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铁链女事件启发 开始怒江关爱之旅
农历虎年前夕，呈现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和八孩爹被捧为网红的一组视频在网上引起巨大震撼，给本应喜庆欢乐的节日蒙上了沉重阴霾。赵先生表示，铁链女的命运让他痛苦不堪，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你是专程为了这件事情去的吗？
赵：我是受到这个事情的启发。我认为，我可以关注一下很多的失踪人口家庭。我计划要访问50家失踪人口家庭。我要看看这样的家庭，他们在失去一两位亲人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我需要我去把这个母亲期待小孩回到家庭的这样一个瞬间给凝结下来。我以前做过记者，也做过摄影师。我特别有这样的这个艺术表达的冲动。所以呢，这是我去怒江的原因之一。
徐州铁链女（又称锁链女、八孩母亲等）被当局用杨某侠之名送进丰县精神卫生中心已近两个月。事发地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被以防疫为由闭门谢客。外界目前对铁链女母子的现状知之甚少。有消息说，曾因前往丰县精神卫生中心探望献花而遭拘留的两名女性志愿者之一（网名乌衣古城，也叫乌衣）目前又被徐州警方监视居住，受到许多网民关注。
雇车难的困惑
只身前往云南怒江走访小花梅舅舅和其他失踪人口家庭的赵先生表示，他曾预先向云南地方当局报备他的怒江之行。
他说：“我的这个事情不像两个送花女孩去到丰县。她们可能是直接就去了现场，去执行他们自己所愿望的工作。我到了怒江之后，跟怒江的公安系统跟宣传的系统都去做了主动报备。我要求政府派一个人去监督我，指导我的工作。我认为我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东西。我的目的非常简单，我就是想关注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她的这种期待孩子回来的这样一个表情，或者对她失去孩子去做一个慰问。在这个节骨眼上，特别容易被误会。所以我就千辛万苦，接到（官方）很多电话。但是我的这种表述也都能得到各个部门的理解。另外呢，我又亲自拜访我们公安局、宣传部，把我的诉求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就说不能配合我。不能配合我呢，但是也很糟糕。我在当地约的所有的车，就都不能出行，导致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受困于此。因为那边每个村庄和每个村庄差不多有几十公里的路程，都要相隔很远。我要是没个车的话就是寸步难行。往往是头一天约好了车，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接我了，结果我的这个司机呢，就会因故生病。甚至我找了几次的车，司机一听说我要去失踪人口家庭，都拒绝为我服务，我也就很困惑。”
帮亚谷村民找到失踪亲人 而后意外遭疏远
赵先生表示，甚至他帮助解救的一个失踪人口家庭，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本来热情友好的态度。
他说：“我在亚谷村，帮助一个何姓的大姐拍了一段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找朋友发到了网上，三天就给她找到了失踪20年的亲人，她的第五个妹妹。她的家人非常感谢我的，还请了我吃一个那个傈僳族的这个篝火旁边的一个晚餐。呃，挺原始的。即使是这样，由于这个何大姐的妹妹，是一个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的员工。这个妹妹是他的第三个妹妹。当天晚上呢，由于他们家里头都很兴奋，一直在哭，因为他找到了他的亲人。我们吃这个晚餐，也非常愉快。临告别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说你要到了福贡县，或者是在当地有什么其他的需求，我们可以帮助你。结果等我再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为我提供帮助了，甚至都不出来了。也不知到他们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
走访边寨 变脸书记吓坏小司机
赵先生回忆道，访问另一个村寨时，他说明来意后，本来友善的当地村干部突然变脸。
他说：“我还访问了另外的一个村庄，呃，村民见我都很热情。后来呢，由于我认为这样的信息呢，村支部书记可能会知道。我就拜访了这个村的村支部书记，正书记，这个正书记很年轻40岁，是一个傈僳族，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我就把我此行的计划讲给了他。还没等讲完的时候，这个书记就已经很焦虑了。他就已经跟我告辞了，他就去到了户外。这个时候，我正好是接到了福贡县县委的那个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的电话。我就跟电话里这个工作人员再去解释，说我要在这个村庄里头去访问失踪人口家庭，并为这个家庭去做一个拍摄，和给给予他们一些亲情的关注。然后，在我接电话的时候，怒江州的公安局的有关人员也给我打电话，我也在给他们解释我此行的计划。