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出路和中国命运，是一场错误选择和人民宿命。其结果是中共夺权，建政，易帜。
文革继承人民宿命，反对秩序，打倒官僚，是\”继续革命\”–其标志是：毛提出（继承人民革命的）\”不断革命\”。
而改革，以建立特权秩序反对革命为标志；也就是说，它是六四镇压的原因。
六四反抗运动，夹缝在革命和秩序之间。
六四，是这个秩序论和革命论的交叉和选择，导致了后极权主义政治的开始。这个特点就是取消毛的伪阶级斗争概念–毛的阶级斗争，其实就取消阶级间性和斗争权利，以达致无阶级形态的极权主义政治–邓消灭\”四大自由\”，取消所谓阶级概念（\”地富反坏右\”概念转变为-颠覆政权等等罪行），变人民秩序和人民革命，文革（\”人民文革\”），为极端右翼的伪市场经济和伪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去政治化和实用主义并行–但是，却无法彻底消除其原有的毛派意识形态。在另外一个方面，改革失败，导致毛派复活，使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取缔，转化成为新毛派的叫嚣–这个复活主义，并未产生任何所谓死亡和死难带来的新时代，新世纪–反而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左倾倾向，因得到中国价值的出世而苟活和复生。我们论证的自由主义，具备比较复杂的内涵：既有反对极端革命的正面保守主义，也有维护低人权状态和无人权状态的伪自由主义–固然，自由主义在很早的穆勒论述中，就有为（如，占领印度）殖民地辩护的\”文明优先论\”和中心论（见约翰.穆勒）。革命与自由主义，形成世纪对垒的局面，不单在西方左派中间发生（前西德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等等），也照样在东方之伊斯兰激进组织中生根。六四解决的共产党意识形态问题，就像历史并不结束一样，发生在毛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张力之中，成为历史永续发展的因素（很可能是负面因素）。
值得庆幸的则是，六四直接导致苏东解体。这个几乎不为人析的事实，横跨东西方，超越价值论，成为一种积极意义的革命收获。
这种收获，在转型为半民主和续专制主义国家里，以颜色革命继续之。但是，务请注意，这种革命，根本不是发生在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中–在这种体制中（如，在中国）革命发动的可能性，成为极权主义辨析中一个未决课题。
所以，历史发展的可悲逻辑是：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其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再导致无文化，反专制（文化）的纯粹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的胜利–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集合–改革之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其特征，就是结束四五运动以来任何街头运动，实行无抗争化和街头运动的国家镇压体制。同时，由于这种体制的经济剥夺，导致了大量的群体事件。这种被政府戏称为\”精神病\”运动的革命（或者说改革诉求），却代替官方和半官方的群众运动，形成对于六四后群众运动灭绝的复活。这个复活，在另外一个角度延续\”造反有理\”的今天正当性，从而使官方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于是，如何估计群众运动的缺失和群众运动的复活，成为后六四政治局面的重新估价。在一般意义上说，没有一个非民主国家可以避免这样的民粹主义和革命诉求–除非转型到可以调节革命为\”单面人\”体制之中，对革命进行解构。
世界左派思潮之不死，和右派思潮之主流地位，一直以来就是互相对垒和抗争。
有没有一个世界可以罔顾六四运动和（甚至世界范围的六八年运动）各种颜色革命呢？
有没有一种自由和民主完成绝对真理的运动呢？没有。
于是，我们过渡到思想的真理和真理解构的历史意义上去–或者谈及真理的现象学相对性，等等–从而认定普世价值完成之绝对化，完美化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
在思想，文化和启蒙层面上，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其历史逻辑，发生于六四思想资源的巨大缺失当中。这关乎如何定义极权主义政权中，人们思想启蒙和思想禁锢的双向内涵。如果说，在极权主义政治中，思想启蒙一定发生，肯定有效，必得结果，那么，如何解释极权政府的思想奴役状态呢？如果人们认定，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自由和个人灵魂的解脱，是不是中国之\”四维\”皆毁之耻辱国里，势必发生有效维护道德底线的人群–又如何解释经验堕落和人民消沉的现状呢？中国是道德沦丧，还是道德抗争呢？是质量考量，还是数量达标呢？我们不能完全解释和说明这个课题。只能应用阿伦特的说法，对此稍加分辨–
\”其特点是：
