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当中国人从30年的闭关锁国、自我陶醉中苏醒过来、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被我们不断唱衰的西方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质量方面，已经将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像驼鸟一样将头扎进沙子回避不了现实的挑战，蒙起眼睛不向外看阻上不了别人的进步，嘴硬不承认别人的成绩自己的落后填补不了我们与人家实在的差距。那时候，一种紧迫感压在政治家和知识精英的心头。我们落后了，要急起直追，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再不改革开放，我们就将被“开除球籍”，这种危机感成为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
30年过去了，追赶型的现代化已经初显成效。我们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活水平方面，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在缩小，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我们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不再有被“开除球籍”之忧，有的人已经开始做起“世界第一”的美梦了。
然而，就在我们意识到与西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的时候，在西欧的南端又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当我们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拚命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这股浪潮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我们又一次尴尬地发现，当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与发达国家接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我们的政治生活却疏离了世界性的民主化大潮。诚然，我们不再担心被“开除球籍”，但是，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的时候，我们13亿中国人的绝大多数还不知公民为何物；当国际社会日益成为民主社会、“民主国际”呼之欲出的时候，我们却不被这个民主社会所认同。
1974年，在南部欧洲小国葡萄牙发生了政变，结果不是建立独裁政治，而是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而后希腊和西班牙也转向了民主。这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后几个威权政治的堡垒垮塌了，同时，它也是新一波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的开始。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享廷顿后来将其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在当时，这几个南欧国家转向民主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因为在那个时代，民主与威权政治处于拉锯状态，相互频繁更替。但是，很快，这股最初的民主化微波迅速蔓延。它先是波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拉丁美洲的威权政治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让位给民主；接下来，民主化浪潮涌进亚洲，韩国、菲律宾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开始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民主化浪潮已足够强劲，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有数十年历史看似非常坚强的斯大林模式被冲垮，这个地区纷纷转向议会民主；接下来，90年代初，多党民主风潮登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批国家采纳了多党民主制度模式。甚至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一向属于民主的沙漠地区，也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从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虽然民主化浪潮高峰已过，个别国家还出现了威权政治的回潮，但民主化浪潮仍然保持着它的强劲势头，包括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伊斯兰教大国、不丹这样的封闭落后的喜马拉雅山中的王国，都走向了民主。前些年，在中亚和东欧，一批已经采纳民主制度的国家相继发生了“顔色革命”，进一步推进了民主。
经过民主化浪潮的扫荡，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已经根本改观。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都已经是民主的大陆，非洲的权威主义政权成为民主化浪潮中的若干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所谓“半壁河山”的意思是说，有约一半的国家采行了民主制度：“残破”的意思是说，剩下的这半数国家中也有一些或进行了民主或半民主的改革，或成长起了强大的民主力量（如缅甸），民主的条件趋于成熟。
看看我们周边有哪些民主国家吧：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泊尔、不丹、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我国的香港、澳门可以视为半民主制度。越南前几年开始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国会由人民直选产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头。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政治格局，它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具有了一层新的涵义。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专注于经济发展，虽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这个期间世界性的民主化步伐比，我们显然落后了。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有80年代初那种压力感、危机意识。虽然一些西方人倡导的国际“民主联盟”短时间内也许不会出现，但一种无形的“民主国际”（享廷顿）已经出现；虽然我们不会按西方某些人的意志采行西方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但我们需要接受普世性的基本的民主原则；虽然我们可以不理睬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干预，但我们应该自觉地推进民主。
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仅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安定是不够的，只有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才能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一员。
使一个社会实现稳定的秩序，让人民都得到温饱，这当然是伟大的成就，但在今天的社会，这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社会还需要使每个成员得到起码的尊重，让人们享受到基本的人权和自由，通过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成为国家平等的一员，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人民才是受尊重的人民，这样的国家才是受尊重的现代文明国家。当年南非白人统治者放弃排斥黑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不实行民主，南非就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就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不丹的国王凯萨尔主动还政于民，推行民主时，向他忠诚的国民解释说，只有实行民主，不丹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他们是有见识、有现代政治教养的政治家。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意味着他的人民在国家中有地位、得到尊重。在自己国家里没有得到尊重的人民，就不能指望其在国际上得到尊重；在国内不尊重自己人民的领导者，在国际社会也不会得到尊重。
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其政治是开放的，透明的，因此其行为也是理性的和可以预期的。而威权政治必然是封闭的黑箱政治，其政治有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其决策经常是任性的、非理性的，无法预期的，它往往成为世界上祸乱之根源，因此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
民主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和平地竞争权力，习惯于国内公平竞争与和平竞争的民众和政治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也会倾向于公平与和平的方式。而威权政治在国内不遵守公平的规则，靠强迫和暴力来维系政权，那么在国际政治的场合，也会轻易破坏游戏规则，动辄使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政治行为而言，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自然延伸，如果在国内政治中习惯于不受制约、不守规则、专横任性的政治行为，自然会将其运动到国际政治中。掌握权力的人首先是在国内政治中受到人民的驯化，然后在国际政治中变成无害的。
民主制度使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个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在关涉公民利益的公共事务中尊重每个公民的意见，这是对人的尊重。政治家在国内事务中习惯了尊重人的行为方式，在国际政治的场合便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人。而威权政治就是不尊重人，蔑视人，将人不当人，这种对国人的态度自然会引伸到国际关系场合。不尊重自己国民的统治者，不可能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
在民主的国家里，由人民选择国家决策者，政府对人民负责。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很难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制造国际争端，也很难出于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发动战争，绑架自己的人民。在非民主制度下，人民是贱民，很容易被统治者所欺骗和利用，成为统治者的炮灰。但在民主制度下，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最大利益是和平而非战争。因此，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相处，更少纠纷，有了纠纷也容易化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论述说，从1945年到1989年间，世界上共发生过34场战争，没有一起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甚至“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会想到要打仗，也不会进行备战。”历史的事实使许多政治学家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专制国家之间才打仗，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才打仗。因此，世界和平最可靠的基础在于世界的民主化。或许，断言“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有点儿轻率，但民主国家不容易打仗，或民主国家较少打仗应该不会错。我们看到，当德国和日本被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后，其统治者的战争野心也消失了，其民众的好战精神也被消解了。虽然他们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但人们不再担心它们会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所以，成为民主国家意味着成为国际社会积极的建设性的成员、和平的成员。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民主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相应的肯定和赞誉。但是，我们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我们需要认清世界大势，通过不断推动民主和法治建设，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尊重。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功，应该是当代世界政治进步的最伟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