但是我就不知道，后头还有一个人在偷听我的电话，他一直在偷听我的电话。等我接完电话一回身的时候，才发现这有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自告奋勇就告诉我他是这个村的副书记。而且呢，热情的他握了我的手，我当时也热情地回握他的手。突然之间他这个手就掐住了，那种力量，把我的手就就像钳子一样掐住了。他的眼睛里头就露出了凶恶的光。他说我们知道你到这来做什么的。我当时就感觉到特别恐惧啊。后来这次电话又响了，我又要接外面的一些朋友的电话，然后呢，这个书记就到门外了。等我接完电话之后呢，大概10分钟吧，等我去到院子里的时候，这个副书记啊，已经喝了不少酒。他醉醺醺地要打我，后来这个副书记就被他的一个女的工作人员给劝走了。他们去到另外的屋子里喝酒了。就给我留在一个人留在这个一个人都没有的这个院子里，村委会的院子里。”
赵先生回忆说，那样一个黑暗夜晚，又是在深山里的村落，孤单的他深感恐惧。他说，离开村委会时，发现司机和车都不见了。
“我就顺着这个路去找。终于在远处看到司机和车。一看是这个村的正书记正在跟我的司机训话，而且呢气势汹汹的样子。看我走过来之后，这个正书记也就停止了讲话，就迎面向我走来。正和我相向而过交集的时候，这个正书记对我露出特别不友好的表情，又得意地微笑，甚至连告别都没有。然后我就孤零零的还失魂落魄的上了这个车。这个傈僳族的小司机呢，今年24岁，他要养三个小孩和他的父母。像我这样的包车一个星期的计划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庞大的又整块的收入，而且我给的钱又比较多。这个司机呢，在之前跟我是一路谈笑风生，那就像朋友一样特别欢迎我。他为我去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也都是挺感动的。但是呢，他见了这个正书记之后，小司机回程的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沉重。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这个正书记跟你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他说呢没有。我说你明天还给我开车吗？他说不能了，因为他有其他的工作。后来他就把多收我的钱都退给了我。那么我就清楚了。我说这又是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亚谷村和普洛村实行防疫封路
这次走访经历使得赵先生原订走进60个村庄看望失踪人口家庭的计划中途 搁浅。他不得不买一张飞机票准备回到都市。赵先生表示，这时候，他在边境村寨里感觉充满了危险和恐惧。
他说：“3月2号的时候，我就买了几箱酒，我想去看望一下小花梅的舅舅，想去看我帮助找回失踪的妹妹那个何大姐和他的爱人，还想去访问一下另外的一个失踪人口的母亲，一共是三户人家。都是亚谷村的。哦，小花梅的舅舅是普洛村。我就又高价雇了一车去到普洛村，还没等到这个普洛村的这个219公路和普洛村交集的这个唯一的路口，这个司机想要把车开上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路口已经被防疫人员给卡死了。防疫人员告诉我，任何人不许进这个村庄，不只是外地人，其他村庄的人也不可以进入到这个村庄。”
赵先生回忆道，由于无路可以进村，只好掉头转往小花梅户籍地亚谷村。他曾在这个村寨停留十来天，访问过村里的几户失踪人口家庭，但是到了这个村寨的路口，发现也有人把守。
他说：“结果我到那一看，亚谷村的路也被堵死了。从219号公路再也不能进入亚谷村了，也是以防疫的名义就把这个村庄就给卡住了。我都不敢下车。让司机去防疫的岗亭。掉车的时候，那外面有四五个人，拿着执法记录仪，拿着手机，拍摄我的车和和我这个人。我连跟他们打招呼的这种勇气都没有，又是落荒而逃嘛（笑）。因为我担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礼节性拜访，一个是怕给自己惹麻烦，更怕给那个何大姐和另外一个失踪人口家庭的那个阿姨惹麻烦，就匆匆的告辞。后来呢，我在回程的路上要经过这种关卡，有的是检查站，有的是边检站。经过这些关卡的时候，他们在刷我身份证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别样的表情。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摄影家，只是刷了我身份证，他就知道我的一切计划。那就是说，我的整个行程计划都已经被他们录入了这种执法系统。”
亚谷村另一名失踪女子的母亲
据百度百科资料，亚谷村地理环境山高谷深，村民多为傈僳族，属于绝对贫困村。不过，据中国媒体报道，现在该村已经在中国政府推行的脱贫攻坚运动中摘帽脱贫。
怒江传媒2020年10月22日报道，福贡县正在为该县剩余的19077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而冲刺决战。另据中国税务报报道，2020年11月13日，亚谷村所在的福贡县成功脱贫。
赵先生介绍说，亚谷村至少有三名失踪妇女，除去小花梅和何大姐的五妹，还有一位老阿姨失踪20多年的女儿。