1，领袖原则被秘密警察之秘密过程和命令所代替；抑或领袖异化为秘密警察头子，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反富歇主义传统消失（富歇，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和拿破仑时期的秘密警察头子–自立加注）。
2，\’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政变\’。（所以，只能等到他们死后事情或有变化和不变化–本质不变–如，毛－邓关系。）
3，在此之下，\’几百万人组成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百万精英成员构成的超级党。\’（这里绝对没有什么作为将来反对党的\’中产阶级\’。）
4，宣传＋谎言＋谎言重复。
5，宣传\’犹太阴谋论\’（这是西方人置疑犹太上帝的由来已久的观念；从艾科到卡赞札基等人，再到所谓\”达芬奇密码，圣殿骑士，911犹太人阴谋\”，不一而足。）
6，干部政策。
7，秘密警察。
8集中营。
9，意识形态和\’逻辑\’过程。（如前绍述）。\”
（见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刘自立 《阿伦特的大哀赋》）
但是，这位作家也并未发现，毛派革命论和极权主义德国没有反对派现状的异同–文革期间，毛正是以\”打派仗\”，说明了他独特的统治手法–这是西方人直到现在还在迷惑不解甚至兴趣昂然之所在。
这是中国群众运动和纳粹运动，迥然不同与本质一致。这是耐人寻味，不好一概而论的关键，也涉及到以下我们对于六四的看法。
从历史启蒙和历史蒙蔽特征中延伸–五四多元化，发展成为革命论和马列，民粹，极权–启蒙变成蒙蔽–四五运动，既有批判秦始皇（毛），更主要是肯定周，肯定邓–六四，是普世价值和新威权主义的合流。很像五四时期的复（调）选择局面–其必然的逻辑，导致出现文化缺失，人民启蒙，蒙蔽和普世价值间性存在和互相较力的复调局面。转型倾向的主要特征，就是形成人民共识的共产党改革–直到今天的、企图恢复新民主主义等等。这个课题的直接引申，就是国际间、国家内左右\”共治\”对抗和革命间性的存在。说中国革命直接走向毛派，就是因为毛，不对！情势强过人，左派得志的基因，在于右派缝隙可趁；不是民主好得很，而是民主不好，有缺点，有罪恶；专制就不要说了。所以，我们一直说，极权主义就是专门针对民主，半民主和专制–极权主义创造乌托邦幻觉，使得\”正确\”一方完全诗意化，进而要推倒\”不好\”–结果，就是迎来更坏，更罪恶，大罪恶！难道历史不是这样写就的吗？
这是指中国革命/（毛）反革命。
而革命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革命导致民主–回到传统：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民主，罗马议会–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是否可以回到传统中去？
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反对和维护极权双项有之，又当如何对应？
在政治层面和文化领域之外，民主自由的选项和争取，来源于对于国家市场力量和国际市场的双向诱惑（中、美、欧双向选择）–美中建交，邓访美，开放美国文化（好莱坞电影）等等选项，成为六四不自觉选择普世价值和西方文化的原因，成为中国人民美国化的一种潜台词–但是，其主流还是官方认可的新威权主义（这是官方和反对派的合流）–也是官方和主流知识分子歪曲专制主义的一种负选择–因为共产党无法实行皇权化中国专制，它只是极权主义政治的载体。这个论述我们业已说得很多。换言之，中国现状，人们所言之\”自由进步论\”给出的空间，一方面来自中国价值，另外，由于经济与西方的同构，价值认同在被迫的局面中，呈现开饭状态（加上技术手段，互联网建立），当局无法实行毛孤立主义时期的完全封闭统治。也就是说，他们的全面进攻，只能转化成为重点进攻，甚至重点防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改观和\”进步\”。
因为，中西互动的结局，一个是所谓放松（开放），一个说他们和美欧的新共同体，使得极权体制产生了新型的所谓开放型奴役特征–含帝国主义（奴役之）特征。
所以，六四启蒙，来源于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总限制和其一部分之开放。
\”六四（后）经济\”，则来源于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资本利益的驱使。
六四镇压说明：国际因素–市场因素–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因素合流，导致了中国开放的第一波。
美国人选择中国市场而罔顾六四价值和反对派存在，形成美国背叛六四的结果。于是，六四合法性的缺失，主要原因是美国背叛六四。
在最后一个方面，中国人反对腐败的参照系，是毛式社会的平均主义（伪装的）。所以，官僚致富，也导致人民反对（腐败）。
这个参照系的最近出现，就是宣告毛派复活和改革死亡。
在此意义上，六四没有宣告毛主席意识形态的死亡–而邓式\”合法性\”，则继续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市场上明确存在。这是六四不得解惑的最大挑战。
