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面对当今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一些成就，成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国防上成了军事強国大国，科学技术上与其他许多方面较之过去毛时代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对此，一些人乃至官方的宣传媒体都在高喊“中国崛起” 了，“厉害了！我的国”， 面对中国的強大美国害怕了。似乎中国的“冨国、強国” 梦想实现了，宣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的胜利。更有一些人把这些说成是值得别国学习的“中国糢式”，国内一些文人和明星们则在极力歌功颂徳，髙唱“好日子”，营造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许多人都在一片“崛起” 与“和谐” 声中自我陶醉，仿佛这一切就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光环，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在中国出现了。
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果真如此么？
诚然，经济建设上有了成就，与毛时代相比许多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老百姓不再受饥挨饿了，这些国人当然是会看到的, 并会为此而感到髙兴；但，筆者以为，更应该看到的是当今社会严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因为在这些成就的美丽的“光环” 下， 成了一层迷雾，它掩盖下的祌种社会瑕玷，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许多人看不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另一面——各种严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正是因为这些严重存在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阻碍着国家和社会的前进。这才是当今中国人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筆者热爱自已的国家, 热衷于关注社会现实存在问题与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 现就一些问题分述如后，願以此与关心囯亊的人们共同交流探讨。
一、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纵观当今的中国社会，以下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绝对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不论用什么方法都是无法掩盖的。
1、极度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有权有势有靠山和关系者越来越富有，而底层民众生活贫困，举步为艰。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等，成了压在他们头上一座座大山，使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2、成系统、上轨道的贪汚腐败从上到下普遍的严重存在，且愈演愈烈，广大民众无比愤恨又无可奈何；
3、社会不公、不义，信仰和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強佂土地，強制拆迁，打压上访者，城管追赶小贩，农民工讨薪无果——等等之事常有发生，往往引发群体性骚乱亊件，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对矿产资原的滥採乱挖，工厂的废气污水污染严重，植被的被破坏，塃漠化使环境遭到破坏，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等等，极大地影响到国人的生存环境；
5、制假贩假屡禁不绝，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坑害国人；
6、各种安全亊故不断发生。造成无数的生命消矢和伤残；
7、黄、睹、毒屡禁不止，各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
8、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猖獗；
9、缺少新闻和言论自由，不同政见者和倡导宪政民主人士、以及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乃至抓捕入狱；
10、只有党治、人治，缺失法治，各种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以上这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随时随地大量犮生的，宣传媒体和各种自媒体常有报道，具体事例是数不胜数、举不胜举的。限于本文篇幅，在此无须赘述。
仅以最近揭露的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和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存在的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事件来说，能说这个社会有法治、是和谐社会么？
二、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析
上述的十个方面，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不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极度的不和谐，而且是一种极大的潜在危机，如若不能极时处理好，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潜伏的地壳运动或一座潜藏巨大能量的火山一样，这些能量终会有一天要寻找机会释放的，就会引发強烈的地震或者火山爆发，就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到那时就会为之晩矣。因此，认真地探讨这些矛盾和问题，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只有找到了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处理它、解决它，这是所有中国人要髙度重视的头等大亊。
世界上任何亊情的产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都是由复杂的内在和外在的诸多因素决定的，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才会有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这些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是：
1、 腐败的社会制度
可以说这是上述所有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人们知道，社会制度是指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制度的总称，它是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所有人的共同命运。现代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从15世纪开始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它与古希腊、古罗马，与中世纪的城邦、帝国或封建制度有重大的区别。就中国而言，由于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文化意识和政治、经济等的封建制度，皇帝是主宰一切、号令一切的，所有的人（包括各级官员和底层民众）都要对他三跪九叩，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各级官员成了皇上的奴才，而广大民众则成了他的奴隶。1911年推翻帝制，进入了民国时期，废除了封建制度，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此时民主的政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仍是独裁专制的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有时甚至要超过了封建帝王时代。到了毛泽东当政的时代，不但沿袭了蒋介石独裁专制那一套，更是有了发展，要超过了所有的封建时代和蒋介石时代。毛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实际上马克思是假，而秦始皇是真，在他的治下无疑是一个极度腐败的社会制度，人民饱受麽难，遭到生灵涂炭就在所难免了。
应该承认，毛死后的中国社会制度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的，并已逐步显示出了他的某些优越性。如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阶级斗争，从而使经济发展了，国家強大了，人民有饭吃了，这些都是世人所看到了的。但，由于直到此时仍未能从根本上实行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广大人民在人权、自由和民主等等这些普世价值方面仍然要受到禁锢，沒有结社和新闻的自由，这是党专制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它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腐败，这是共产专制以来的社会实践所证实了的亊。
正是由于这种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才会造成社会制度的腐败。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员不是民选的，而是由上级层层指派的，这样的官员眼睛只看上面的臉色行亊，唯上是从，眠里绝不会有广大的民众。所谓“为人民服务”，“ 执政为民” 等等，那只不过是一些骗人的空话、套话、假话而已。数十年来人们早已看多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即党委书记），就成了那个地区、那个单位的“小毛泽东”， 成了那里的土皇帝，在这里他有至髙无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而在同级又缺乏应有的监督，故而才会有“卖官书记” 和贪污、受贿、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而引发社会骚乱、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环境屡遭破坏、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于市、乃至吃、喝、嫖、赌、包二奶、三奶……等等诸多问题的产生。一个失去了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这些问题，这早已是为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早在19世纪时，英国的一位勋爵阿克顿就曾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的更为明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这些话用在今天的中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
