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很快，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课程就结束了，从大学四年级开始，便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开的专业课程主要有：稀有元素化学、放射化学(因稀有元素中有许多元素都具有放射性如铀、钍、钚、镭………等)、稀有元素的分离与提纯……等以及相关各课的实验课。尽管我的人生目标已不是从事稀有元素化学的研究，而是要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然而我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和做实验，一是：因为我确实非常喜欢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因为我非常希望用尽可能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更充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因为此时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不仅最艰难困苦、最充满风险的生活、最粗笨沉重的工作和劳动他都忍受；最粗俗的生活他也能乐在其中；而且最精美高尚的文化与生活他也会品味、享受，诸如：东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古典音乐、唐诗、宋词、元曲，东西方绘画、摄影、中国书法、西方的戏剧、中国的京剧、黄梅戏和许多地方剧种、各种科技常识、中外历史概况，甚至美食，养身、保健……等这些方面。他虽然不可能每一项都成为专家，但他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常识，使他在这些方面都具备欣赏、品味和适应的能力，只有这样他的人生才能丰富多彩并充满乐趣，他的身体和精神才能始终保持健康与活力。
进入大四后，男女生寻找合适的终生伴侣，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不可迴避的现实问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二是：经过大学三年来的共同生活学习，男女生之间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许多男女生之间都有了彼此心仪的对象。
所以尽管当时的高校，禁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谈恋爱，但这种源自人类繁衍和性爱本能的情感，哪里是中共当局一厢情愿的一纸禁令所能禁止得了的。所以到大三以后，男女同学之间出双入对的现象便与日俱增起来。其中也不乏师生之间的恋情，因为许多年轻的教师都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与大学生们年龄都相仿，师生们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之中，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我班一位郭姓女同学，就与我们的一位教有机化学的费老师相恋，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二人最终未能结为连理。而我系58级一位胡姓女同学与一位也是教有机化学的王老师相恋却终成眷属。
基于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为人处世和人品方面的表现，已获得绝大多数同学的好感(包括不少外班、外年级的同学在内)，当然也包括一些女同学，所以那时也偶有女同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好感，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遵守自己立下的誓言，我都十分礼貌、十分委婉、十分明确地、早早地将这些苗头拒之门外，这样做既不会损害对方的尊严；又不会给对方造成较深的痛苦。
这其中也有我比较心仪的人，其中一位58级的被老师们誉为化学系两位天才学生之一的女生胡X琼，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曾在61年夏季一起在湖南制药厂买习一个多月时间，相互之间有过不少交往，互相之间都有所了解，我对她也有好感，她也曾明确的向我暗示过对我的好感，但为了我的理想、责任和立下的誓言，我还是在这种感情萌发之初，便用明确无误的暗示加以婉拒了。
那次到湖南制药厂实习主要是配合惯于搞群众运动的中共当局，在科技界发起的在全国科研和生产上推广应用超声波技术的运动。
超声波在当时被中共科技界吹嘘成了一项在科研和生产应用上无所不能的新技术，特别是在化工研究和生产上据称更是作用“神奇”，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可以使许多要在高温、高压之下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在常温、常压之下便能进行；可使许多要在催化剂的作用之下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无需催化剂便可进行。
据称超声波在农业生产上也有重要作用，超声波可以促使种子萌发；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总之超声波被中共当局的“科技界”吹噓成了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上无所不能的新技术。
我们到湖南制药厂实习时，该厂上上下下，从厂领导、行政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直至普通工人都在制作简易超声波发生器。就是找一截小钢管或小铜管把管的一头压扁仅留一0.2毫米左右的窄缝，再在窄缝内嵌入一块剃鬚刀片(刀口向管内)，然后再把管的另一端接在高压气泵的排气胶管的管口上，啓动高压气泵，高压气体从窄縫中高速喷向刀片，引起高频振动，从而产生超声波，并向四周传播。
这种简易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振动频率是否能达到两万赫兹以上都还有问题，因为这与气泵的压力、窄缝的宽窄程度和刀片的厚薄都有很大的关系，气泵压力越大、气体喷出速度越高、窄缝越窄、刀片越薄则刀片产生的振动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超声波。
我们实习的车间是生产呋喃西林的，呋喃西林是当时的一种治疗消化系统炎症的有效药物，对于因消化系统发炎引起的腹痛、腹泻都有很好的疗效。
我到车间后，也找工人师傅们帮忙，到材料库找来一小截紫铜管，又到商店买来剃鬚刀片，也照样做了一个超声波发生器，我和工人们也在生产过程之中应用这种超声波发生器。那就是在呋喃西林生产的最后一道工艺，就是在把两种预制好的中间产品加在一个容器之中使他们产生化学反产，最终生成呋喃西林沉淀(最终产品)时，如果把这种土超声波发生器插入反应液之中，啓动气泵后可在反应液中鼓起大量气泡的同时，起到剧烈搅拌反应液的作用，再加上“超声波”引起反应物分子之间快速的震动、碰撞，从而加速化学反应的速度，使呋喃西林沉淀产生的速度加快，超声波在这个反应过程之中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但在其他方面却远没有中共当局所吹嘘的那么神奇。所以这场“超声波”运动在工厂、农场、科研单位“轰轰烈烈”搞了不到一年就偃旗息鼓，再也无人问津了。
在湖南制药厂实习还有以下三件事印象深刻：
一是：我实习所在的车间有两位工程师，一位是从上海某制药厂调过来的工人出身的丁工程师(原为老技术工人后调往学校进修两三年，回来便被提为工程师)，丁工程师因系工人阶级出身，所以在厂里倍受重用，但因基础知识方面的欠缺，所以水平有限。
在呋喃西林的生产过程中有两种物料在起化学反应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导致反应物温度迅速上升，过高的温度又将导致所需要的生成物分解，当时车间里使用的是一套由几组串连在一起的球形冷凝器组成的生产装置，物料都从最上面的那一组冷凝器的物料入口加入，为了控制反应物的温度，物料不能加入很快，影响生产的效益。我发现这一问题后，曾向丁工程师建议，物料改为从每组冷凝器的入口分别加入，这样既可提高物料投入的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又可避免一处投入物料过多过快而引起的局部物料温度过高，降低产品的收得率，不料丁工程师却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为借口，未进行任何试验就加以拒绝了。
