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温家宝总理公开宣示“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但巴东案的最新变化却提醒人们：很多时候，正义于今日中国还只是一种奢望。
这种理论与现实、表达与行为的差距说明，要么中国现在还不是温总理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正义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价值，而不是“政府”的。以行为和现实相衡量，政府的首要价值似乎是稳定；正义是否也是它的价值之一，还要打个问号。
由于政府首要关心的只是稳定问题，因此容不得任何哪怕只是“可能影响稳定”的因素存在、滋长，于是“压制”成了最常用的手段，哪怕因此而使地下潜伏越来越滚烫的火山——正义之所以在理论上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不仅是因为它有着道德上的正当性，同时也因为它具有功能上的平衡性。缺少了正义内核的稳定，不管其外壳如何坚硬，也终究难以持久。
从中央到地方的这种稳定焦虑症，正中特殊利益集团的下怀。以“维稳”之名，他们可以轻易扫清利益延续与扩张路上的一切障碍。于是，政府“稳定焦虑症”缓解的代价，就是民间“正义饥渴症”的越来越严重。
与类似情形一样，在巴东一案中，这种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压制，主要在两方面展开动作。一是压制舆论的声音，于是据说媒体和网络被打招呼，对此案的处理要低调，不能再上首页；二是压制受害者，不但邓玉娇本人一直被“控制”，其母亲也被反复折腾，终于传来其母与辩护律师解除委托的消息——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村妇女，哪里应付得了几级专政机关的软硬兼施。人们看到，就在“湖北省公安厅领导”接见邓母不久后，事态就急转直下，变得越来越诡异莫测了——当然，人家只是出于公心，一切为了稳定。
两方面的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尽快平息事态，不要再起波澜，将影响缩至最小。相对于事态平息的速度要求而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似乎是次要的。事已至此，国人也不应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不要再想着如何在此案中体现正义价值的首要性，不要想着去辨明此案中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也不要寻求那传说中的正气、期待某个青天大老爷会跳出来“讲正气”——因为这不符合“低调处理”的原则。身为老百姓，咱们还是来点最低级、最现实的期盼吧——请再也不要伤害邓玉娇了！不要再对她进行“约束性”伤害或其他伤害，不但不要让她受到不公正的刑罚，而且不可以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她身上——老百姓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与折腾了。
“无罪释放”是民众在明白“正义无望”后的心理承受底线。如果法律判处邓玉娇有罪，这样的法律就是在视全国老百姓为罪人，潜在的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清醒地知道，当我们也面临与邓玉娇类似的困境时，我们的惟一愿望，就是自己能够做得像邓玉娇一样好——虽然可能大多数人确实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