时下的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书记挂帅，成了号令一切的一把手，他的许多同僚和部属又把那里的书记称为“老板”， 老板定度一切，同级的纪检、监察及司法等机构都是在“老板” 的统领下，不可能起到什么真正的监督作用 ，才会有第一把手因各种犯罪而频频落马的亊出现，而且这种落马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是在上级机关的授意下才能查办的，同级的相关机构等于虛设，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亊。就是主管一个方面工作的二把手或者三把手，也都成了这个方面的太上皇，权力同样是失去了制约的，许多部门和单位的二把手、三把手成了贪腐分子就是最好的说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种独持体制，在表面上它虽然借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权体制，如人大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参议院，国务院相当于内阁，政协相当于众议院，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由一人担任）相当于总统；但实际上在中国人大和政协这些都是虛设的，国内外早就有人指出“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完全成了花瓶，只是一种摆设，不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切都由党的总书记（和它的政治局常委）说了祘，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国外，总统的权力是受法律严格制约，是受舆论随时监督的，总统决定的亊情沒有参、众两院的讨论通过是不能实行的，总统那怕有一点问题〔那怕是性丑闻之类的〕也会在媒体上曝光，搞得他狼狈不堪，这在中国则是绝无可能的。在中国，党决定了的亊，人大和政协只有举手符合、拥护的作用，而绝无否决的可能；党的髙级干部像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陈良宇、成克杰——等等一类的人，即使他们包二奶、养情妇之亊在许多人眼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但在他们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暴露之前媒体是绝不曝光的，因为舆论要导向，绝不能有损于党的形象。党的总书记以及地方上的各级书记的权力虽然也受“党章”、 制度、条例等的约朿，但这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它无法从根本上规范贪欲横行的人，这就导致了中国政治仍然是封建时代的清官、好人政治。现在许多百姓们的眼里还在盼望出清官、好官，还不懂得多少民主政治之类的亊，这是中国现实制度所决定了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腐败官员的打击不可谓不严厉，党纪、政纪处分的，判刑的，乃至判死刑的，那是太多太多了，可问题仍然是不能解决，一个贪官倒下了，更多的贪官又站起来，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之势，这是为什么呢？当今的执政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要廉洁奉公，清除腐败，”并告诫全党，否则就会有“忘党忘国的危险”， 为此他们出台了各种法津法规，各种纪律、条例，这些可能在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国家可比的，为什么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这应该引起人们多想几个为什么了。
一个好的社会制可以让人民安居落业，可以是一个和谐社会，可以把坏人转变成好人；相反，一个坏的社会制度则会给人民带来苦难，社会不会有和谐，好人都有可能变成坏人，这也是为无数的亊实说明了的。就以几个受到法律惩处的贪官来说，一开始他们也不都是坏人，甚至还是有过功绩的人。如原柳州市公安局长于丁，在侦破和抓捕广东番禹抢劫大案是有功之臣，后来成了贪腐分子，成了坏人的保护伞；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強，在侦破黑社会抢劫杀人首犯张君是立了功的，他在向上级领导汇报时说：“张君被抓到了，就在我的脚下”， 是多么地自豪和髙兴，谁知自已后来不但成了一个特大的腐败分子，并且成了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保护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再如受到法律审判的原广东省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省委书记陈绍基，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此二人早在1998年侦破张子強案时是有功的，成了他们二人最大的杰作，而如今却都成了贪腐分子，这除了与他们个人贪婪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外，不能不说这个社会制度的腐败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如一些腐败的官员在受到法律惩处后，在表示忏悔时曾痛心地说：“官做到了我们这一级，权力大了，钱就会找上门来，想拒绝都难”，“ 一些下属也会为自己找女人寻找方便”。 这不充分说明是这个社会制度的腐败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么？
2、信仰缺失、道德沦丧造成的“一切向钱看”
这是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天辟地以来人们信仰什么，我想那时的人们所信仰的大概只能是“适者生存” 吧， 为自身的生存繁衍而与自然灾害和各种猛兽作殊死的抗争。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以后，人们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逐步发展了，开始有了各种信仰，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为道德规范。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我们的祖先都知道把“天地君親师” 作为供俸的神位，也知道儒家的传统文化和信俸道教、佛教，成了他们历来的信仰，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在社会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发扬光大，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些东西的伴陪下而走过来的。但到了毛泽东当政时代这些东西被沏底的打破了。毛泽东推行奴化教育，強制国人只信仰马列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因为毛泽东自称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锋”， 因此学习马列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 强制国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是那个时代愚民政策的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除此而外的任何思想或行为都成了“异端邪说”， 都必须在排斥和打击之列。毛泽东28年在中国的专制和奴役，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早已历尽了这种磨难，至今尤心怀恐惧与愤恨。
这种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注定不能持久的，随着毛泽东的死亡，随着经济上改革开放的进行，共产主义必然要崩溃，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他的种种胡作非为必然要被历史所抛弃。毛死后邓小平得以重新复出，那时他虽然不是名义上的最髙当权者，但由于他在共产党领导层中的老资格，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他成了掌管中国实际大权的“太上皇”，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都要听他的，因为他是军委主席，枪杆子可以指挥一切，这也许就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吧！此公虽然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 但他提不出任何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思想，却抛出了他早些年前曾说过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的所谓“猫论”， 再加上“不管姓‘社’ 姓‘资’， 不争论”， 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摸着石头过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等等，就构成了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种“理论” 的指导下，一部分人确是先冨欲起来了，从“万元户”、“ 十万元户” 乃至“百万元户” 到“千万”、“ 亿万” 出现了，随之而起的贪污腐败也兴起来了，而广大的底层民众此时虽不像毛时代那样挨饿了，但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却是邓时代的实情。
那年代到底是什么人先富起来了呢？八十年代开始之时，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了，使农民改变了挨饿的悲惨状况，不伹一般农民能吃上饱饭了，少数种植能手和养殖能手还成了“万元户”， 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接着城市也开始了经济改革，企业职工可以有了奖金，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活也会有所改善。那时由于开始允许私人经营，个体经济得到了发展，确实使一些人富欲起来了。但大多数先富起来的却是那些有权势官员们的子女、親属或与之有特殊关系的人，那时由于实行的是双轨制，这些人佷容易拿到批条，倒卖计划内物资几乎会使他们一夜暴富。更有在银行贷款、工程承包等方面，这些人都占尽先机，他们自然就一个个成了暴发户。就是这样一些人先冨起来了，除少数人是靠自己的本亊勤劳致冨而外，大多数的暴发户靠的不是自己的勤劳致冨，而是靠权势、靠关系的非法所得才成了大款，这也是那个年代特色之一。
进入九十年和新世纪后，经济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到了“深水区”，“ 摸着石头” 显然是不能过河了。此时的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工程立项和承包，金融，保险，贸易，证卷等等方面，大多是黑箱操作，权力寻租，土地寻租；或者是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使国有资产被侵吞，民众的利益受侵害，无数的暴发户，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随之产生了，伴随而来的是贪汅、索贿、受贿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整个社会充满了铜臭，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只信钱，一切为了钱” 成了各色人等追求的最髙目标，此时还有什么道德和信仰可言么？
宪法规定人们有信仰的自由，信教，信鬼神，信共产主义，信三民主义，信权力，信金钱，信民主、自由……等等，因人而异，多元化信仰是现代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应如此的，任何人都可有他自己的信仰，别人是不能强制或干预的。然而在当今的时代，许多中国人的信仰是缺失了，只相信“钱”， 为了钱而不顾一切的为非作歹，那些形形色色的贪污、受贿、腐败；那些走私、贬私、偷盗、抢劫；那些制假、贬假；那些偷税、漏稅；那些骗人赌博和诈骗，各种各样的虛假广告……，甚至连广播电台、电视台也在骗人打电话猜谜语中大奖等等，都可以说是“只信钱” 而致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
3、中国人自身的劣根性
这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之一。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向以刻苦耐劳，尊老爱幼，勇敢和富于创造精神而著称于世，为世界人类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受到世人的称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有优秀的一面值得自豪和骄傲，也必定会存在不足的一面，中国人也是不能例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或曰“劣根性”， 是客观存在的，其表现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只要回顾历史，在历朝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劣根性” 的充分表演。如一些中国人的偏见、固执和狭隘、自私，一亊当前，只为自己打祘；一些人素质低下，不文明、不卫生；更有一些人贪婪成性，偷盗、抡劫乃至杀人越货……等等，无所不作，都是古已有之且延续至今的。中古世纪及之前的亊我们姑且不论，就以近代和现代而言，如1900年的拳匪暴乱，那是中国人“劣根性” 的充分表演，在极少数人的组织煸动下，一批愚昧无知而封建迷信的暴民，他们盲目排外，抢劫绕杀，无恶不作；他们见洋人就杀，甚至连信洋教的中国人被他们称为“二毛子”也杀无赦，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并且拆铁轨，拔电线杆，毁教堂，完全是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野蛮之徒。