其实他也知道我的建议有道理、也可行，但考虑到自己釆用的工艺流程居然要被一个大三的学生加以改进，脸面上过不去，才加以拒绝。因为丁工程师是当时他们厂里仅有的两位工程师之一，而且一向以该厂的技术权威自居。
该厂的另一位姓殷的工程师是“解放”前正规医学院药学系的毕业生，于57年被划为右派，加之时任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的严家淦先生又是他的近亲，因此殷工程师在厂里一直抬不起头，不仅不被重用，而且经常挨批斗，即使在技术问题上他也没有发言权，他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生怕一旦出了差错追究他的责任。当我趁没有人的时候，私下把我对改进上述生产流程的意见告诉他时，他也认为我提出的改进意见很有道理，值得一试，他说其实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不敢提，怕因此而招来横祸。看到中共当局如此对待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心想中共当局还奢谈什么超英赶美呀！
二是：该厂有一个用玉米生产葡萄糖粉和葡萄糖注射液的车间，玉米粉碎后其中的淀粉经酵母菌发酵后转化成葡萄糖，提取葡萄糖后的残渣除还含有少量未分解的淀粉之外，它要成份就是蛋白质，这种通常会被用来作家畜、家禽飼料的残渣，不仅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并含有少量未被分解的淀粉。在那个物资匱乏、到处都充满饥饿的年代，却成了湖南制药厂员工餐桌上最宝贵的(粮食)计划外食品，职工食堂把这些残渣做成饅头状，蒸熟后按每购一两米饭配送一个这样的玉米残渣馒头的标准供应就餐员工，我们实习生也享有职工的同等待遇。这种残渣由于所含物质以蛋白质、纤维素为主，淀粉的含量很少，因而无法发酵起泡，所以蒸出来后就像一块死面玉米餅一样，硬硬的，但因其中还含有残存的葡萄糖而略带甜味，所以在那个食品极度缺乏的时代，吃起来还是觉得满可口的。在湖南制药厂一个多月的实习期间，使我们暂免了飢饉的折磨，因而至今仍印象深刻。
其三是：有一个星期天工厂休息，我正在宿舍前的水泥洗衣台上清洗自己的衣物，突然听到从宿舍侧边的小山坡上，传来一阵优雅的小提琴声，我连忙停下清洗工作，回到宿舍，趟在床上仔细地欣赏这难得一听的小提琴演奏。我听到他先演奏的是“拉骆驼”、“江河水”(这都是著名民乐作曲家黄海环先生谱写的二胡独奏曲，也适合小提琴演奏，才华横溢的黄海环先生正当创作的高峰期，后来却英年早逝于“文化大革命”的屠刀之下)，接着又演奏了一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新疆之春”，后来他又演奏了一曲舒曼的“梦幻曲”和贝多芬的“小步舞曲”。
“拉骆驼”一开始轻慢的旋律使我仿佛看到一支满载货物的驼队，为了趕路，打破黎明前的寂静，摸黑起程踏上遥远的征途，一路上经过草原、荒漠到达一个集镇。此时乐曲转入一种热烈奔放的旋律，使人仿佛隨着驼队来到一个喧嚣的集市，骆驼客们在那里进行交易、就餐、飲酒划拳。然后乐曲又转入平静，仿佛使人看到驼队在热闹的集市完成交易之后，又踏上新的旅途，最后乐曲由平静转入宁静，直到曲终的万籁俱寂，使人仿佛看到迎着西下的夕阳行进在草原、荒漠之上的驼队，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始搭建帐篷宿营，最后骆驼和骆驼客们都宁静地进入梦乡；“江诃水”那时而幽怨，时而悲愤激越的旋津，仿佛使人看到一位满怀思念和悲愤的妇女，在江边祭奠她那赴远处服劳役而客死他乡的丈夫，而抒发出的幽幽情怀和对社会不公、命运不济所发出的愤怒和控诉，听了难免令人黯然神伤；而“新疆之春”那欢快跳跃的旋律使人感受到新疆维吾尔族民众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本性，使人顿生轻松愉快的心情；而舒曼的“梦幻曲”则以它那平缓优雅的旋律使人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梦幻般的意境，听了不由使人感叹这个曲子不仅写得好，而且曲名也实在翻译得太好了；而贝多芬那轻快、热烈、优雅的“小步舞曲”则仿佛把听众带到了两三百年前欧洲宫庭和贵族盛会上，盛装的仕女和风度优雅的士绅们在一起翩翩起舞的场景。
这一切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革命”歌曲充斥乐壇的时代，使我得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等“小步舞曲”一拉完，我连忙跑出宿舍，朝琴声传来的方向一望，看见离宿舍不远处的小山坡上，一个周围长满杂草的小亭子里，站着一个卄来岁手拿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连忙走向前去和他打招呼，他马上说：“你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吧！真羡慕你们能有机会上大学”。
我说：“刚才听你的演凑，觉得你对乐曲的理解、对旋律的把握和演奏的技巧、手法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你为什么不去考音乐学院？”此时，只见他低下了原本望着我的头，目光也暗淡了下来，说道：“我连考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资格报考音乐学院，要不是58年搞“大跃进”到处都招人，我恐怕连当工人的机会都没有”。
听了他的讲述，为避免触动他的伤心之处，我也就没有细问他不能报考大学的缘由。但是不难想象：他家不是有亲属被当局镇压就是被关押；要不就是有人被戴上了“五类份子”的帽子，或是他和他的家庭沾上了中共当局内部文件中所列举的不能报考大学的条文中某一条的边，才被中共当局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以后我们成为了朋友，每当他到小亭子拉小提琴，而我又不当班时便会到小亭子去听他的演奏，他也很高兴有人欣赏他的演凑。我至今仍记得他的名字叫张J绪。
到我们实习完要返校时，我邀请他有空到我们学校来玩。后来他还真的到我们学校来了，在一个星期天，他按照我留给他的宿舍地址找到我，我很惊喜，连忙把一起在湖南制药厂实习的同学都找拢来，陪他一起到爱晚亭、岳麓书院、云麓宫、麓山寺、蔡锷墓、黄兴墓、禹王碑等处游玩。他知道来自农村的同学都十分贫困，所以来时带了许多食品与我们一起分享，并且临走时还拿出一些钱坚持要送给几位农村同学零用，被这几位同学坚拒，我见双方相持不下，就说：“小张师傅，这钱你先拿回去，以后他们真遇到什么大困难时，再来找你帮忙好吧？”他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好再坚持，就说记得今后有困难来找我哟！我们说一定的！一定的！那次分别后，不知何故他和我们就再也没有过往来。以后每当我想到他，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阶级路线不知扼杀了多少英才，如果没有这条阶级路线的阻挡，张J绪也许就是另一个马思聪。
到大学五年级的(按当时的学制理科为五年；工科、师范为四年、医科为六年；各种大学的专科为两至三年)上学期上完专业课之后，在1963年的10月下旬便开始毕业实习。一开始我被分到专门从事有色金属(当然也包括稀有元素金属在内)研究的湖南省有色金属研究所实习，临行前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把我的实习地点改为长沙化工厂。这种变化表明系里面已在暗中调查我的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案。
大概是怕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刺探”我国的科研秘密，泄露给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吧！不过我当时对此竟未察觉，只当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有台湾和海外头系，才不派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这种涉及科研机密的研究单位去实习，而改派到普通的化工厂去实习，所以也就没有把这当为一回事。
其实那时中共当局的科研实在没有什么成果值得如此保密的，经过“解放”后历次针对知识份子的各种政治运动，真正有真才实学；能够有所創造、有所发明的知识份子有的被处决了；被的被关进了监獄；被的被投入了劳改、劳教工厂、农场；有的被的被迫在学校、工厂、科研机构打杂、搞卫生甚至清扫厕所。他们都被剝夺了从事科研的机会和权利。而充斥各科研机构的大多是那些擅长吹牛迫马、以整人为乐、不学无术的积极份子，这种人除了能发明创造出各种整人的“妙招”之外，哪里还能研究创造出什么值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前来窃取的科研成果？
