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肯尼迪总统1961年1月20日发表就职演说。他在那次演说中号召美国人“为迎接黎明肩负起长期的斗争”。
美中竞争，一场新冷战？
布兰兹在书中也用这个词来指代“冷战”。他说：“‘黎明前的斗争’指的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种长期竞争，这种关系不是合作或和谐的，存在紧张，战争威胁始终突出。但它也不是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热战，而是经典的‘冷战’斗争。”
在这位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trategic Planning）的历史学者看来，美国现在毫无疑问正在与中国进入一场这样的斗争当中，也可以称之为新冷战。
他表示，这并不是说美中之间的较量就是美苏“冷战”的翻版。他说，两者之间有显著不同，比如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美苏之间的不同，现在的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但是他认为，美苏“冷战”本身只是历史上一系列大国竞争和冲突之一，不应将其看作单一或独特的事物。他说：“这些竞争和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上千年前，甚至是古代世界，这是国际事务中的正常组成，经常发生。因此美中竞争只是这种大国竞争的另一种表现。这些竞争有些是冷战，有些变成了热战。没有规律保证其走向哪一端。”
他说：“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说，美中竞争是否完全像‘冷战’？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要问的是，这是否是更广泛现象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冷战”启示
布兰兹说，美苏“冷战”是美国唯一一次与另一个专制大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国竞争，并且尚有肌肉记忆，回顾那段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助于美国应对现下的挑战。
他说：“比如，那个历史表明，我们需要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看待当前的竞争。‘冷战’显然不仅仅是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那是一场关于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优越的意识形态斗争。今天也有类似的维度。今天的冲突并非是‘冷战’时期的那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多地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
他在书中指出，“冷战”也是对制度和战略的考验：考验美国是否能够制定长期战略、构建国际联盟，是否能够调动政府和社会参与竞争，是否能够知己知彼。他说，在“冷战”期间，美国需要在敌对中找到合作领域，考虑怎样以及是否去分化对手，如何在多个战区部署力量问题上做出艰难选择，在战略利益和珍视的价值观之间做出权衡。
他说，对于美国来说，这些任务在未来几年都非常关键，如果将“冷战”策略盲目套用是战略懒惰，但是无视“冷战”所提供的洞见则是智识上的浪费。
布兰兹在书中总结了12条美国可以从“冷战”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包括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深化联盟体系，加强自身建设，捍卫和推动民主价值观，重视外交谈判，掌握竞争步调等等。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将长期竞争作为一种心态和生活方式。
他说：“我的意思是，在‘冷战’期间，与苏联的斗争确实重塑了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很多方面。它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组织方式，对种族关系和政治经济等国内议题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当时存在争议，但大多认为这种竞争会持续很多年，认为美国要繁荣，就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忍耐力。我认为，如果美国今天要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就需要这种心态。”
在布兰兹看来，美国大概率能够像“冷战”一样，在新的大国竞争中胜出。他说，美国虽然面临一些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是美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国还有许多盟友，这是中国无法匹敌的。
他说：“我想，成功与否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奉行明智的政策：它是否能够为印太地区提供一个经济愿景，帮助各国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台湾海峡等地出现脆弱时，它是否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它是否能够加强自身技术能力的投入，从而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我认为，美国拥有实力和内在力量，使其在这场竞争中表现出色。”
热战风险
与一些学者一样，布兰兹也担心美中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有滑向热战的风险。他认为，由于经济放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中国是一个实力达到顶峰的大国，即将步入衰落，因此可能会在机会窗口关闭前做出激进和危险的举动，武力攻台是其中之一。
他认为，美苏“冷战”之所以没有导致热战，得益于核威慑和北约这样紧密的联盟体系，但是“问题是，这些将会如何有效地适用于美中竞争。”
布兰兹认为，美国未来几年的当务之急之一不仅仅是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或是台湾的军事能力，还应鼓励地区盟友在协防台湾、台海威慑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以下是专访主要内容：
记者：您新书的标题是“黎明前的斗争”，这指的是怎样一种斗争？
布兰兹：“黎明前的斗争”指的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种长期竞争，这种关系不是合作或和谐的，存在紧张，战争威胁始终突出。但它也不是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热战，而是经典的冷战斗争。在书中，我用它来指称美苏“冷战”，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著名的演讲中将其称为漫长的黎明之战。
记者：为什么美国应当回顾那段“冷战”历史，从中吸取如何赢得大国竞争的经验教训？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处在一场新“冷战”当中？
布兰兹：我在书中提出的论点并不是美中竞争完全等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两种竞争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美中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的经济联系。竞争的地理区域也不同。但我的论点是，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真正做好准备，与一个超级专制大国进行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长期竞争，那就是在冷战期间。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美国在长期竞争中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了解各国必须克服哪些挑战才能在这场长期的竞争中进展良好，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冷战史。
记者：那么那段历史对当下美中之间的竞争有何启示？
布兰兹：我认为它告诉我们很多。比如，那段历史表明，我们需要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看待当前的竞争。“冷战”显然不仅仅是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这是一场关于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优越的意识形态斗争。今天也有类似的维度。今天的冲突并非是冷战时期的那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多地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现在显然正在争论哪些制度更适合21世纪的世界各国和人民。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经验可能是，美国需要考虑如何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开展竞争。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优势之一是，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让美国可以选择在某年采用何种具体政策来应对某个危机。这种战略也为美国政策提供了长期方向。美国决策者明白，他们试图做的是遏制苏联的影响，直到苏联体制的内在弱点导致苏联政权变革或崩溃。美国今天并不一定需要追求相同的战略。但我认为，如果美国在美中竞争方面有类似的理解和类似的理论，那将会有所帮助，因为这将有助于调整在此过程中所需的各种政策。