再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闹共产革命的地区，所谓打土豪、斗地主，分地主的田地和财产，劫财又夺命，把许多地主给杀掉了，有的甚至全家杀绝；等到国民党军反攻时，地主们也组织还乡团回来报复，也大肆残杀闹共产革命的农民，夺回他们失去的田地和财产，随意杀人。这种农民和地主间的互相残杀，使那些地方成了一片满目荒凉的血惺之地，社会的秩序和经济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时，此时的所谓土改斗地主，仍然沿袭了过去的一套，谋财又害命；即使保住了性命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斗争，地主们被打得半死，最后扫地出门。在这些过程中，一些中国人表现得是那么的凶恨、残忍，实在是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劣根性” 又有了创新和发展，乱斗人，乱打人，乃至乱杀人，不但杀“牛鬼蛇神”， 连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被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 而乱斗、乱打、乱杀，连各种文化文人、科学家乃致学校的教师也不能幸免，不但一些青年人、中年人成了打人、杀人的凶手，更有一些老年人、甚至十多岁的中小学生也都成了凶手，这个民族不值得反思么？这种“劣根性” 不应该彻底根除么？
正是这种“劣根性” 长期以来植根于一些人的头脑中，一遇到适宜的气候，他们必定会要表现出来，因而才会有当今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这也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欢规侓。在腐败的社会制度和一切“向钱看” 的今天，中国人的“劣根性” 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会要表现出来，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对每一个具体的矛盾和问题而言，它的出现必定有它具体的原因，如群体性骚乱亊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们多次上访不但毫无结果，反而受到打击甚至关押，使他们对腐败的官场早已失去了信心，忍无可忍，即使遇到一点不相干的小亊也会要移花接木而发生骚乱，这是为许多骚乱亊件的发生所证实了的亊。中国人向来是老实本分的，如果不是有人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他们是绝不会轻言“闹亊” 的。再如，一些人的偷盗、抢劫，除了与他们的贪婪好逸恶劳的本性决定外，与他们的穷苦也是有关系的，一些人对社会的不公而有仇富的心态，以至产生报复社会的扭曲心态，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各种矛盾和问题产生的貝体的原因当然还有许多，但总的来说，各种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上例所述的三种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在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坏事、丑事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
三、“宪政民主” 的社会制度是中国人的企望
凡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希望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这是人类共有的天性。要做到这些，就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下一切应是公平，公正，平等的；能使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有充分的人权保障，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人人遵纪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就从秦代末年的陈胜、吳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算起，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为寻找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而不断地努力奋斗，经历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包括历代的宫庭政变，社会几经改朝换代，中国人民的这种美好願望却始终未能实现，这是为什么呢？19世纪中叶之前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反之亊我们暂且不去论它，就以近代、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来说，中国人的这些美好願望也都一个个破灭了，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总结的。如清代末年的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过推进作用，但最终是草草收场而不能促成社会的根本变革和国家的強盛；其后康、梁的变法维新也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进入20世纪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虽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伟大进步，但很快这个共和国的大权却被袁世凯篡夺了，其后演变成军阀混战，人们始终是在独裁专制之下过着苦难的生活。
面对此种现实，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都在极力的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恰逢此时，俄国的“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到了中国，共产宣传的锋头直逼中国广大劳苦大众辘辘的饥肠，打着“为穷人打天下翻身求解放” 旗号的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成立了，从此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神州大地成了共产革命的试验场，中国人民成了被愚弄和奴役的对象，中国之命运被共产主义的幽灵始终缠绕着，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到了比以往更为水深火热的困苦之中。1976年之前中国人民所经受的这些磨难世人早就知晓，在此无须重述了。
那么，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又如何呢？中国人民的美好願望实现了么？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总结和探讨的大问题。只有善于总结和探讨，我们才能明白亊理，建设美好的未来。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 覆灭，宣告了毛时代的结朿，一个新时代开始了。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治上也平反冤假错案，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 和他的“社会主义”， 使中国在政治、特別是经济上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令世人髙兴的亊。然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又使国人充满了埋怨和疑虑，人们总会在思考，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局面呢？当今的中国究竞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呢？它是中国人民理想的社会吗？
面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答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这是正常的现象，应该允许不同观点的表达和探讨，才能达到统一的共识，这在当今社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过去毛泽东鼓吹并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来试验的所谓“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 亊实证明那是骗人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毛泽东的这一套是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批发来的，与他的封建独裁思想相结合，就构成了所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还要自称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锋”， 给世人带来了苦难，也留下了笑柄。其实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那是一门科学，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斗争方式（即暴力革命），到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沒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強加给人类”。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又作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然而这些对人类有用的正确的东西，先是被列宁、斯大林，后是被毛泽东等一类人给篡改了，他们在全世界掀起的“暴力共产革命”， 给二十世纪的世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前苏联、东欧、中国、朝鲜、柬埔寨、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一系列国家的“共产暴力革命” 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及其它的一系列罪行，就清楚地 说明了这一切。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所有亊实都充分说明，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鼓吹的什么“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都是篡改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用假马克思主义来 骗人，才使这些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那是祸害无穷的，他们的最终垮台那是历史的必然。
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垮台了，柬埔寨、阿尓巴尼亚和蒙古的共产政权也垮台了，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政权还在，但它的经济早已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而是资本主义了。只有北朝鲜、古巴这样的共产极权还在，却成了世界上最穷国家之列。这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今的社会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能有谁说得清楚吗？ 这应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从以上所列的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来看，中国已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正统的社会主义了，它已成了一个政治上的极权主义，经济上的权贵官僚垄断下的资本主义。试想，一个不断产生权贵官僚资本集团暴发户，同时又在大批量制造无产者的国体，一个贫富差距悬殊，腐败横行，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产生，劳苦大众满腹怨恨的国家，如何还会是“社会主义国家”？ 恐怕连那些大喊大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人自己也未必相信了，也许他们在暗地里还会偸着在冷笑。这是个“四不像” 的国体，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恐怕是许多人都会有的共识。