我和班上十几位同学一起来到位于长沙北郊浏阳河入湘江口的三角洲地带的长沙化工厂实习，这是一座以生产磷肥(磷酸氢钙)和硫酸锰的为主的工厂，附带也搞一点从废旧摄影底片上回收银，来生产硝酸银试剂的中小型化工厂，该厂生产的硫酸锰之中的锰元素大概也勉强沾了一点稀有元素的边吧！所以这个厂便被选作了我们稀有元素化学专业的实习场所之一。
我们到长沙化工厂的那天晚上，工厂专门开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据该厂的党委书记王光英介绍，他们厂所生产的硫酸锰是支援世界共产革命的重要出口产品，是出口到战斗在世界共产革命最前线的古巴的重要化肥产品。因古巴土壤长期种植甘蔗导致其土瓖中严重缺锰，而含锰肥料对于提高甘蔗的产量和含糖量，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厂的生产设备简陋、工人生产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整个硫酸锰生产车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从湘潭锰矿运来的精选后的锰矿石有一百多斤一袋，全靠人工背上一个平台，投入球磨机碾磨成200目左右的锰矿粉，磨好后的锰矿粉倾泄到地面上，扬起浓厚的锰矿粉尘，工人们冒着粉尘用铁铲将锰矿粉铲到斗式提升机的料斗里，又扬起许多粉尘，而斗式提升机在提升锰矿粉的过程中又洒下更多的粉尘在空气中，操作现场粉尘的浓度到了伸手下见五指的地步，而所谓的劳保用品就是一顶带披巾的帽子、一件油布雨衣和一个口罩，而口罩虽有却形同虚设，因为劳动强度大，戴上口罩难以呼吸，大多数时间工人们都只好不带口罩操作。除了粉尘之外，球磨机发出的振耳欲聋的巨大燥音，使人面对面讲话都无法听清。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等待着工人们的必然结局就是不治之症的矽肺病和精神崩溃。特别是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女工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不知她们是如何能够忍受的？
整个硫酸锰车间的生产流程十分简陋、原始，就像一个两叁百年前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个生产硫酸锰的手工作坊。球磨机粉碎后的锰矿粉被斗式提升机提升后，投入一个盛有硫酸的反应池，由工人用带把手的陶罐装的工业硫酸背到位于高处的反应池边上，拧开陶罐的盖，由带着有一层薄橡胶围腰、穿着半深统橡胶套靴的工人把工业硫酸倒入反应池内，在反应池内锰矿粉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酸锰，经过一定的反应时间，化学反应完成，然后从反应池底部的放料口将反应后的料浆放入一台板框压滤机，用人工把一根长钢管作槓杆扳动压滤机的螺旋慢慢压出料浆中的滤液，再除去板框压滤机内的固体不溶物，将含有硫酸锰的滤液(硫酸锰易溶于水)由人工舀到下面烧有煤火的几口大铁锅内，由人工用木棍不停地搅拌进行浓缩，浓缩到有较多硫酸锰沉淀析出时，再把浓缩料漿由人工舀到下面燒有煤火的矩形不锈钢浓缩锅内进一步搅拌浓缩，直至搅不动时，再把半干的硫酸锰舀到一个个矩形搪瓷盘内，放到一个用蒸汽管道加热的烘房内烘干到含水量低于2％为止，烘干后的硫酸锰.再用一台小型的粉碎机粉碎后，便得到略呈粉红色的硫酸锰成品，再用包装袋包装成25公斤一袋的硫酸锰成品，这些过程全都是手工操作，整个生产过程其劳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像的。
由于生产的硫酸锰是作肥料用的，对产品的纯度要求不高，所以没有什么精制提纯的过程，如果有精制过程，则我们所学的稀有元素分离、提纯、精制方面的知识尚有点用武之地，这种实习尚有点意义。像这种生产工业级粗制品的手工生产，除了起到体力劳动锻炼，和恶劣的生产条件损害学生的身体之外，起不到任何实习作用。
为期约两个月的实习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之后，便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分配给我的论文题日是“铌钽的分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一位三十多岁，讲话带江浙口音的蒋(？记不太准了)老师，一开始他给了我一份参考书表，表上所列参考书大都为英文、俄文，中文的很少，而且大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英美等国出版的资料。因为那时中国对铌钽这两种元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这方面的著述较少，而且由于铌钽的研究和应用大都与原子能、与核能、核武器相关的精密仪表相关(因为它们不仅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硬度，还有良好的抗辐射能力)，理所当然地有关铌钽的研究资料都被什么都保密的中共当局列为机密，是绝对不会让我这个己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学生接触到的。
铌和钽是两种物理化学性质十分相近的稀有金属元素，用通常的物理、化学方法是很难把它们分离提纯的，由于他们的物理、化学性质十分相近所以经常共生在同一种矿物之中，其提取分离的方法通常都是用某种强酸浸取铌钽共生矿的精选矿粉，使它们变成可溶性盐类化合物，然后把浸取液滤出后，用专用的离子交换树脂，利用这种离子交换树脂对铌、钽两种元素吸附能力的微小差异，经多次吸附分离之后，得到富含铌和富含钽的滤液，将滤液浓缩蒸干后得到的含铌较多的铌盐和含钽较多的钽盐，再冶炼成粗制的金属铌和金属钽，再利用铌钽在在融熔状态时，在液相和固相浓度的差异，通过多次区域融熔法分别制得高纯度的铌和钽。由于铌钽不仅在地球上分佈稀少，而且冶炼工艺精细复杂，所以其价格远比黄金要贵许多倍。
到63年我父亲的身体已越来越差，他原本就有肺结核病，又有胃溃疡，经常咳嗽、胃痛，经过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有钱也买不到吃的，肺结核以前被称之为“富贵病”因为得了这个病既不能劳累，又要吃得好，在那三年大飢荒期间，能免强不挨饿就祘不错了(我父亲飯量小，二十来斤大米的定量他已基本够吃)，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营养。
这年暑假我大姐和大哥都回长沙亲探，我大姐是医生在帮我父亲检查身体时发现父亲的胃部有一个雞蛋大小的腫块，由于父亲患有多年的胃溃疡，所以大姐估计是胃溃疡己转化为胃癌，当时没有告诉父亲，只跟母亲和我们兄弟说了，并说以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已承受不了手术带来的副作用，再加上当时国内物资供应状况，也无法提供手术后的营养，只能做保守治疗。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大姐说可以找中医开一些活血化淤、消除腫块的药试一试，也许能起一点缓解症状的作用。父亲虽然不知道自己身患癌症，但根据自己咳嗽愈来愈严重，而且咳出的痰中常带血丝，腹部经常胀痛，身体日渐虚弱的状况，也已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已预感到这次大姐与大哥探亲后离去，也许就是自己与他们的生死永诀，于是找来纸笔把“解放”前流行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歌词写在上面，递给大姐、大哥，随即潸然泪下、默不作声。大哥、大姐虽也知道这是与父亲的生离死别，但仍强忍着悲痛，安慰父亲说您安心休养，没有什么大问题，明年我们还会回来看望您的。
此后父亲的工作已由半休转为全休，工资也只能领取50％也就是22.5元，此时家中的生活及我上大学的费用全靠大姐、二姐(每人每月寄回20元)、大哥(每月寄回30元)和弟弟(他已考徒期满，出师后每月约有30元工资，他每月也要给家里10元左右)。
到63年下半年和64年上半年，国内物资供应已有很大的改观，高价的鱼、肉、雞蛋、奶粉也都有卖的，而且价格也没有59年至61年那么高得离谱，父亲凭医院开的结核病证明，还订到了一份牛奶(每天半斤)。
这期间还找了一些老中医给父亲看病，吃了不少中药，也未见什么效果。后来听说有一位老中医治好过一些癌症病人，我们也找了这位老先生来给父亲看病，这位老先生开了一付十分奇特的药方，这副药要用还没有完全干的母老鼠的屎做药引(完全干了，表明拉出来的时间很久了)，我问他这老鼠屎不都是一样吗？怎么分得出公母？老先生就对我们说：“这你们就不知道啦！那母老鼠的屎一头是园的，另一头是尖的；而公老鼠的屎两头都是园的，”当时我们都还半信半疑，那个时候老鼠很多，要找到新鲜的老鼠屎并不十分困难，当我把老鼠屎找来仔细一看，发现还真的老鼠屎有的一头园一头尖；有的两头都是园的，我才服了这位老先生。