记者：这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和讨论，也就是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或对抗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布兰兹：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尽管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显著对抗竞争是非常有可能的。基于几个原因。一是，我们知道，当新兴大国崛起时，它往往会造成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因为它们想要比过去拥有更大、更广泛的利益。如果中国仍占全球GDP的2%左右，而不是16%或17%，如果中国的军队还完全没有能力穿越台湾海峡，而不是这种能力看起来日益增强，那么美中关系就不会那么紧张。因此，随着中国变得强大，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自然会在某些地方开始相互碰撞。
两国终归可能会有竞争的另一个原因是两国的政治模式截然不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感觉身处于一个由民主超级大国领导的世界当中很不自在，因为国际秩序所基于的自由主义原则与中共统治中国所依据的非自由主义原则完全不相容。所以，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不是说两国间对抗的必然性显著增加，但是发生这种对抗是非常有可能的。
记者：您在书中总结了美国可以从冷战历史中获得的12个经验教训。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布兰兹：我可能会选我总结的最后一个经验，那就是如果美国想在应对中国影响的斗争中取胜，就必须再次将竞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意思是，在冷战期间，与苏联的斗争确实重塑了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很多方面。它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组织方式，对种族关系和政治经济等国内议题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非常突出。正是因为与苏联的竞争被视为美国政策的首要目标，这自然就对广泛领域的决策产生很强的影响。尽管当时存在争议，但大多认为这种竞争会持续很多年，认为美国要繁荣，就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忍耐力。我认为，如果美国今天要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就需要这种心态。
记者：台海紧张关系升级让人担心美中之间的较量可能会演变为热战。对于美苏之间的“冷战”为什么没有演变为热战，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大国领导人不希望再有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核威慑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当下来说是否仍然相关？
布兰兹：我想这看情况。 我认为，“冷战”和平之所以得以维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苏之间的战争成本对于双方领导人来说都非常高昂，因此产生威慑作用。另一个原因就是在1940 年代后期构建的美国联盟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基本上包含了全球很多地区，向苏联表明，如果这些国家受到攻击，不仅会导致局部战争，还会导致一场美国参与其中的全球战争。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威慑。
问题是，这些将会如何有效地适用于美中竞争？我担心，我们正迈向一个非常紧张和非常危险的时期。 一是我认为核威慑在美中竞争中可能会比在美苏竞争中要弱。美国更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保护西欧免受苏联的攻击，但我认为，美国不太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比如说台湾免受中国攻击。随着使用核武器的确定性下降，就会有爆发常规冲突的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其次，我认为，西太平洋没有与冷战期间的欧洲相同程度的多边主义威慑。冷战期间，我们有北约，这是一个区域范围的军事联盟，它高度制度化，如果苏联发动战争，基本上就会触发西方的全面反应。这与我们今天在西太平洋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在那里有一系列双边联盟，但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袭击，还不完全清楚这些联盟间的联系有多紧密。
所以我认为，美国在未来几年的当务之急之一不仅仅是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卫台湾，也不仅仅是鼓励台湾人这样做，还要鼓励地区盟友考虑如何能在应对台湾冲突中提供威慑和防御贡献，我认为这将对中国的判断产生更大的影响。
记者：读完这本新书，我感觉美国在这场“黎明前的斗争”中，也会像在上一场“冷战”中一样赢得最终的胜利。我的解读是否正确？
布兰兹：我希望你是对的，而且我认为美国有很好的机会能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获胜。事实上，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东亚面临一些严峻的军事挑战，但总的来说，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都比中国要强。美国还有大量的盟友可以提供支持，而中国没有。
我想，成功与否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奉行明智的政策：它是否能够为印太地区提供一个经济愿景，帮助各国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台湾海峡等地出现脆弱时，它是否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它是否能够加强自身技术能力的投入，从而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我认为，美国拥有实力和内在力量，使其在这场竞争中表现出色。
记者：对于美中两国是否进入了一场新冷战，现在有很激烈的辩论。您在前面也提到，美中竞争与美苏“冷战”不同。你如何看待将美中竞争类比为“冷战”？你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冷战”时期吗？
布兰兹：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在“冷战”类比这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毫无疑问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大不相同。竞争的地理因素也不同。当今的国际体系的性质与1947年不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停止将“冷战”视为单一或独特的事物。“冷战”本身只是一系列大国竞争和冲突之一，这些竞争和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上千年前，甚至是古代世界，这是国际事务中的正常组成，经常发生。因此美中竞争只是这种大国竞争的另一种表现。这些竞争有些是冷战，有些变成了热战。没有规律保证其走向哪一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说，美中竞争是否完全像‘冷战’？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要问的是，这是否是更广泛现象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记者：您希望中国读者从您的新书《黎明前的斗争》中有哪些收获？
布兰兹：说实话，这本书我不是为中国读者写的，我是为美国读者写的，因为我最感兴趣的是，尝试为有关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辩论提供一些讨论。话虽如此，我认为，这本书涉及的一些方面可以让任何国家的人受益。例如，我谈到一个国家可以如何与对手竞争，同时又与这个对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甚至合作的问题。美国和苏联能够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合作，他们在冷战期间能够在核不扩散、根除天花等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当然存在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是有益的。我不清楚这在如今是否可能。我想，中国读者可以从这本书的那部分内容中获得些收获，因为那部分涉及两国也许可以合作的方面。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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