相比毛泽东。朱棣再能干，也不及朱元璋。
诚然，邓小平不能允许改开发展到质疑共产党头上去，离不开红朝中上层多数权贵的利益诉求。那帮子人，满脑子想的是江山是我们流血拼命打下来的，很多人进城后并未得到原以为的大大享受，文革挨整，子女受株连，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一下子又要被否定，便怎么都想不开。他们当然不会去想红朝犯下了多少罪，他们皆有份。
这就是邓小平八九年大开杀戒的深层动机和动力。也惟其如此，才能解释得了六四大镇压得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复辟八旗特权制度，把党天下推向高端家族的寡头小集团的天下。
事态到此，便什么漂亮话儿都不消讲了。用中共的话说，邓小平把自己一票否决了。他的所谓政治遗产，既由他带头践踏，后来人也就有理由不把它们当回事。而事态的恶劣效应只会一步步发酵，还将遗祸未来。
胡锦涛。
这个技术官僚就其秉性而言，不属于嗜血成性的党鞭党棍，但忠厚不及华国锋，八面玲珑又不及江泽民。他能守成十年，平安着陆，有小心谨慎、不贪恋权位之故，主要靠了“天时、地利、人和”。外有国际资本纷纷涌入，管它什么原因促成，终究让他脸上有光。内有邓小平隔代指定的合法身份，只要不逾规矩便没有理由无端换马，况且红二代官二代纷纷关心的是时下趁着大好机会捞个饱，没精力也没必要为难他。
他就是个平庸的管家。但也自有聪明之处，便是未丢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便是“不折腾”。他的良知告诉了他，这个国家乃至红朝经不住再折腾。认为他的平庸源自挣不脱江泽民干政的阴影，有此因素，但多为法轮功出于对江泽民的仇恨发出的政治语言。
江泽民作为六四后邓氏变态改开路线的代理人和接力人，必须沿着铺设的铁轨行走。胡锦涛作为第二代代理人和接力人，更不容他有创意出来，各种弊病却积累下来，于是红朝一代不如一代无可避免。
习近平。
习近平的一生是否受了晋国重耳故事的影响，因无依据不能妄猜，但他受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军政人员尤其知名帝王的影响，是成立的。据说，他很欣赏由二月河的帝王小说改编的历史剧。此事肯定有助于他形成红色接班人的忧患意识，他上位后的言行见证了这一点。
但他实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思维陈旧，知识缺乏，身处的官场上又多为声色犬马之徒，于是思想陈腐。他是否一定会成为末世王朝的悲剧君王，现在还只能说是大概率，但他上位不久便成了一个喜剧人物，徒添笑料，已经板上钉钉了。
此人行为也有需要理解的成份。既已上位，又肩负着红二代的集体寄托，便只能进不能退了。他是靠着乃父的关系在仕途上打开局面的，但乃父在红一代里并算不得树大根深，自己又无明显政绩，遂成了他驾驭群雄的心病。他化解此心病是两个办法，一是大吹牛皮加上耍横，二是以保党救党为首要使命。前者当然不是给圈内人听的看的，后者就是让红色权贵们对他放心。后者也决定了他对邓氏改开路线的取舍。
习近平上位之时，是中国有形国力空前靓丽 ，无形国力却无从为继时期。这样的情况原不稀罕，但凡专制条件下的中兴运动，也就是社会、经济改革或叫变法，都有一个“见好就收”界线，是因大框架决定了能改的内容就那么多，继续前行就会招致内外两方面因不能适应引发的反弹。同时，这个有形国力靓丽离不开新的国际形势，突出如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以往改革没有的大幸运，不能归于红朝的能耐，因而也是红朝回避不了的大警讯。使用大白话，你参加了世界新的资本派对俱乐部，你便享有了相应地会员资格及权利，让你获得好处。你先前所干的肮脏事儿，尽可以一风吹，但你不能在俱乐部里破坏规矩。此要求合情合理，是因今天的技术权能使文明的软肋更暴露更脆弱，例如此次武汉病毒予世界的重击。新规则要求中国需要全方位改开，包括权力框架改变。
习当局对内的回答是不得妄议，对外的回答是中国已经强起来了。这就赤裸裸表明，国人只配做奴隶，世界必须围着中国转。
这样的狂妄势必带来惊天恶果乃不言而喻。对外，已然希特勒路线。对内，比希特勒走得更远。因为希特勒尚知善待亚利安人基本盘，习当局的基本盘不外乎既得利益者、无耻文人和脑残。习当局的红朝征服得了世界吗？能够阻止某一天中国社会突起熊熊山火吗？
这样可怕的事态理应追责于始作俑者邓小平。六四后若不复辟八旗特权制度，红二代便不至于如此骄狂，未必出得来夜里是黑风寨、白日是马戏团的习近平新时代。此非识见问题，而是不惜养虎为患问题。虎患已成灾，养虎为患者反倒被人称颂。这样的特色审美，倒也匹配特色的中国人。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习近平新时代，前途凶险更令人不寒而栗。它不可能持久，乃因它不但反民族而且反人类，但它确有能量于走投无路之际释放更大更多的凶狂。总有那样一批狂徒，若统治地球不成便不惜让人类同归于尽。
结论。
五百年来人类新的海洋文明潮流，从哲学上讲只能是个进行时的事物。但此前的文明之路不应继续也继续不了，也显而易见。一如人由婴儿幼儿时期发育到了少年青年时期，必要告别尿布、开裆裤一样。
中国文化特别政治文化却拒绝这个浅显道理。秦汉以降，集权大一统所给予中国社会几度的安定乃至荣耀，并匹配不了世世代代民间的血汗与白骨。两千年里，到底是稳定、升平岁月多，还是动乱、赤贫岁月多，看看资料就知道了。其实不看资料只凭逻辑便能明白，这个集权大一统若功大于罪，中国早就领导世界了。这个漫长岁月里一直唱大戏的外儒内法，几无哲学建树可言，相应地便是活力、创意一步步衰竭。政治、吏治上的权谋翻新，人权绝迹，道德虚伪，官可恶，士可耻，民可哀，聚焦了外儒内法的炫目光芒。这个古文明需要脱胎换骨换来新生，早由明亡后的历史演进表明。
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共产党，先天贫血乃至吸食了马列鸦片后欲罢不能，都不全是它的错。它的大错大恶在于明知错了犯了大罪仍一意孤行，权力阶层怙恶不悛，一步步演绎了百年劫数不可收拾。
它所主导的改开，本意从不是全力救国家救民族，而是首先救政权救特权。即便如此，人民和世界仍对它寄予希望，支持和鼓励它往前走，得来的却是农夫与蛇的教训。
即使限于经济改开，从四十年的投入产出比上看，它也顶多功过相抵。因为，调动和透支了举国的自然资源，绑架了文明活力根基与子孙发展权利，这笔账该不该算，怎么算？
要肯定邓三科的改开，它需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局面：有供和平转型的政治，有能持续发展的经济，有创意频发的文化。不谈此三点，不配谈改开。
有一点已显示迹向，未来文明冲突将体现在人权与技术权能谁主谁从上面。技术权能依本性会青睐大资本和一元化强权，致命弱点是知识无从垄断，也就众怒难犯。红朝暨改开的指导思想仍是二战前的弱肉强食规则，无从立于未来世界。
愿后人能从红朝改开获得切实清醒：只有终结专制特别极权专制，改开才有意义，长治久安才有可能，文明才可望提升质量与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