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杰柯居住的小区位于上海静安区，由于每天都出现新的病例已经被划分为封控区。4月11日，按照新冠病例的多少和分布，上海将全市分为三个区域，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封控区目前涉及1188万人，其管理最为严格，居民除了极特殊情况没有外出机会。从18日到21日，封控区的居民连续接受每日核酸检测，20日开始，管控区居民开始接受每日核酸筛查。
对于住在封控区的倪杰柯来说，测核酸是他唯一外出的机会。
“隔离期间，测核酸基本上就是唯一外出可能接触其他人的时候了。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栋一栋楼下去，人们会排队，但是人们离的也不算远，” 他说。“我记得当时志愿者给我们发了快速检测盒，但是没有人会用，所以我们都围着志愿者看，检测盒从一个人手里递到了另一个人手里。”
核酸检测导致交叉感染？
但是由于每天都有阳性病例，楼里的人们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排队都会间隔一米。不过我住的是老的筒子楼，没有电梯。人们觉得病毒就在楼梯上，出去的话就会得病，” 倪杰柯说。“很多人就在微信群里说，我们不去，他们叫我们测我们也不去。”
微博上，网友们也有相同的疑虑。
“现在上海又开始实行新的政策，封控区和管控区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但是这个渠道产生的交叉感染的风险很大，但是却没有很好的防范这个漏洞，”网友toughtomatto说。
“两次核酸间都没有超过24个小时，请问核酸的意义在哪里？为核酸而核酸吗？”另一位网友糖糖白相相说。
新华社援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检验实验中心主任高春芳的话说，高频次的核酸检测“十分必要,” 原因是所有病原体都有潜伏期，同时如果病毒载量比较低，初次检测可能会漏掉一些病例。
虽然已经多次大规模检测，上海的病例数始终维持高位。据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报告，4月21日，上海新增病例193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5698例。4月20日，上海新增2634例确诊病例以及15861例无症状感染者。
西方防疫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大规模的检测核酸似乎并没有必要。
“我确实认为大规模集中核酸检测有可能导致新冠传播，而不是遏制它的蔓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wrence Gostin) 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
“在我看来，中国应当采取核酸检测加快速检测的方法。快速检测能够在家完成，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工具，”他补充道，“核酸检测需要送到实验室，并且人们聚集起来接受检测会带来风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梅·阿达利亚医生（Amesh Adalja）致力于新型传染病和疫情准备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高度传染性，任何社交都是可能的传播机会。
“整个城市可能存在很多未知的传播链，而中国政府严厉的疾控手段并没有给人们动机来进行检测，特别是那些轻症患者，“ 阿达利亚医生说。
医学专家：中国要走出新冠必须改变现有策略
上海政府在4月19日恳请公众继续配合接受大规模核酸检测，希望通过每天进行核酸检测和快速检测，并加快转移阳性患者来达到社区清零的目的。
而已经被困在家至少三周的上海居民越来越不满中国的清零政策，认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大于其益处，特别是在大多数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下。
在微信上流传的一条视频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指出民生更重要。
“我们自己的城市，上海之间要不要进行交流呢？徐汇区和黄浦区之间，黄浦区和静安区之间要不要交流？你如果认为这种交流也不能有，那么问题就来了，整个城市可以停多久？”
“大家不吃不喝，没地方买菜，有病不能到医院去看，那这个时候死掉的人要远远高于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他继续说。2021年8月，张文宏在呼吁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后，受到了网络暴力攻击。
4月6日，主管2003年SAR疾控以及在2020年早期协助制定清零政策的中国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在《国家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认为长期的动态清零无法实现，中国需要为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而重新开放。
钟南山在文章中说，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长期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在社区中优先使用抗原试剂盒、加快药物研发、对病例进行随访调查研究以调整最短隔离时间。
这篇英文文章的中文翻译19日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网站在同一天发表了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变的文章。文章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动态清零最大限度的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认为，中国要走出新冠的阴影，必须改变现在的策略。这包括为高危人群提供疫苗，分发快速试剂盒，储备抗病毒药物以及单克隆抗体药物。
“与此同时，他们需要教导人们规避危害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而不是一味的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威权工具，”他说。
对已经在家蹲了三周的上海人民来说，没完没了的检测和隔离让他们看不到任何解封的迹象。
倪杰柯说，封城以来，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被带走。
“我经常看到人们被带走。我的桌子就在窗户前，每一天我都会看到大巴来，把拉着箱子的人们带走，”他说。
（美国之音记者文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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