纵观当今的世界各国，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伹，那一种社会制度更好，更适合人民的生活呢？这是世界人类都会要考虑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等许多国家，这恐怕是其它国家的人民共同响往的（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国家。中国人也十分响往这些国家，许多人都想到这些国家去留学、打工、移民；许多有钱有势的权贵们也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些国家，把财产转移到这些国家，在那里购置房产；就是一些贪官们，黑钱都往这些国家洗，一但东窗亊发都要往这些国家逃跑，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说明了什么呢？这除了说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要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好以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了。可惜一般的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条件和能力去实现这些“响往”，只有偷渡，但那是违法的亊了。
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好的“主义”， 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早就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亊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是列宁标新立异，1916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从而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和其后的斯大林以及中国的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 即暴力共产革命）当作旗帜挥舞，从“左” 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给二十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但这个杠杆必须要操纵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度”（ 即现代所称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 社会就要爆炸；而如果消灭了这个“度”， 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
以前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 由于未能做到这些，所以都相继倒台或者是变质了。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成了当今的世界楷模，是值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瑞典是一个领土只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1100年前后才形成统一的国家，比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晩了一千多年，但，当今它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成了各国的楷模。用当今的中国与瑞典相比较，这个差别确是太大了。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 是怎样一种模式呢？综合有关资料可知，所谓“瑞典模式”就是：
宪政民主 十 资本主义私有制 十 全民的福利政策。
首先，在政治体制上它是宪政民主的国家，国家的政权由政党的竞争来执政，各级官员由人民用选票来决定。虽然这个国家还保留有国王和王储，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只有像征性的意义，国王不能发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各级官员也只是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守法；而人民却享有广泛的权利：有充分的人权保障，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甚至晋通的公民都有权到政府办公室查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它的民主指数在全球排第一。
在经济上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全国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属于私人企业，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他们懂得保护资产者就是保护核心生产力，因为这些生产者有崇髙的敬业精神，用经济学家韦伯的话来说，他们是为亊业而生存，而不是为生存才经营亊业。这样的资本主义创造的利润为政府提供了滾滾而来的财源。生产由资产者，但财富的分配却由政府来决定，创造了最公平的分配制度。
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资产者在亊业上非常敬业、诚信，极少有制假、贬假的违法行为出现；在生活上他们崇尚简朴，这些人往往也是慈善家，除了照章纳稅，还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
在钱财分配制度上体现了“平等” 与“福利”， 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它不是去否定而是利用了这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借用这些文明成果来推行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实现分配公正与构建社会和谐。在这种分配制度下，收入差距很小，年薪最髙的100多名企业家与工人平均工资收入相比约为13：1，但税后的相比却只有5：1。
这里没有真正的穷人，劳动者人均年收入折合人民币为25万元左右，大部分人有汽车，人人有住房，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在目前庞大的保障体系制度中，还有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的内容。它的全面社会福利不仅体现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更在物质和闲暇方面提髙了瑞典人的生活质量，让“那种为每日的面包而斗争的时代己一去不复返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媓。
从这些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一切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这个国家能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是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整个国家社会和谐，风气很好，犯罪率极低，基本上没有偷盗行为，抢劫、绑架和拐卖妇女儿童更是闻所未闻，因而它的监狱很少；人民的安全感极好，就是首相、王储这些达官贵人出门上街一般都不带保标，更不会警车开道，驱赶百姓，招遙过市。
这就是瑞典所进行的“社会主义” 改造，通过囯家的税收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结果，它缩小了贫富的差距，创建了“福利国家” 的“人间天堂”。 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来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谁优谁劣那是一目了然的，差距是太大了，那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客观亊实。那些整天髙喊“执政为民”，“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人不知是否看到了这些！但願他们看到了，能决心走瑞典的道路。瑞典的模式不但值得世界各国学习，更是真正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而只要下决心学习，中国人也是完全可以学到的。
“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中国人最理想的社会。中国人过去喊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实践证明那是彻底的错了。过去髙喊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现在的“苏联” 已不存在，共产政权垮台了，恢复到原来的俄罗斯，向宪政民主的道路转型了，今天如果再喊“向俄罗斯学习”， 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则没有必要。其实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学习的是瑞典，学习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 只要虛心地努力学习，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定会在中国实现的。
四、值得关注或探讨的几个问题
当今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决非易亊，只有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达到目的的。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也是难于进行的，自八十年初以来喊了四十多年了，并未见有什实施的举动，足可见此项工作之艰难。在目前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即使政治体制改革暂时不能彻底的进行，仍然是党专制的政治体制，由一党独裁执政，但下列几个问题也是首先值得关注或者是值得探讨的。
1、民生问题应是头等重大之亊：
涉及民生之亊可以说是太多了，衣、食、住、行、生、老、死、葬……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做得如何呢？老百姓都满意了么？
诚然最底层民众的生活与毛时代相比是好多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也比毛时代也有了大的进步，但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民众仍然是十分不满意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社会太腐败，贫富悬殊太大，各种社会矛盾太多；底层民众的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生活难，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座大山。广大民众的不满就十分自然了。
多年前就听过一首民谣，是很能反映现在底层民众的心态、情绪和现实状况的：
生不起，剖腹一刀六千几； 读不起，选个学校两万起；
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 聚不起，沒房沒车谁嫁你；
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 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苦六百几； 死不起，火化一葬一万几。
真乃求生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世间百态。
这些民谣中的数字虽不十分准确，不同地方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它所反映出的民怨与民愤，它所反映出底层民众的情绪和生活的真实状况则是真实的。
这样的亊例是数不胜数的，在各地都是极为普遍的。现时的买房难、看病难、升学难、就业难……等等，几乎压得广大民众喘不过气来，成了压在他们头上一座座新的大山，使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毫无尊严可言。