我想这位老先生用的药引，寻找的难度幸好没有鲁迅先生小时候为他重病的父亲寻找的药引那么难，给鲁迅先生父亲开药的那位老老生要用的药引窸窣一对(公母各一只)还要是原配的，这一公一母的蟋蟀倒不难找，但如何辨别是否是原配，则是一件难如上青天事情，我想这大概是那位老中医比给我父亲看病的那位老中医的“高明”之处，一旦鲁迅的父亲服他的药不见效时，他便可借口说鲁迅所找的那一对蟋蟀不是原配，所以使所开中药达不到预期的疗效。
尽管我也觉得这位老先生开的这个药引：新鲜母老鼠屎，有些荒唐，但是在中、西医对父寻的癌症都束手无策的绝望状况之下，人总是希望能有奇跡出现，我们都希望：也许新鲜母老鼠屎里面含有某种未知的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速度；甚至能杀死癌细胞的物质，能改善父亲的身体状况，甚至能挽救父亲的生命。
我们遵照老中医的嘱咐捡来中药和找来的新鲜母老鼠屎一起烘干碾成粉末，加上蜂蜜搓成黄豆大小的药丸，按照老中医交待的用量，每天给父亲服用。开始几天父亲似乎感觉还有点效果(实际上完全是心里作用在起作用)，以后父亲的身体便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那段时间我每星期天放假都要回家去探望父亲。
64年二月中旬我们五年二期刚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操场上打篮球(那时在写毕业论文，作息时间自由掌握)，忽然系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找到我说：陈XX，你趕快回去，你家里打电话来了，你父亲病危！
我连忙回寝室换上衣服就往家里跑，过轮渡后，从五一路一路小跑回到家里已快10点钟，只见母亲、弟弟、父亲的几位老同事都围坐在父亲的床边，我见父亲瘦削的臉上深陷在眼眶里的一双眼睛虽已闭着，但看见胸部还在起伏，我连忙跑到父亲床前，俯身对着父亲叫了一声：“爹！”只见父亲慢慢睜开他那双已失去了光泽的眼睛看看我，臉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神色，然后又闭上了双眼。看得出他正在顽强地坚持，使他的生命之火在我大哥回到他身边之前不致过早熄灭。
前天傍晚父亲病情急转直下，母亲就要弟弟拍电报给远在河南泌阳县工作的大哥。
说来奇怪，就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天的晚上，我大哥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父亲到他的房间里来了，样子很可怕，他正准备问：“爹！您怎么来了。”父亲就消失了，然后大哥就醒来了，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后来告诉我们，他那晚梦中看到的父亲就和他回来后看到的临死前的父亲一模一样)。
次日，也就是父亲死的前一天，整天大哥心神不宁，心想父亲如果有什么事，家里一定会来电报的，但一直没见家里的电报。到这天晚上9点多，大哥书也不想看，老是坐立不安，于是就到街上走一走散散心，
不料鬼使神差就走到了县邮电局，见里面还亮着灯，邮局的人又都认识，便敲门进去，刚一进门，邮局的人就对他说你来得正好，你老家刚来了一份电报，我们正准备明天一早给你送去，你来了正好拿去，大哥拆开电报一看是：父病危速归。便连夜从邮局借了个自行车，准备了一点钱和粮票，带上一位同事就往确山火车站骑去(带上一位同事是到确山后，请他把自行车骑回泌阳县还给邮电局)，大哥在确山火车站买了一张半夜的到长沙的快车票，那时的火车不仅速度慢，即使是快车从确山到长沙也要走十几个钟头。所以直到次日下午3点多才到长沙。
幸亏我家离火车站不远，大哥下车后一路小跑赶到家里父亲的床边，叫了一声：“爹！我回来了，”此时父亲的眼一直睁着，呼吸已十分微弱，只見父亲的嘴唇略微地抽动了一下，但已发不出声了，我想他是想讲：我终于等到你回来啦！这句话吧！接着父亲终于慢慢地闭上了他那双已睁开了很久的眼睛，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苦难人世，此时我俯身低头把耳朵贴到父亲的胸口已听不到心跳的声音了。
在那个年代一切丧事均只能从简，父亲的遗体埋葬在长沙南门外石马铺的一处墓地。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雕刻制作墓碑的作坊，我和大哥大约花了20元(作坊还负责墓碑的安放不另外付钱)钱定制了一块墓碑，碑文是由大哥撰写的(大哥的墨笔字写得很好)，先付了10元定金，安放好后，再付清余下的10元。
父亲病重期间他所工作的医药公司的工会干部，新老同事和朋友都曾前来探视。父亲在广大药房的合伙人、老朋友卢先生，从香港回长沙休假也多次到我家探望父亲，一起回忆过去从四川重庆来长沙开广大药房艰苦创业的历程。
卢先生公私合营后，因他三哥的关系(他三哥“解放”后任中共当局的外贸部副部长)调到了湖南省外贸局工作，后来省外贸局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因卢先生对香港比较熟，在香港也住过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他三哥在当外贸部副部长，又有一大家子人在长沙(他太太和六个女儿)不必担心他会叛逃不归，所以卢先生被省外贸局安排到省外贸局驻香港办事处工作，卢先生每年都要回长沙休假一两次，每次回来都要来探望一下父亲。
父亲去世之后，学校开展了一年一度的研究生报考工作，以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上的表现，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报考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我却决定不报考研究生，尽管我十分喜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是我的志向早已不在科学研究之上。作为一个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热血青年，上天又赋予了我认清“解放”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深重苦难的根源的能力，我早已把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不想让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束缚住我的手脚、耗费掉我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我决定不报考研究生的原因。
不过从后来知道的情况看，那时我即使去报考研究生也不会被系里面批准，因为从大约一年前起，我已被以系党总支书记刘X生为首的系党总支列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而处于被秘密监控之中，只是由于我自己的疏忽大意，和在与中共当局的斗争之中经验的不足，而没有被我察觉到而已。
正当我潜心致力于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突然禍从天降，1964年3月17日这是一个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那天天气阴冷，还下看毛毛细雨。上午大约9点左右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骆X钧到寝室里对我说：“陳XX，刘书记在答疑室有事找你，你马上去一下”，我心想：刘书记怎么会找我？鉴于他一贯擅长靠整师生往上爬的名声，我估计他找我不会有什么好事。
当我一进答疑室的门，只见刘书记坐在答疑桌旁，桌上放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面前还放了一叠材料，他劈头就对我说：“陳XX！你的案子己经破啦！我现在代表组织宣佈你从今天起停学反省，老老实实交待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和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爭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党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是知道的。从现在开始你停止写毕业论文，马上开始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不经批准不准离开寝室，不准随意行动”。