以下，我们对此可以稍微展开讨论。
二
启蒙的定义之负面内涵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宣示。不宣示这个负面内涵，很多事件、革命和改革之领导概念无法得到澄清。因为不是专门研讨此题，只能点到为止。启蒙，除去其和基督教抗争以夺取人权正书的观念，也就是主张人文主义观念之外，其主要负面观点就是社科\”真理\”论。这个真理论产生于所谓社会科学之\”万有引力\”说。换言之，真理不是一种契约和标准–如卡.波普所谓\”客观\”性言说–而是一种僭越星空律令的人权和人道学说。这就是西方自百科全书派以来，对于上帝已死说的最早阐述；这个阐述发展成为伏尔泰对于摩西十戒的理论和历史嘲弄。于是，接下来的批判转而塑造真理说和社科\”牛顿定理\”。这个定理的一般意义就是拆解西方道德传统而走向\”人权根据于人\”之学说。这个不向上帝负责而向人负责的学说，就是以后革命解构说的发轫。真理论的暴力思想导致暴力语言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导致暴力政权和政权之暴力镇压–所谓现代性导致革命，革命导致暴政（在某个层面上–不是正面带有政治预设和回到传统：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民主，罗马议院–之革命）。
于是，当富歇把圣经栓在驴尾巴上示威的时候，革命之无神论结构开始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得以展现。
当列宁批判马赫代之以他的真理理念的时候，真理遭到新一轮的强奸。
而毛的文革和顶峰论，使得来自西方哲学的这个概念，面临空前的侮辱和贬损。
回到中国。五四之前，很多有识之士在政治学领域打过的擦边球，被民主（民疯）和科学（科技主义）取代，呈现一种基本上是负筛选的局面。我们在很多清末思想史著作中早已得见，康有为提出过三权分立之主张；严复提出过自由主义（群己权界）之主张，天演论之主张（道德底线的存在）；孙文批判过资本论；等等。但是，这些关于自由和法治的主张却莫名其妙地被革命论和民主论，几乎遮蔽起来。而革命论的政治前景预设，也就是建设一个三权分立之政体，自治联合之国体的主张，也被罔顾和忽略。于是，五四运动之人们，除去继承了某种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之歪曲形式）以外，并不宣示代议制政府的政治预设和理想。于是，这些无神论者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见陀斯妥耶夫斯基）。
（问题犹在：革命，凡是回到西方宗教文明和民主传统之革命，就是正面革命之说法，在发生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主时期，产生基本疑问。中国革命不能回到无民主传统之传统–不回到传统之革命，无革命前景乎？这个课题，严峻而悲惨！）
从五四启蒙–蒙蔽以来的新的蒙蔽，就是\”时间开始\”–其实是\”时间结束\”之49年。这个极权主义不回到传统的反专制运动（武装斗争），产生了文革之\”继续革命\”。于是，启蒙的伪命题，成为\”实践\”是不是成功和正确论的后文革表达。关键在于，49年和66年是不是革命合法性的启蒙？后文革时期，启蒙指向，是革命、改革还是自由民主？于是，门槛横亘，不好僭越之。中国人提出后文革和前改革时期之威权主义，作为一种中庸和过渡。这个过渡，究竟是一种启蒙，还是一种蒙蔽。
具体而言，六四以前呈现的启蒙运动，究竟要如何估计？威权主义之说法（邓首肯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思潮？其作用于六四群众运动，给出的中国出路和中国命运，该当如何？这就是本文之要题。我们说，六四启蒙和五四启蒙一样，启蒙与遮蔽、与蒙蔽、与朦胧，同在。朦胧诗的出现，之所以代表了一个时代，不仅仅是因为诗意如此，还由于政治朦胧（无知幼稚和浅薄），导致其思维的混乱所致–这是一个朦胧时代，主要不是指向诗歌而是指向政治思潮–这是我们定义六四思想资源缺失的实在之处。什么是六四启蒙的资源，就是以朦胧诗和威权主义为代表的、另一种五四不彻底精神的重现。这个乐观主义却全然导致悲剧的出现。意思就是，五四和与之相应的民国和北洋政府的自由，绝对对比于六四邓政权的镇压和自由涂炭–这是六四背景和五四背景的绝对区别。换言之，段祺瑞可以下跪于群众、学生之前，因为刘君之死；邓却弹冠相庆，毫无悔义，于屠城以后。这是六四面临极权主义斯大林政治和五四面对专制主义政府之间的绝大区隔。人们在这个区分上，论述不够，记忆不清，立场朦胧。所以，这里出现六四前夜，威权主义和普世价值合作，引导运动之局面。而普世价值之诉求，显得力不从心而灰暗不确，就是朦胧诗。
但是，威权主义几乎囊括了所有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
\”许、李二师对于精英主义颇有微词，大致的讨论，包含如何看待顾准及其同僚的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指向对精英的批判。此前，在考量毛文革究竟是（直接）民主，还是专制时，许师澄清了坊间混乱的看法。而李师认为，新威权主义含有某种精英主义味道，是误导国人的一种做法。他们特别指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时候，鱼龙混杂，斑驳陆离，使得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蒙蔽\’–这个现象和三十年代的\’新蒙蔽\’遥相呼应，真伪并包，亟须分析辨正，还来真相。这个启发，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警醒。这个提示来自许、李二师。