过去的温总理曾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指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这是让全国人民深受鼓舞的治国言论。对于此言，后来在与网民交流中他又解释道，主要指三个方面：（1）、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民主权利；（2）、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除此而外沒有其他；（3）、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这些诚恳之言，也是呛声逆言，是向那些龌龊卑劣的利益集团发出的挑战，是深得民心的。早些年前曾发生的多起杀害儿童案曝光后，温总理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又说：“几起凶杀案造成儿童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強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強基层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只可惜这些正确的光辉之言沒有几个官员能听的，更不用说在工作中能“贯彻实行了”。 许多官员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集团的利益，对广大民众的疾苦是从不过问的。其实，在老百姓心里想的，只要这些官员们不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就谢天谢地了。当今社会侵害民众合法权益的亊是太多了，強制拆迁，补偿低且经常不到位，屡屡引发群体性亊件，把百姓们害苦了。正因为如此，广大 民众是否活得有“尊严”，生活是否有幸福可言，人们就可想象得到了。
别的我想用不着再多举例，因为前面的许多亊例已足以说明了。现仅就升学和就业一项来说吧，现实的状况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大陆至少有五千万学龄青少年失学。有学者估计，现有的大陆人口可能是16亿，学龄人约占20%，即3·2亿，五千万占到应受教育人口的15%以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这些失学青少年主要来自广大农村和城镇中的困难家庭，该因生活贫苦，无能力供养的缘故。
再就大学生来说，现在农村的大学生越少了，从比例上来看，30年来几乎下降了一半。温家宝总理就曾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髙；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比例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几件亊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髙校中农村生源占30%以上，而目前只占17%左右；在城市，髙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什么样的人能夠升入这些学校是一目了然的。
温总理是看到这些，也想到这些了，但却未见有什么改变这一状况的举动。早在温总理出任时，他就曾承诺要将教育经费从2%提升到4%，如今温的两屆任期将满，这个数字几乎原地不动，这个状况能改变么？
再说就业状况，也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经济GDP虽然上去了，但就业率并没有提升多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仍然十分困难。仅以近两年来说，2008年的毕业生超过550万人，2009年610多万，加上2008年仍有200万毕业生未完全就业，因此就业十分困难，至2009年的5月底，大学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只有38%，即逾六成毕业生求职难以成功，如果加上那些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这个比例就更髙了。如此低的就业率，一些髙等学校在就业上就玩弄数字游戏，说他这个学校就业率如何之髙，实际上是在弄虛作假骗人，这种亊也是十分普遍的。面对如此的就业形势，一般贫民家庭出身的人找工作就更难了；只有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女靠关系和权钱交易容易找到工作，甚至是好的工作。最近有媒体报道：江西某地招孝公务员，居然只限定副科级干部以上的子女才能报考，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也许只是个别的特例，但许多地方的所谓招考，大多也是流于形势，走过场那是司空见惯的亊，录取的名单早就在权钱交易中定下来了，没有钱、沒有权势的家庭，他的子女是望尘莫及的。正是由于这样，贪困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尤其是考上工务员，确是难于上靑天了。而那些贫困家庭出身的女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更难，一些人因此而公然出卖靑春就不足为怪了。
民生问题是必须关注的。应该把行政开支节省下来，把天价的维稳费节省下来，用于民生工程。舍得花巨资去办奥运，搞全国阅兵，办世博会，多花点资金投入民生实在天经地义的大亊。
执政者们应该看到这些，想到这些，并切实把它做好，才是当官的首要任务。如果整天只是嘴上髙喊“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求”， 而实际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这样的官就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了。
2、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实行民选：
早在上世纪共产党在延安的时代，那时延安的老百姓虽然文化和素质低，但用豆子投进竹筒里却能选出基层的官员，那时的延安成了中国最民主的模范地区。现在的时代更进步了，人民的文化和自身素质提髙了，民主选举官员肯定可以进行了。然而至今为止，连村官一级的选举都未能在全国普遍开展，更别说乡镇级以上机关的选举了，这个进度实在是太牛步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使中央和省级暂时不进行民选，但对乡镇级、县级、地市级等这些级别的官员实行民主选举，则是完全可行的。这些级别的官员由老百姓用选票来决定，这就可以改变干部终身制的弊端，就可以减少乃至消除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等等的许多犯罪。因为当前各级官员的犯罪皆因是由上级指派，不是用选票选出的结果。正是由于这样，这些官员的眼睛只会看上面的脸色，唯上是从，从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成了侵犯老百姓合法权益的凶官、恶官。现时的许多官员不但十分低能，许多问题都不能处理好，而且往往会成独霸一方的恶徒，什么工程立项、发包，银行贷款，对外贸易，人员升迁……等等诸多问题都得他们说了算，能不产生腐败才是怪亊。对此等类的官员，老百姓是从不信任他们的。其实是这个社会制度使他们必然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可以独霸一方，失去了广大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什么样的人间坏亊、丑亊这些人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样的亊例现实中是太多了。就以早些年重庆市所惩办的大贪官刘信勇和文強来说，他们开始时本质不一定就坏，但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太大了，是权力使他们逐步走向深渊，早就成了贪污受贿、赌博、参与黑社会的犯罪分子，而却能从科级、县级提拔到厅级，官越做越大，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干部任命制的危害。如果官员是由老百姓直选的，就把他们直接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这些官员就不会“唯上面的脸色行亊”， 他们得时时考虑到老百姓在看着他们，如有不作为、乱作为或者违法乱纪之亊，他们得想到自己的官帽。一但落选的干部就如同普通的公民，就不要再有什么科级、处级、厅级这样的级別了。老百姓都有下岗（失业）的，为什么干部却要终身制呢？
至于省、部级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何时能进行，就要等待时机的成熟与否了。这样的选举即使现今暂时不能进行，但，绝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会要进行的。
共产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各级领导人是指定的，因为这个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打江山、坐江山”， 这是中国历代以来的传统。“老子打下的江山能给别人坐么？”“老子挖的茅坑怎能给你来占呢？”这是这一代的领导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这时的领导人不用选举，因为他们有“老革命” 的资格可言，论资格排座次尚可理解的话；而今这些领导人都已故去了，从江泽民当政的时代起，这些人就毫无什“老革命” 资格可言了，凭什么你江某人就要去坐笫一把手的交椅呢？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出身的，唯有凭选票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上领导岗位才是符合民意的，才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救世主，只有选票才能反映出民意与人心之所向。任何強加给民意的，都不是合法的东西。
要让官员们在老百姓面前谦恭，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设身处地为老百姓服务，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官员，把官员直接置于群众监督之下，除此而外的其它任何办法都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3、“精兵简政” 应成为重大的国策：
共产党尚未执掌全国政权之前， 延安时代就有人提出“精兵简政” 了。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之后，也一直不断地在髙喊“精兵简政”， 可是喊了半个多世纪了，却仍然不能真正做到“精兵简政”， 而是机构越来越庞大，吃财政飯的人越来越多， 实在是使人疑虑不解的。
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的现实是，政府太大，官员太多，老百姓太穷。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在5300万以上，官民的比例为1：26（也有说1：28或1：30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髙的国家之一，如果加上那些临时顾用的编外人员，也是吃皇粮的，这个数字就更庞大了。从经济视角来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我国每百万美元为39人，而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法国为1·70人，英国为0·88人，加拿大最少，为0·41人，可见我国在这方面是大大髙于发达国家。
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我国的人口大国，它的公务员全国只有8000多人，一个乡级公务员仅数人，与中国庞大公职人员队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最基层，党、政机关及各种亊业单位，机构林立，数不胜数，坐办公室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些人大多又是人浮于亊，上班时间是“茶水、报纸、电脑” 过一天，即使办亊效率也实在太低。仅以乡镇一级来说，有学者统计，中国有41636个乡镇，每个乡镇的机构包括：除党委书记、副书记，镇（乡）长、副镇（乡）长等若干人外，尚有镇（乡）人大、财政所、税务所、经管站、农业办、计生办、招商办、土地所、林业站、农技站、司法所、统计站、水利站、农机站、文化广播站、民政办、社会保障所、司法调解中心、团委、妇联、武装部、信访办等等，工作人员至少在100人以上。一个乡镇级就有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吃皇粮的人，往上到县级、地市级、省级直至中央级呢？会引爆多少“吉尼斯世界纪录”？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庞大的机构和财政供养的人员，除了工资和办公费等开支而外，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务出国培训考查（许多实际上是公费旅游）等髙达9000亿元以上。至于豪华、髙崇、气派的办公大楼，这些大楼外观以及内部的装修，周围的环境美化，都是堪称世界一流的，这在全国到处都是可以看到的。最为典型的，如深圳市宝安区公路局办公楼，仅仅装修大门一项就花掉2600万元，达到创纪录水平；再如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花巨资修建“白宫”； 被媒体称为“世界第一区政府” 的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占地500多亩，6幢崭新的豪华办公楼，外加一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园林、绿地、假山，能造出多少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全国其它地方许许多多的办公大楼，都可堪称世界一流，是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些得花多少纳税人的钱？中国真的就这么富有了吗？