此时我心里想：我和我的大哥、弟弟要做的事都还正还筹划之中，大都尚未付诸行动，我自认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们手里(因我的疏忽大意，我不知道他们已偷阅、审查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还是知道他们有时是在偷听我在被同学们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寝室里面的言谈)，所以我说我没有犯什么案子，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刘书记听后，把桌子一拍，叫道：“陳XX！你到现在还不老实、还想顽固到底，老实告诉你，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槍斃你都有多”。说着从桌上拿起摆在他前面的那一叠材料纸对我扬了一扬说：“罪证都在这里，我们早就掌握了，就看你坦白不坦白，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只要你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积极检举揭发别人，争取立功赎罪，争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你还是有前途的”。说完他拿出一叠材料纸递给我，我没有接，他说：“你的态度很不老实，这对你没有好处，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然后对门外喊了一声：“来人！”马上就有两位早已等候在门外的积极份子(其中有一位是外班的陈X新党员积极份子，另一位是我班的骆X钧党员积极份子)应声而入，刘书记对他们说：“先把他带下去，”并把那叠材料纸交给其中的一位，说道；“要他下去老老实实写交待，不许他乱说乱动。”
于是我被陳、骆二位积极份子一左一右押回了寝室。此时全寝室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没有一个同学敢跟我说话、敢跟我打招呼。很显然，就在我被刘书记找去谈话时，已向同学们宣佈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大家检举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与我划清界线。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紧张地思考怎样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一开始头脑里面很混乱，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脑子便慢慢冷静下来。我确定：先决不主动承认任何“反革命罪行”，尽量没法摸清刘书记他们究竟掌握了我们兄弟多少情况，然后再决定应对的办法，我决定把凡是他们己经掌握的情况都酌情“主动”交待出来，同时在与刘书记谈话时，要改变头一天那种强硬态度，要装出一副很胆小害怕的样子，以在他们面前制造出一种“这家伙很胆小、也还算老实，容易对付”的假象以麻痹他们；此外坚决不牵扯到任何一个同学亲友，因为决不能因为我而伤及任何一位亲友同学，这是我为人处世不可逾越的基本底线，此外也可阻止刘书记之流想把问题扩大化，然后把我的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企图。
在我被隔离反省交待“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我的两个平日往来最密切的同班广东同学候X章和邹X卿也同时被隔离审查，要他们交待参与我的“反革命集团”活动的罪行，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天全年级停课招开师生大会，检举揭发“陳XX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译东思想的罪行。以后几乎每天都要以班为单位轮流召开对我的检举揭发批斗会。
一开始因为老师、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己认清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决心献身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并在釆取行动付诸实施的真实情况。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乐观向上、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为人忠厚、爱好广泛的模范学生。所以最早的几次批斗会，除了几位党团员按会前的佈置发言对我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并带头呼喊一些“陳XX不老实只有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头子陳XX！”之类的口号之外，很少有人发言。
后来系里面召集学生开会，对学生们施压说：以后的批斗会上谁不发言、谁不检举揭发陳XX的反动言行，谁就是阶级立场不稳；就是与反革命份子划不清界线；就要影响到即将到来的(大学毕业生)毕业鉴定、影响他的毕业分配，这些东西都要进入他的档案、要影响地的一生。
刘书记找我谈话更是赤裸祼地对我说：以前老师、同学都认为你是一个好学生，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你搞透、搞臭，让同学们认清你的反革命真实面目。
在系党总支的高压之下，同学们为求自保，不得不纷纷发言揭露我的“反动言行”，这种批斗会因涉及同学们的毕业鉴定、毕业分配和政治前途，所以许多同学都站出来发言“揭露”我平时，特别是在那间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寝室里发表的反动言行，以及政治学习时以开玩笑的方式发表的反动言行。其中有些同学(其中包括一些平日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学在内)当时也附和我的言行观点，到此时为洗清白己，不仅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甚至还无中生有揑造一些我的反动言行上纲上线对我进行诬陷。
看到这些同学的表现，我心头感到无比的悲凉，我冒着犯反革命罪的危險为之献身的事业不正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权益；不正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孫不再遭受“解放”后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吗？你们怎能这样对我落井下石？你们为求自保检举揭发我那些众所周知的反革命言行，我都能理解并予以原谅，因为你不检举揭发，别人也会检举揭发，但对于那些没有第三者在场的一些平日关系很好的同学我们私下的谈话，你就没有必要检举揭发出来，这种只有你我知道的言行你不揭发，对你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和危險。更有甚者有些二人之间的私下谈话有些明明是他自己讲的“反动言行”，他发言时却推到我的头上，在那种批斗会上，他知道我的任何辩解都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表现，而招来一片“陈XX不老实！”的口号声，而将我的辩解淹没在口号声中。还有一些品格卑劣的同学为表现积极、为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斗爭性强，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一些我的所谓反动言行上纲上线对我进行揭发批判。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包括一些平时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同学在内，在发言时都只捡举揭发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对于我和他们之间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很“反动”的谈话内容却秘而不谈，或是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应付一下了事，看得出这些同学的发言纯粹是为了“过关”，他们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仍然坚守住了自己做入的底线，光凭这些人我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将要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从3月18号起，除了写交待材料之外就是参加由各班学生轮流召开的批斗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批斗会成了同学们人性赤裸裸的地表演的人生舞台。在政治利益、在决定人生前途和命运好坏的面前，批斗会到后来便成了我观赏同学们赤裸裸地表演自己真实本性的人生舞台，有时我在批斗会上看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赤裸裸的演出看入了神，以致批斗会上有人要我回答问题，我都没有听到，当提问者提高声调大声质问我为什么不回答时，我才猛然惊醒过来，连忙说刚才我没有听清，请你再说一遍。