李师说，\’你（指许良英–自立）对精英政治反感，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有权决定译名，当时外电常提及苏联的elite，我就叫他们译作权贵。与你所称所见相同。不过关于精英分子和精英政治，则还当别论。其实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政体，都可以算是精英统治，因为掌权的总是少数人，也只能是少数人。（二十年前中国的elite是指\’政治上的强人\’，现在靠什么人，我一下定义不了，……任何国家（中国也在内）要进步，必须有你所说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你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形容是十分精彩的，我读了好几遍。……但是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最难的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使这批人能真正成为思想领导者。我觉得让自由主义成为思想领导者，简直有些不可能。
\”那么，李师欣赏许师的那些看法呢？
许师说，\’由于我认为民主精神对自身的要求，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对于那些自命\’精英\’的人，我是不敢恭维的。\’精英\’（elite）（许在此用的是法文–自立注）这个词来源于\’权贵\’和\’贵族\’，也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说的\’寡头\’政治。1988年国内有人在《政治学研究。和《走向未来》上叫嚷西方民主理论的\’破产\’（请注意，现在人们一股脑吹捧这个《未来》是失之偏颇的–自立注），鼓吹\’精英政治\’，与随后的\’新权威主义\’互为呼应。从此，我对精英十分反感，他们是把中国引向专制主义。我深信，中国要实行民主，不能指望这些精英，而只能指望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见许良英和李慎之通信/刘自立《民主的辩论》）。
在87年台湾解严的时候，北京人很少议论和思索蒋经国的民主改革，却一股脑看好所谓新加坡模式–邓也看好。
于是，这个潜规则的置定意味着，改革要由邓和党主导之–即便是争取自由民主和言论自由，也要由后来所谓\”党内改革\”主导之–这个论调，直到今天还在作祟：他们期盼毛主义新民主主义重新掌权，等等。
六四政治资源，思维资源和组织资源，基本上来源于胡、赵的官方和准官方政治导向。
而胡、赵资源和五四时期之民主科学资源相比，只能更狭隘，更希缺，更党文化化。所以，过渡问题，转而变成运动究竟是党内改革、还是争夺和实现普世价值之潜在区隔。
这个区隔的表面化特征，就是六四转化成为李（鹏）、赵之争。很多人，现在还把护赵运动、研赵命运和讨赵言论（很靠后的后知后觉），看成六四精髓。
所有这些思维特征，运动特征和精神特征，就是我们所谓新威权主义思考作用于六四的直接和间接结果。
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所谓共产党不会，不能也无法实行真正的\”威权主义\”–因为威权主义其实就是专制主义–而党化专政只能是极权主义之前前后后–如此而已。（见刘自立 《反对专制走向极权之路》）
所有这些先天和后天缺失，形成五四以来–到四五和六四（肯定邓，周，反对毛–秦始皇）运动的一致之处：普世价值夹在负面思潮的混合和结合里，不得转变和去蔽；而普世价值之实施无载体，无领导，无规则，无策略，让位于党的\”新政\”和\”虚政\”乃至无政府主义（他们说，六四秩序很好，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成为事实；其实，六四之政，就是邓政，党政和枪杆子政–这和后来发生的08宪政主义如出一辙–六四宣言并不清楚；六四没有具体的纲领和策略，没有组织力量的有效运作，没有领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08亦然。等等。
六四实行了真正的政治朦胧诗主义，以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其后果可知！
我们每每看到和想到六四牺牲，六四英勇和六四悲惨，阵痛之余，我们只能说，六四是一场悲剧，是一首朦胧诗！（托克维尔说，政治的文学化诉求只能导致悲剧。）
三
五四运动和北洋政府之关系，坊间业有议论。一般而言，这个对比的指向是，六四镇压方和五四镇压方之间的迥然不同。于是，在较大的概念上谈论极权主义政府和专制主义政府，成为可能。换言之，北洋政府对于五四的镇压，比起邓政权，几乎可以忽略不谈。而五四新文化和前五四老文化之间，本质区别，就是如何考量当时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之政治学涵义。有意思的是，五四反掉的政府合法性和传统文化，在几十年后、重新肯定五四的毛政府和邓政府里，完全是一个伪问题–非常清楚，五四赖以发动的自由主义思潮，恰好是毛、邓政府急于扑灭的民主萌芽–不是北洋政府没有自由，而是毛、邓没有民主。