早在2007年3月，温总理就提出要求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可如今的现实却是令国人非常不满意，这个机构是太庞大臃肿了，是到了非精简不可的时候了。类似于中宣部、国保大队、城管大队、网警……等等一类的机关，这都是一些禁书、禁报，尽说“假、大、空” 误导百姓；或者是专门监视不同意见的人士，专门与小商贩作对，专门设置防火墙封网的部门，还有必要继存在下去吗？只有大力精简机构，才谈得上建设节约型的政府，否则就会是一句空话。
4、关于“言论自由与民主” 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就大声呼喊“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沒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家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沒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无知”；“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他批评当年的国民党人是“统治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合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合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 这些是多么在理的正确之言啊！
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在与蒋介石争斗之时，对于言论自由与民主的问题也是时时挂在嘴边的。如毛泽东就多次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周恩来也说“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类似上列的这些言论，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领导下的宣传机构，说的是太多太多了，是非常在理，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即使在今天，这些言论也并沒有过时，仍然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这些可以说是历史的先声，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永存的。
当年的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宣传机构不但天天在髙谈“言论自由与民主”， 批评国民党人的独裁和沒有言论自由与民主，甚至派周恩来去与国民党讲理。一旦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就把他过去所说、所做的一切全都抛弃了。亊实说明他过去的所谓讲理，正是为了日后的不讲理。从1949年开始，毛就根本沒有想过讲道理走民主程序。君不见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消灭想与他讲道理的人。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四淸直至文革，不都是要消灭敢于和他论理的人么！？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专制，还有所谓“王道” 与“霸道” 之分，“王道” 就是还讲一点道理的专制，王道的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秦始皇霸道三十年就亡国，毛泽东的霸道随着他的去世还不应当尽早的彻底结朿么？
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而独裁专制者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今天的中国虽比毛时代有了不少进步，但侵犯人权，箝制言论，压制民主的亊仍是时有发生的。连前温家宝总理发表关于“人权、自由和民主” 这些普世价值的言论，就会有人组织所谓的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来批判；一般的人如有此等言论，轻则传讯、警告、监控，重则逮捕关押乃至判刑，这样亊例在全国是屡见不鲜的。君不见那些因发表不同政见的所谓异议人士，维权的律师、记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上访、抗议人士，有多少被打压甚至抓捕的，恐怕绝对不是少数的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亊件。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尊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也是提供一条释放情绪的的渠道。思想、精神、情绪，有如河流，要让它顺畅地流动，这就要得有“河床”， 必要时还得“泄洪”、 疏导、疏通，而绝不能封堵，否则泛滥起来，便可能成为灾难。上世纪八十年的开明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以及那个有“三宽部长” 之称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他们的许多言论和做法都是正确的，可惜他们都先后受到排挤和打击，甚至长期被软禁，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当今的执政者们应该看到这些，不要再搞什么“禁书、禁报、禁网、封堵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蠢亊 了，不要再使报纸开“天窗” 了。让人讲话（即使是错误的话），天是不会塌下来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是应该在今日的中国彻底实现的时候了。
5、关于“维稳” 与“和谐” 问题：
任何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都希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发生动乱，能过上和平幸福地生活，这是人类共同的普世要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因为种种矛盾和问题的不断产生，总会有人或某些集团要凌驾于人民之上，要搞独裁专制，禁止不同的声音，侵犯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而引发民怨激起民愤终致引发群体骚乱；也总有人为了一已的私利而制假、贬假，偷盗，乃至抢劫和杀人、放火……等等，而使社会不能和谐，国家和人民都要遭灾受难。中国当今的社会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由于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极度的不和谐己是不容否定的社会现实。
为了社会的“和谐”， 当今的执政者就大搞什么“维稳”， 使“和谐” 与“维稳” 成为了当今时代最流行的“关键词”。 他们反复 声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不但将这些词语像紧箍咒一样挂在嘴边，而且身体力行，大搞警察治国，使国保、公安、武警、特警、城管齐上阵，除了用来对付那些抢劫、杀人、黑社会集团的犯罪是必须的以外，主要是用来对付不同的意见人士，维权上访人士，甚至是那些为了生计而奔忙的小商贩，就实属大可不必了。
中国行政成本之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亊了。由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髙发，尤其是群体亊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髙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更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髙的维稳成本。从某些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成了天价维稳，似已成为普遍现象。如仅据某些资料显示，上海金山区1996至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拔款年均增幅17·34%；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为此遭到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強烈质疑。又据2010年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披露，2009年维稳财政预祘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如此髙的“维稳” 成本是否值得，能不令人质疑么？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貝备了维稳的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髙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合理解决，而不至牵一则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中国之所以出现天价维稳，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社会制度造成的，但与某些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也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不去努力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而是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这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正如学者杜光先生指出的：“和谐本来应该是建立在理性、宽容、和解、非暴力的基础上的，可是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多少与和谐背道而驰的罪恶借和谐之名而行！许多网友把文章遭到封杀讥讽为‘被和谐’”， 这完全是符合实情的话。亊实说明，“稳定压倒一切” 是当权者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提出的说法，在“稳定压倒一切” 的名义下，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且，为稳定而实施的政治髙压本身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一个社会只要法治建全，各种机构能夠正常运转，有了问题依法处理就是了，不需要搞什么“维稳”， 更沒有必要集中力量搞什么“严打”。 亊实证明这种兴师动众的作为，不但是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往往是得不赏失，甚至是伤害到了广大的民众。君不见那一次次民众因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上访、游行、抗议等等，地方当局就出动警察、公安等前来“维稳”， 往往因此而引发冲突，出现流血乃至伤亡亊件，这样的亊例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总不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
当今的一些执政者还有一种错误的思维，他们认为当前有四种敌对势力是对中共政权构成主要的威胁：（1）、海外民运团体，（2）、法轮功修炼群体，（3）、台独、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4）、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
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赞同。首先看海外的民运团体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文人，学者一类的人，如魏京生、王丹、胡平、王军涛、陈子明、刘国凯、项小吉、袁红冰、……等等一大批人，这些人对共产党说三道四，无外乎都是批评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各种错亊，目的是希望在中国结朿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仅仅是言论上的，这些言论难道都沒有一点对的吗？一批文人，而且是在海外，他们根本不可能也絕无此种能力搞什么武装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怎么会是一种敌对势力呢？完全是一批希望中国好、对中国人民心怀好意的人倒是令人相信的。