对于那些在政治学习上以开玩笑的方式对现实和中共当局的嘲讽和在寢室里宣扬民主宪政、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些事我知道，知道的人太多是瞒不住的，我便在交待材料中“主动”交待，但对于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和发展了哪些成员、纲领是什么、与台湾有无联系、有无电台、密码这类事则坚决否认。但对密码一事，我知道他们早就在审查我和大哥通信的信件，他们肯定从信中知道我们有密码，我交待说密码倒是有，只是为了与大哥通信时不让别人知道里面的内容，而不是用来与海外联系的，因为我们没有电台，也从未打算过要去搞个什么电台。尽管如此，刘书记后来在把我以反革命集团案移交给湖南省公安厅时，还是不顾事实真像在报告中指称我有电台密码，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
在要我写交待材料时，他们总是把同一个问题要我写多次交待，其目的是要看看对同一问题，我每次所写交待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以图从中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承认对我的某项指控。我很快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对同一问题，我每次写的交待都完全一样，他们根本无法从中挑出任何毛病。
许多年后，我碰到一位当年曾参与我反革命集团一案侦查、批斗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你的记性真好，你每次对同一个问题写出的交待材料都完全一样，几乎一字不改，我们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那位刘书记也曾当面质问我：你为什么每次写的材料都完全一样，没有交待一点新罪行？我回答说：因为我完全是按事实交待的，所以每次写的交待都一样，你不是要我按事实老卖交待吗？我正是按你的要求老实交待爭取宽大处理，我总不能违背事实乱说一通，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
为了防止候、邹两位同时被隔离审查的同学在当局的威胁诱骗之下顶不住，为求解脱，胡乱承认参加了我的反革命集团，我决定找机会稳住他们二人。他们二人那时被隔离在我对面的寝室，也有两人看守，有一天，我见候同学出来，到位于宿舍旁小山坡上的厕所去方便，我也向看守我的同学提出要上厕所，他们把我帶到距厕所还有七、八米远的地方，就停下来，示意我进去方便，因那时的厕所内都积存有许多糞便气味很难闻，我一进厕所连忙走到候同学身边低声对他说：我是不会牵连你们的，只要你们自已不承认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其他有关我的事都说不知道，你们就什么事都没有，否则就是自找麻烦，他点了点头。为避免引起看守们的怀疑，我等他离开厕所后，又在厕所呆了一阵才离开，对邹同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告诫了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在我交底之后，顶住了刘书记他们的威胁诱骗，后来他们都顺利地领得了毕业证，分配了工作。
刘书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成一个大型“反革命集团案件”，威逼与我交往较密切、有书信往来的中学、大学同学、亲友承认参加了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并检举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为了在湖南高校界制造出一个大型“反革命案件”，作为刘书记往上爬的政治资本，把我的问题添油加醋、誇大其词、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后，上报到湖南省公安厅立案侦察。
四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湖大保卫科一位姓文的工作人员把我叫到湖大办公楼的保卫科办公室。我一进去就看到保卫科的三名干部正在陪一个三十多岁的身着便衣的人在打扑克牌，他们一见我进来，连忙停止了打牌，保卫科的文干部就指着那位着便衣的干部对我说：这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又对肖侦察员指着我说：这就是化学系的陈XX。此时肖侦察员坐到了办公桌的主座上，并要文干部端了一张小方凳，放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并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打开他那黑色的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一叠材料，对我说：“陈XX！我们监视你已经很久了，你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我们早就掌握了”，随即拿起那叠材料对我扬了一扬。他接着又说：“我今天是代表党和政府来找你谈话，主要是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待、认罪悔过的机会，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主动老实交待自己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爭取得到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只要你主动认罪、接受师生们对的批判斗爭，还是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的，还是有前途的。否则你的下场是十分危险的。他指着放在他前面的那叠材料对我说：根据我们己经掌握的材料判你一、二十年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罚都绰绰有余，党和政府是看到你还年轻，也有点才华，是想挽救你，才让我来找你谈话，给你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
我心里想：你们如果什么都知道，还找我来审问干什么？显然是你们还没有掌握把我定为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所需的材料，所以才来对我进行日以继夜的批斗、审讯。
这位肖侦察员审讯时与刘书记他们那种声色俱厉、拍桌打椅的方式不同，他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闲谈的方式进行审问，他从不直接要我承认“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或“进行反革命宣传”等罪名，而是先从一些看似与这些罪名无关的问题谈起，只要你一开始的回答落入了他早已预设好的圈套，那么你对他下一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他早已预计好了的答案，到最后你就只能被迫承认他所提出的罪名。