他说：“那女儿呢？再也没有回来，我白天的时候我对这个老阿姨做了很多拍摄和采访，到了傍晚，我又跟随她去到了教堂。我想看看她在教堂里是什么样的表情。我在教堂里待了两个小时，一直在听他们唱赞美诗。就亚谷教堂。最后的赞美诗，是老阿姨唱，唱的特别美好。这个阿姨有70岁了，她的声音就像20岁，空旷，委婉，寥寂。我呢，顺着这个歌声悄悄地从后面走到了这个阿姨旁边，我看到这位老阿姨呀，泪流满面啊。她一边唱歌，一边满脸都是泪水呀，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她只能成为我灵魂上的一个照片，不可能成为我手机或者相机里的照片。因为这个场景太震撼人心了。我不知道，她是给上帝唱的，还是给她自己唱，还是给她失踪的女儿唱，还是特意在给我唱。我真是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我的灵魂和精神要崩溃了。我还得故作安静，因为这里是教堂。你可能感受不到我这种当时的心情。有可能只有亲历者本人才能感受得到。我出来之后到现在，这位老阿姨找女儿的事情我还没给她曝光。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写，深入了走失人口家庭的内心的那种折磨。”
被指海外敌对势力及地下教会人员
赵先生的怒江之旅和采访小花梅舅舅的视频在中国网民中间引起了高度注意和各种反应，包括一些负面评论。
赵先生表示，自己淡出媒体圈已近十年，过着不关心政治的“躺平”生活，却因为一次单纯用行动表达爱心的怒江之旅偶遇了小花梅舅舅而惹上麻烦，让他不寒而栗。
他说：“我在怒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微信群里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东西，它就说呀，有一个摄影家跑到了怒江，拍摄了什么教堂，拍摄了什么小华梅的舅舅，这个人是海外敌对势力，又是一个什么境外的地下教会组织派来的。这都是哪跟哪啊？我说为什么要给我扣这么多帽子啊？我在媒体界，甚至我在国际都认识很多朋友。他们都能证明我是一个毫无信仰、毫无政治觉悟的人。以前只会吃喝玩乐。只是今年过年的时候，突然被铁链女的故事打动了。但是我也不敢去碰触铁链女，我仅仅是想关爱一下其他的走失人口家庭的母亲。人家孩子丢了，你还可以不让有情感的人，去看望一下吗？是不是？我想这样一个行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应该受到阻碍吧？如果就是在塔利班或者是希特勒的那种社会，一个母亲的孩子死掉了，别人去给她送去一点关爱，会受到阻拦吗？但是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很多媒体的在职人员，记者、主编，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人士。他们都劝阻我。当然他们也是好心啦。但是我挺困惑的。我认为，我跟这个社会已经割裂的太多了。
“回来之后虽然受到很多朋友的关照，有很多朋友，突然一下子10来个人，就来到我家。其实都是挺让我惊讶的。但是呢，我想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会跟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如实的坦白我的整个的怒江之行。甚至他们要看我手机，我就给他们看了。他们想要我手机哪个什么密码，我就主动打开给他们看。我想证明我的这个旅途的单纯性，并没有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海外地下教会。”
保密的失踪人口信息
赵先生说，小花梅原籍所在的福贡县公安局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失踪人口信息，这让曾经漫游世界的他始料不及。
记者：（给你）建议或者劝告的那些朋友，他们有没有对你去怒江那边帮助或者反映当地失踪人口家庭的整体的这么一个举动，有没有做出什么一些关照或者什么？
赵：这是让我最困惑的地方。因为，我认为任何地方有失踪人口，这样的数据应还是对外公布的，除了个人隐私的问题之外，那么可以适量的去公布一些失踪人口的信息。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在沃尔玛门口就看到了贴上去的失踪人口的一些信息。我以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至少跑到公安局是可以要到失踪人口的一些信息。但是呢，我到了福贡县的公安局之后，公安局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保密信息。那么我当时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你尝试打探政府的保密信息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
目前，探望铁链女的女性志愿者乌衣仍在徐州警方手中，未获自由。公众还在继续追问铁链女事件的内幕和谜团：铁链女是不是李莹？她究竟是谁？杨某侠又是谁？小花梅在哪里？当局发布的五份调查通报是如何形成的？
截至发稿，网传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正在督办的彻底调查尚未公布任何进展。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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