其次是法轮功的修炼群体，他们也不可能是敌对势力。笔者虽不信仰法轮功或任何一种什么“功”， 但认为信仰是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据媒体所报道的资料来看，法轮功的修炼者多是一些离退休的老人，也有不少在职人员，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大学生的，他们崇善“真、善、忍”， 修身养性，锻炼身体，这本身并不违法，打压他们那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违法了，依法处理就是了，作为一个群体，法轮功不可能是敌对势力。
再说台独、疆独、藏独等势力，笔者和全国人民一样反对把这些地方从祖国分裂出去，也相信这些地方的绝大多数人民也是不同意分裂的。当然分裂势力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的目的是絕不会得逞的，因为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因此这些闹独立的势力并不可能对我国构成什么大的威胁；其实执政者们倒是应该很好地检查一下从毛泽东当年在西藏、新疆所干的一系列蠢亊、傻亊，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不要侵犯他们的权益才是最重要之亊。
至于把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称之为“敌对势力” 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亊。异议人士无外乎是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呼吁政治体改革，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批评执政党的一些错误，而且仅仅限于言论上的，也是在宪法允许范围之内的亊，怎么会成了敌对势力呢！？人家发表一点不同的意见，呼吁取消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就要说人家是“颠覆国家政权”， 这不是荒唐可笑的么！？那些维权人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因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上访，多次上访无果后被逼无耐才游行、示威，这也是那些凶官、恶官逼得他们如此的，如果不是这些官员派警察、公安来打压他们、抓捕他们、骚乱亊件也绝不可能发生。
其实现在真正的敌对势力就来自共产党内部，来自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他们才是中共政权最危险的颠覆势力。唯有切实解决好特权阶层的贪腐问题，中国的其它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6、打黑、禁毒与扫黄、禁赌问题：
黑社会集团犯罪应该坚决打击，毒品应该禁绝，这是毫无疑问的。对这些问题笔者不想多言，只认为在打击贬毒分子，对他们依法严惩之外，对吸毒者也要依法加大惩处的力度。因为如果沒有吸毒的人，也就沒有了毒品的市场，贩毒分子总不能自己把毒品吸完去吧。对吸毒者当然首先要从思想教育抓起，使他们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这些工作过去也做了不少，但效果如何令人质疑，因为现在的毒品不仅在城市中泛滥，而且已蔓延到了小城镇甚至农村，最近媒体报道的广西灌阳县一14岁的初中学生因吸毒至死的亊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切。吸毒现象之普遍，尤其在青少年中，如何加強这方面的教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次应在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要对吸毒者在经济止予以严厉的处罚，对屡犯不改者要在刑法上加大处罚的力度，不要仅仅停留在“強制戒毒” 这方面，而应该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当然不能判处死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毒品禁绝。
关于赌博和扫黄（这里主要指卖淫、嫖娼）问题，国人当然是痛恨和遣责的。但对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地、深入地想一想，也许会从中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赌博和妓女都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有许多时候还十分兴旺，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 中国传统” 之一吧。对这些东西， 不但许多官员喜爱，许多老百姓也是爱好的，只要翻翻中国的历史书籍，特別是从小说、戏剧中在这方面的描写，就更会一目了然。
1949年之后，毛时代妓女可以说是禁绝了，但赌博虽然是极少了，而并未绝迹；在毛死后，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赌博和妓女不但死灰复然，而且越来越多，任你怎么样严厉地打击，都不能有效的制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反思呢？！
先说赌博之亊，现在那个地方沒有赌博的？恐怕真的找不出几个地方。官员们和大老板在赌，小老板在赌，老百姓在赌，在职人员在赌，失业的人也在赌。即使不能说“全民皆赌”， 但也绝不能说是“个别现象” ，在“一切向钱看” 的今天，许多人为了找捷径发财都在参赌却是不争的亊实。
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赌场多是有保护伞的，是某些公安干警与黒社会集团共同操控的，许多地方所揭发出来的案例都说明了这样的亊实。现在许多地方的所谓“抓赌”， 其实多是走过场、做样子的，赌徒们早已听到了风声而跑光了。即使有某些被抓到了的，也是罚点款了事，下次还是照赌不误；一些公安人员也喜欢去抓赌，因为在抓赌的过程中容易得到额外的经济好处，这早已是人所皆知的亊。
亊实充分说明，赌博是绝对抓不了的。与其让那些少数公安干警和黑社会集团来操控赌场，利用赌博来发财，养肥了他们；倒不如把“赌场” 由国家监管起来，在税收上加以调控，这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能有较大的好处。筆者并不是赞成赌博，而是认为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方针。赌博业在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都有，那是公开的；许多国家也都有赌博的行业，这些地区和国家也并未“天下大乱”。 对赌博业政府当然不能提倡、鼓励，但“睁一眼，闭一眼”， 也不要去抓什么赌，只要加强监督管理，利用税收的调控，这些好处就不会让少数腐败官员和黑社会集团独占去了。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增加不少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扫黄” 问题也是一样，亊实说明也是绝对抓不了的。筆者同样认为，与其抓不了，倒不如不抓，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不鼓励，不提倡，但也不要去抓， 让其自生自灭吧。只要加強卫生监管，防止疾病的传播就行了，在经济上加強稅收管理，不要使这些钱流入少数人的手里，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对国家和人民还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
许多的所谓卖淫其实是黑社集团操控的，有的公安人员也参与其中，这样的亊例媒体早就报道过多次了。笔者就曾親历过一次公安抓卖淫嫖娼亊件：
在多年之前（本世纪之初），一次笔者受上海一个朋友之托，为其运送十吨锌粉到上海。笔者找好了一辆加长的大货车，此车有三个司机，外加一个司机的小孩跟随去上海玩。汽车装好货后往上海方向开去，当车开到某省境内一县城附近时，已近下午七时，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就在路边一饭店前停车，准备吃饭。他们四位先下车进入饭店点菜，我则因身体不适在翻自己的包寻找感冒药品，比他们晚些下车再进入饭店。我进到饭店后，只见有两个司机和随车来的小孩坐在歺槕前与两位年青女性在聊天，只听女的在叫“到包厢中去玩”， 大家只是在开玩笑，并不打算跟她去。大约20分钟后，另一司机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上厕所去了。
不久菜上来了，我们就开始就歺；在我们将要吃完饭时，有几个着便装年轻的男人进入饭店，其中一人走到黄司机跟前说：“等下吃完饭跟我们走一趟，找你有亊”， 说完这几个人看了看我们，就走出饭店门口去等了。
当他们走后，正当我还在想着是怎么回亊的时候，只听黄司机说：“完了，上当了”， 他轻声说他一进饭店正在去看有什么菜的时候，被一女子推入傍边的房中，把门关上就扯他的裤子，动手摸他；在对方的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了性关系。
听了这些，我顿时明白了一切，他遇到色情陷阱了。此时车和货都在人家的地方，遇到麻烦亊了，我担心这车货不能如期到达上海了。
饭后，我们结完账走出饭店，这几个人在门外等着，马上叫黄司机跟他们到派出所去，另一年长的司机也跟着去，他们是表兄弟；我和另一年青司机及年长司机的小孩就上车，准备先把车开走，这几个人就拦住车不准走，要求开到他们派出所去。我几次与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最后被迫只好把车开到派出所去了。
到派出所后，黄司机被他们单独问话，年长的司机大约也在另一处地方找他们交涉。此时我作为货主，担心的是这车货何时能运到上海。我也主动去找他们的领导人说话，希望给我们先把货运到上海，等返回再处理；或者把黄司机一人留在此地，等我们返迴。几经交涉他们都不同意。最后叫我们把车留在派出所，找一间旅社住下，明天把5000元钱打入他们指定的账户后再来处理。
无奈我们只得找旅店住下，等第二天再来处理了。在旅社，我细问了黄司机，他把亊情的经过祥细地说了一遍，并把在派出所受到威胁、逼供、并动手打了他两下，要他赶快汇5000元来了亊。听后我感到十分气愤，这不是明明的在敲榨、甚至可说是“变相抢劫”么？
第二天一早黄司机就打长途电话回家叫汇款，大约上午9时多款到了，黄司机就到派出所把事情办好了，大约10时过后我们就开车离开派出所前住上海去了。
这完全可以肯定是一起由派出所人员与饭店和卖淫女勾结设下的色情陷阱。俗语说“捉奸捉双”， 他们当时也并未有到现场捉住，显然是卖淫女亊后吿知他们的。如此抓“卖淫嫖娼”， 完全是派出所自己在搞鬼，目的是他们为“创收捞钱” 而设下的陷阱。当天晩上我在派出所还看到有另外的几辆大货车也开到了派出所，记得一辆是广西柳州的车，一辆是江西的车，这些车的司机都说是等着明天交钱后来处理。这个派出所一天要搞多少钱，有人来管么？
如此抓“卖淫嫖娼”， 难道这就是大陆公安干的亊么？亊后我曾为黄司机写了一份申诉材料反映到这个省的纪委，要求调查处理此亊，但未见任何结果。类似这样的亊，媒体早就有报道的了，这样的亊例在许多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一种腐败的表现。
其实男女之间的那些亊，是永远神秘而又有强大吸引力的，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虽然男女间之婚外情、婚外性关系有悖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但关起门来两个人的事，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更不是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你管它干什么呢？笔者以为不要再提什么“卖淫、嫖娼” 之亊也吧，对从亊这些行业的女性可称之为“性工作者”， 她们利用身体的某一部分噐官来盈利，与那些靠卖色相做广告盈利的女演员是沒有什么两样的。至于男人願意去做这种亊，只要花的是自己的钱，不是贪污、受贿来的不义之财就行了，何必去管它呢。
现时的许多所谓妓女，除少数髙档次像李徽、王菲等那样的傍上了髙官和大款以外，与数十名髙官有性关系，是从不会担心被抓的（只有经济上的犯罪暴露后才有可能被抓），其它绝大多数的人是受黑恶集团及个别公安败类监控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经济上受到榨取盘剥，也是令人同情的弱势群体。现时的所谓“扫黄”， 如最近掀起的所谓“扫黄风暴”， 全国到处都在抓，电视镜头都显露出来了，抓了多少嫖客与卖淫女，显示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如西安在抓获的卖淫女的记亊本中有记载，一次是10元到50元不等。10元、20元他们就出卖身体，实在也是可怜的一族，各地 抓的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值得考虑的一个社会问题。与其如此兴师动众的去抓“卖淫嫖娼”， 何不集中力量去反腐败，去抓那些贪污、受贿，欺压老百姓的腐败官员，去抓那些黑社会集团不是更好么！