例如：他要逼迫我承认在同学们中“进行反革命宣传罪”时，他会说：“据我们的了解你是一个与同学们关系不错，又很乐观、健谈的人，是吗？”当我回答说：“是，”之后，他又会问：“那么，你与你同寝室的同学天天住在一起，想必关系更好，你们在一起谈话更多、更隨意是吧？”从逻辑上说，我就只能回答说：“是”，接着他又问：“你是不是跟同寢室的同学谈论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西方国家的现状？是否议论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我从刘书记对我的审讯中，已知道这些内容已有党员积极份子写了举报材料)此时我也只能回答说：“是”，接着我申辩道：“我在寝室里与同学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从学校图书的和阅览室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上看到的。“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农村同学家里都饿死了人，是从同学们家里来信中知道的，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此时，他才说：“你在同学们中美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制度、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这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是什么？”使得我无言以对。
此时，我知道我碰到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审讯“高手”了，他远比刘书记他们难对付，我冷静思考之后，才想好应对肖侦察员审讯的办法，那就是：每当他谈及一个新话题时，不要马上回答，而是仔细思考这个新话题可能与他们将要对我进行的那一项指控相关联，然后再使自己的回答避免落入他预没的陷阱，以免被他一步一步逼得不得不承认他将要对我的指控。我有时装做没有听懂他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我对他的每一个新话题的回答都尽可能地简洁为：是或不是；有或没有……，这类简单的回答，以避免他从我过多的回答话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漏洞或把柄，一步一步逼迫我承认对我的某一项指控。而他则想尽一切办法诱使我多讲活，以便他从中找到漏洞和把柄。
后来，，他见我不再上他的当了，便对我说：“你平常不是很能说会道的吗？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寡言？是不是心中有鬼怕见得人？”我以一种“恭维”他的方式嘲笑他，我说：“肖干部，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侦察员，你的审讯技巧太“高明”了，我随便多回答几句话，都有可能被你一步一步逼得我承认我从未犯过的罪行，所以我不敢多说。”
此时肖侦察员以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态指着我，对旁边几位保卫科的干部说：“你们看看，他这是什么话？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是主张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怎么会逼迫你承认你没有犯下的罪行呢？”
此时，审讯已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肖侦察员已觉察到，我已看穿他的审讯手腕，不会再上他的当，他已不能从我嘴里挖出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了，便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为自己的前途、为你的家人好好想一想，是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爭取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好呢？还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好？”接着他挥了挥手，示意文干部把我带回寝室，这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
此后的情况表明，这次审讯已使肖侦察员得出了我还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电台、也没有与台湾的特务系统有联系的印象。
接下来的日子，仍然是每天由各班学生轮流批斗、不停地写交待材料，有时晚上刘书记也带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审讯，仍然是试图逼迫我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有电台、与台湾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有联系、企图叛国投敌、进行反革命宣传……。
但这种审讯始终没有湖大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使我隐约察觉到湖大校方，在对待我的案件上的态度，与以刘书记为首的化学系党总支是有分歧的。
就在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对我审讯之后不久，候同学和邹同学就都被解除了隔离审查，继续撰写他们的毕业论文，这使我察觉到，省公安厅和湖大校方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此后，有一天轮到监控我的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在押送我去厕所的路上小声告诉我：刘书记他们起草了一份起诉书，要求公安部门将反革命集团头子陈XX逮捕法办，并胁迫全系师生都要在起诉书上簽名。在64年那种“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政治氛围之下，是没有哪个学生、老师敢不簽名的。
到四月二十号前后的一天上午，湖大保卫科的文干部到我隔离审查的寝室找到我，要我跟他到校办公楼去，说是有学校领导要找我谈话，他把我带到校办公楼的校党委书记办公室，我进去后见办公室里坐着的是校党委书记唐麟，唐书记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这次谈话不是进行审问，主要是对我进行“啓发、教育”，他首先问我问题交待得怎么样啦？还有什么没有交待清楚的要继续交待清楚，争取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他说我今天代表学校和党委找你谈话，主要是想挽救你，把你从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老实说国家把你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生是不容易的，是花费了巨大代价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把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推到阶级敌人那边去，所以尽管你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是罪行，但是我们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仍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你进行挽救，想把你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你还年轻、成绩也不错，你的父母送你唸到大学毕业，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你要为今后自己的前途和父母今后的生活着想，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清楚自己的全部错误和罪行，真诚悔改，重新做人，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你的问题性质很严重，是政治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如果执迷不悟，抗拒到底，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说：“要交待的我都交待了，要写的我都写了，你们还要我交待什么？我总不能按刘书记他们的要求，他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我总不能随便拉几个同学进来成为我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吧！“唐书记听后大声说道：“哪个叫你乱承认什么？