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鲁迅曾以这个题目写过文章。在我教书时它曾是中学教材的范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其中写了一些什么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除去题目外,还有两点我记得很清楚,一是鲁迅说,孔子在中国的作用就是“敲门砖”;二是鲁迅举的例子:连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钱,多少兵,多少姨太太数目了的张宗昌,又重新刻了十三经。张宗昌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军阀,由一个道德极坏的人来宣传道德,这不是很滑稽吗?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孔子在中国还是没有摆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七十年代有一个叫冯天瑜的人,为响应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号召,写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国学大师冯友兰也写了《论孔丘》,巴金写了《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搞骂孔子的比赛,一个比一个骂的狠,好象中国的所有灾难都是孔子一个人造成的。因为当时的毛泽东要用他的思想统一全国,要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人就积极为毛泽东效命,从中捞取政治好处。冯天渝一夜扬名天下,一个普通的历史教师立即被武汉市委任命为武汉市文化局局长,全党全国学习《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了三十年,中共看到孔子在中国对其政权有利用价值,一改过去的批判态度,突然对孔子大捧特捧起来。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建立了130所孔子学院,设百家讲坛讲孔子思想,利用易中天之口说,“孔子是位大学问家、大文学家,是德才兼备的真正的大家,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知无德的半吊子国学的于丹,在百家讲坛肆意歪曲孔子思想,为中共政权“和谐”稳定服务,利用人们在文革后思想上的空虚大售其奸。

于丹说:“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象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象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于丹的这些话对论语的讲解,基本上就是中共所宣扬的和谐社会理论,就是要让人们安于现状,拥护中共政权。对社会的不公、不正、不人道的行为听之任之,学会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投机取巧,适应弱肉强食的“秩序”,自寻快乐。这些,其实同孔子的思想完全相反,难怪有人说于丹信口开河,满篇胡说。

于丹迷住了许多人。我有一个七十几岁的朋友,他和我说:他最近也学着时髦作了一次于丹的“粉丝”。前不久,中华书局版《于丹〈论语〉心得》,在全国掀起一阵阵签售热潮,于丹在北京某书店签名售书,我的朋友一大早就赶了去,排队等了足足四个小时,还是没有买上书。他求那里的人说:“我是外地人,在这里等了四个多小时了,我还要赶时间回去,能不能先让我买书?”还没等那里的工作人员回答,旁边就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说话了,他说:“你要插个儿,绝对不行,我是从山东来的,我也要买不上了。”我的朋友虽然买到了书,但他没有得到于丹的签名,为此他深感到遗憾。

近一百年来,孔子在中国的遭遇经过了多次变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象孔子一样被人们翻过来调过去地折腾,一会儿被捧到九天之上,一会儿又被摔到九地之下。每一次对孔子评价上走极端,背后都有政治目的。由于中国对媒体的垄断,强势的宣传使民众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现在即使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普通知识分子,都弄不清儒家文化到底是一些什么内容了,以至于闹出7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成为于丹“粉丝”的笑话。

孔子不只是在中国,在世界也享有极高声望。199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会议发表宣言,其中写道:“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由此可知孔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孔子在历史上确实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修复道德,让人类走向真诚和善良,让社会走向和平和公正;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有被统治者利用来作“敲门砖”的作用,从文革中对孔子的批判到现在于丹歪曲孔子思想就说明了这一点。

于丹本身是一个私德不修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孔子,她曾说:“破利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有多少人可能不为利所惑,却为名所累……在很多时候,人生的劳顿要先问一问目的是什么。也许有一个很高尚的回答,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单位的成功,为了贡献社会,等等。但是,背后潜在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问问内心:我们是不是给名和利在找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辞?”以于丹的这种说法,人类道德败坏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世上根本就不存在道德高尚的人,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高尚目标,都不过是在为名利找一个“皇之的托辞”。

前不久有媒体报导于丹翻译不堪忍受于丹在伦敦撒泼,辞去职务的事,于丹出来为自己辩解。以于丹人品而言,翻译所说之事发生在她身上很正常,没有这样的事倒反而不正常了。

正象当年张宗昌重刻十三经一样,中共利用于丹到处宣讲孔子、在世界各地建孔子学府,以及连番上演的各地对孔子的祭拜,都是对孔子和儒学的莫大讽刺。所不同的是,当年张宗昌不过是想附庸文雅,而现在的中共,却是把孔子当成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有着更为险恶的用心,根本就不是对孔学儒学的尊重。

二年前有一个网友,塑了一尊孔子哭了的像,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孔子生前曾遭遇很多危难,死后又曾反复被一些根本就不重道德的人利用,怎能不哭?细想起来,孔子在历代的遭遇,都不及在中共时代悲惨,已经死去两千多年的老人,被反复弄出来说事。先是用恶毒语言咒骂,挤走孔子传人,砸孔庙、毁孔林,刨孔坟,焚孔书,后又被象于丹这样的伪学者按在百家讲坛上强奸,还象于丹包养的二奶一样带到世界上强奸给外国人看,真是情何以堪?

其实,中共如果真想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就应该注重中国的民生问题,解决中国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生不起病,养不起老的问题;首先要对民众施仁政,开放党禁报禁,实行信仰自由,重视人权;首先要惩治腐败,严惩贪官恶吏,重塑社会道德,国要象国,官要象官,民要象民,彻底放开上访渠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儒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谈什么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民间,中共不可能真正关心中华传统文化,只能歪曲中华文化为其独裁专制服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担负着重建中华民族道德的重任。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就是揭露中共借恢复发扬传统文化之名,坚持实行独裁暴政之实,败坏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种种恶行,从中共设置的迷魂阵中走出来,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把中国建成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正常国家。

余英时先生说:“今天中年以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没有作参与者的机会了;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或者接触不到多少儒家价值,或者接触到的是一些完全歪曲了的东西。”也许正是如此,由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中国人在恢复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