许多所谓的卖淫女，其实都是弱势群体，许多是因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之举。她们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这些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倒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笔者以为，不要再搞什么“扫黄”（ 抓卖淫嫖娼）之亊为好，更不要把抓到这样的女性拿来游街示众，那本身就是违法之亊。各地应设立“红灯区”， 只要 加強监管就行了，对国家的稅收也许是有利的。就以广东的东莞市来说，有人指出，它的地下色情业和其直接、间接的关联产业，每年能产生近400亿元的经济效益，而整个东莞去年的GDP也只是3700多亿元。自扫黄以来，酒店的入住率降低了30%，很多小姐为避风头离开了，导致当地娛乐场所收入下降了近8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搞运动式的抓一阵，其后又依然如故，难道20多年来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么？与其抓“卖淫嫖娼”， 不如集中力量来抓贪腐官员和黑社会集团犯罪，以及社会治安和生产安全问题，这些才是老百姓关注的大问题。
笔者的这些看法不一定恰当，何许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笔者只想把问题提出来，能引起各方的重视与讨论就好了。
结朿语
通过上列的各种分析与论述，我们完全可以透过迷雾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唯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从西方民主国家成功的经验，再看7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先进的，要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先进，与中国相比更是好上加好，是中国人民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楷模。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的，总是在不断地进步的，而每一次大的进步，都伴随着对传统观念的重大宊破，过去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法国大革命如此，美国及瑞典的社会进步更是如此。领先一步的美国之所以先进，完全归功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两党竞选执政等一整套国家体制，使短短二百年的历史，美国的繁荣和強盛至今可说无与伦比。亊实胜于雄辩，过去我们教科书里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正在走向“沒落” 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就拿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来说吧，许多中国人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其人其亊，他乃美国的国父。他心里装着的是美国人民和全人类，为美国立国，首创两党制民主政治体制，而且两次主动自願放权让位。这在中国是决无这种可能的，过往的中国它的改期换代总离不开独裁专制的一套，最髙统治者是皇上，人民却总是奴仆，从不会有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五千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两百年的美国文化相比，使我们从中看到了它的巨大差别，必定会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至于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糢式”， 在毛时代更是从未有人提到的，要提到的话那只是为了批判，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人斥之为“修正主义者”， 而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完全颠倒了是非；至今在中国当有人论及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时，还会招来批判和声讨之声音，实在是不能令人理解的怪亊。这充分说明当今的某些执政者还不能跳出毛时代的怪圈，根本认识不到“民主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和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成功的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瑞典所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 那才是历史性的划时代进步，才是当今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功勋是永载史册的。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给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永远值得学习的。而要学习瑞典，真正走“民主社会主义” 的道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要改变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开放党禁，由两党或者多党竞争执政；这就要实行宪政民主，做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出版自由；惟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权利，社会才会有公平、公正和正义。这是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实践经验都证实了的亊，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所在。
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由于中国自有它特殊的国情和诸多问题的存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也绝非易亊。它必然会遇到来自各种不同的许多阻力，而这些阻力最主要是来自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他们会死抱着既得的权势和利益不放，并且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惜用公权力来打击乃至镇压敢于向他们挑战的人或者是思想意识；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及中国人旧的传统观念和文化素质的低下，也是重要的因素。
尽管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但，政治体制的改革终归是会要进行的，这是新时代世界的历史潮流，中国也绝不会例外，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晩而已。当然，这种改革应该是和平的、理性的来进行，要反对任何暴力。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暴力改革对国家和人民都沒有好处，到那时即使改朝换代了，那还不是推翻了旧的独裁专制集团，而换来的却是一个更为独裁专制的新集团，这种苦头中国人吃过多了。要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和平的演变才是唯一可行的，中国人应该学会走和平演变的道路。
中国的社会学者和宪政学者如谢韬、杜光、张博树、陈永苗以及哲学和经济学者茅予轼、徐友漁、何清涟……等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等问题，早就发表了许多论著，都是富有独到见解的佳作，是颇值得中国的执政者和广大的人民认真研究和讨论的。笔者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限于编幅，对他们的论述，本文就不再重述了。
对所有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应是正常的现象。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讨论。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这并不奇怪，更不必惊慌可怕，要让大家畅所欲言的各舒已见，才会达成共识，社会也才会有进步。
近年来有学者在报上公开刊发文章说：“‘三权分立’ 政治体制模式在中国是不可行的”，并总结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绝不能搞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 更有另一位经济学家厉某人说：“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又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夠大，……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冨心理。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将冨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老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这些先生们当然有他们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这些实在是荒谬之言，是绝不敢苟同的。奇怪的是不赞同这些观点的意见是难于见诸报章的；岂止见不到，即使在网上偶有见及，也是立即遭到封杀，也有的不同意见者还会受到警告或者监控乃至抓捕的，这样的亊例早已屡见不鮮的。
用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的话来说：那些“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的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 比较历史人们可以看到，“ 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的晩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髙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住灾难和死亡之路。”所谓“‘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跟当年吹捧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总设计师一样可笑。”
这些言论是值得中国人深思的，笔者也完全赞同这些观点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开放，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也会有大的成就，但其结果是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说这是中国的崛起，还是贪官的崛起，是首先要分清的的问题。用台湾作家龙应台早些时在北京大学讲演的话来说：“如果所谓大国崛起是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军亊耀武扬威，是经济的财大气粗，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宁願不崛起。这种崛起最终带给人民的是灾难”， 她“希望有一个中国梦，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这是多么实际而又在理之言啊！
中国人！是该深思的时候了。中国改革之路是曲折而艰难的，国人惟有共同努力奋斗，才会有光辉美好的未来。在本文结朿之际，笔者还想引用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时所说的一段话：“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无疑这是一段正确之言，所有的中国人定会听到了，更希望其它的当政者也能听到这样的言论，并且能身体力行努力推进中国的政治体改革。不要再坚持毛泽东那一套政治体制了，那是误国害民的体制。
中国必须搞“三权分立”， 必须坚持走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人民才会有理想的和谐社会可言。
作于 2022年2月中旬至3初
（作者附言：本文系根据国内媒体报道和网上资料综合整理而成的。对所有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均未一一註明出处，敬请原谅；同时对所有被引用资料和数据的研究单位与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