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就是实事求是，你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想隐瞒也隐瞒不住，你没有犯的错误和罪行党和政府也不会强加在你的头上，只要你实事求是地交待清楚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真诚反省改过自新，不隐瞒、不胡编乱造，党和政府还是想挽救你的，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他说完之后，便示意文干部把我送回寝室。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1968年回到湖大时，从大字报和老師、同学处了解到的情况才使我知道，唐麟那次找我谈话实际上是代表以朱凡校长为首的校领导和我打召呼：切不可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否则党和政府(实际上就是以朱凡、唐麟为首的校领导)也挽救不了你。原来刘书记为了积累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不仅在化学系疯狂整老师、整同学，而且背地里还向上面打校领寻的“小报告”，企图取他们而代之，所以刘书记不仅为化学系师生所深恶痛绝，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个人品格也为校领导们所憎恶，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案件在调查审理、批斗过程中，学校领导甚至连校保卫科都迟迟没有插手的原因。
此外我分析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朱凡校长在上世纪卅年代初在上海唸大学时，也是一位身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参加中共的热血青年。唐麟书记也和朱凡一样，是一位卅年代初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湖南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热血青年。他们从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他们过去的身影，尽管在当时那种“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严酷政治环境之下，他们不能也不敢公开赞同我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公开反对刘书记们对我的批斗，但他们对刘书记们的作法采取不插手、不合作的方式加以抵制，尽管他们不能也不敢阻止刘书记他们胁迫化学系师生在对我的起诉书上签名、也不能阻止刘书记他们把起诉书递交到省公案厅立案。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利用了他们在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唐麟的夫人是省高教局局长、朱凡是“解放”后第一任省委宣传部长、唐麟也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影响力尽可能地減轻了对我的处分。最后以执行中共中央63年85号文件精神的名义，把我从省公安厅看守所要回来，把我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反动学生”处理，去国营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三年的处分，这是后话。
化学系对我进行的批斗和逼迫我反复交待罪行从三月十七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原本想以日以继夜的轮番批斗和反复写交待材料达到把我的精神和意志拖垮，使我为求早日解脱，他们指控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的目的，以为这样就能迫使我承认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迫使我承认那些与我往来密切的同学、亲友都是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迫使我承认有反革命纲领、迫使我承认有反革命活动……。然后刘书记他们就可对外宣称，他们在湖南高校界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大型反革命集团，并以此向上面邀功请赏，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
然而我成功地顶住了近一个半月的巨大压力，坚持只讲以前交待过的话，一句不改；坚持只写以前交待过的材料，几乎一字不改。倒是批斗会开得与会同学老师都已厌倦，批斗会越来越冷场，发言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连那些党员积极份子在批斗会上都提不起神了，于是越到后来的批斗会就越只能提前草草收场，最后批斗会成了应付刘书记他们的走过场的形式。
四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只见化学系59级的全体男女同学从宿舍走道两边一直排到宿舍外面的操场上，此时操场上已开来一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苏式伏尔加小轿车，车上下来几个人一直走到我隔离审查的寝室，我认识其中一个是校保卫科的文于事，另一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其中一位省公安厅的干部向我出示了一张拘留证，向我宣佈：陈XX你被湖大化学系师生控告进行反革命活动，现经省公安厅批准对你进行拘留审查，请在拘留证上签名。他还向我出示了省公安厅的工作证。我拘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证实我的反革命罪，否则就不是拘留而就是逮捕了。我簽名之后，他们要我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换洗衣物和枕头、被子，钢笔，我把这些东西用被单包在一起背在背上就跟他们走，他们押着我，也没有给我带手铐，我们从排在两边的同学中间留出的通道中走过。我知道这是刘书记他们为了震慑化学系的师生们而玩的把戏。意思是告诉化学系的师生们：你们不老实交待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不积极检举揭发陈XX的反革命罪行，不与他划清界线，就会和他一样被抓去坐牢。
自我立志献身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立志献身于拯救这个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事业以来，我早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这一天来得太早而已。
所以当时我心中没有恐惧、没有惊慌，当我从同学们排成的两排人墙之间走过时，心中忽然响起了“华沙工人进行曲”那深沉、悲壮的旋律和歌词：勇敢的举起我们的旗帜，不怕那风暴横扫大地。不怕那敌人强大的压力，命运决不能摧毁我们的意志。神圣的口号，救国的口号。我们的旗帜是人民的旗帜，前进吧！华沙，胜利的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争；劳动大众受尽了饥饿，万恶的一群在纵情享乐。我们决不做无耻的叛徒，在绞刑架的前面决不畏缩。先烈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生命都献给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将高唱着胜利的凱歌，英雄的美名要传遍全球，前进吧！华沙，胜利地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爭。前进吧！华沙，胜利的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爭。我觉得这首歌正是中国大陆现状，和我当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穿过由同学们组成的两排人墙形成的“巷道”后，他们把我带到那台伏尔加小轿车旁，把我的行李放在小车的后箱里，文干事示意我坐到小车后座的中间，然后两个省公安厅的干部坐在我的左右两边，其余的人坐上了那辆美式吉普，我一上车，刚一坐下便感觉那车上的沙发柔软无比，坐在上面实在太舒服了！心想要不是这次被拘留，我真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坐上这样舒服的轿车。这一刻，我与众不同的五年的大学生涯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