于是，我们涉及的秩序问题由此而发。秩序问题的对立面，就是革命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简而言之，毛革命，反对专制主义之蒋介石政府，其合法性根本就不存在。五四主将（与否？）蔡元培就是政府官员。所以，秩序之反，本身就是民主变民疯的起步。这个判定后来的重新表述就是，民主的多少和有无问题。在此不赘。
毛革命的合法根据，对于他们而言，当然来源于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打倒蒋介石–而建立极权主义政府。
这就是我们所言，极权主义革命和极权主义前后一致和制造革命合法性的全部历史。
革命和造反，在49年以后是不是具备合法性，这个问题就是毛发动文革，对此做出的回答。他的\”继续革命\”，就是企图超越被刘、陈等人主张的建设主义，经济主义。毛在此方面争夺过主导权，但是，他主导的革命式大跃进造成空前绝后的饥荒和死亡，所以，他转向重新制定革命战略，以取代经济合法性。文革，就是这个反对经济主义的最好证明。文革在个人权利争夺上，表达了毛取代刘的意志–在思想和政治层面，毛的理论就是\”继续革命\”合法论和\”不断革命\”论–这个论点带来的破坏无疑超过刘、陈、邓的所谓经济意志（这个意志，后来表现在邓的身上；完成了某种革命＋经济的特权官僚和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之政府转型）。
人民革命，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毛取得政权以前，一个是文革–他们是极权主义之人民革命和人民被镇压及其独裁统治的双向组合。
没有文革和革命战争，不存在毛合法性–没有文革，也没有毛继续革命的合法性–事情起了变化。那就是所谓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改革开始。
改革政权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束革命，进行对于凡是普世价值和毛价值引发的群众运动之惩戒，镇压和灭绝。七十年代民主墙运动（其前期！！！），是人民运动受到最后有限和虚伪肯定的最后一波。在邓掌控政治主导权以前，他像毛一样，为了取得民主和革命合法性，而肯定了民主墙。
但是，在发生对于华国锋的夺权成功这件宫廷事变以后，邓的态度，发生本质转变从而根本否定人民，革命和群众运动。
这个对比的参照系，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民革命（辛亥革命之一部分）；一种就是文革式群众运动。
邓，现在发现，他的\”坐天下\”政治，完全无必要实行这种来自民间之（甚至由官方主控的）人民运动。
换言之，邓政权继承了刘、陈某种意义上的经济主义特点，坐天下的特点–让权贵先行致富的权钱接合的特点–这个特点，彻底改变了中共革命政权的性质。
于是，文革被这样的政权否定，势成必然。
邓，在这个意义上，否定文革。
也同时在这个意义上，开始其官僚统治，而不是造反有理。
于是，六四发生的背景，恰好经历中共的这种转变。其主导因素，就是文革之所谓人民影响的继续存在和邓式改革呼声产生的交叉错觉。人民被改革指引的方向和邓式反对群众运动，人民革命甚至造反有理之文革相互纠缠，一时朦胧不辨，形成了邓的朦胧误导和人民的绝大错觉–这个错觉就是，人民运动还是造反有理–错了，邓反对文革的意义就在于他开始否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人民文革的要害，就是肯定毛造反，毛革命–就是我们所言，从人民革命到人民文革之逻辑继承–这个全过程）。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权的性质，开始在六四人们不太知觉的转化中，发生发展，直到今天，几乎完成。这个过程，就是从革命到秩序的转变。这个转变其实非常简单。由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甚至马克思定义的、反对所谓资产阶级秩序和资产阶级\”和谐\”（见克鲁泡特金的反和谐论），被邓式政权完全抛弃了。他们最近的辩护士相拥恩格斯\”招安\”于议会之观点，来附和邓式政权之马克思性质–但是，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恩格斯是要自我纳入自由政府和社民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者是要人民纳入（共党）政权–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但是，这个变型纪的主要特征就是人们不懂得，六四也好，后六四之民社派（而非社民主义），其实，都是毛派革命歪曲普世价值的表现。
社会主义革命，毛革命，并不是只和马克思主义接合，蹊跷的是，它其实也和所谓自由民主理念\”接合\”。在这些理念中，反对反革命秩序，乃是其口号；但是，革命以后，这个口号历经文革挣扎，确实业以死去。于是，出台了改革论–也就是建立秩序论–形成他们的反革命神圣同盟！
这个背叛毛，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真革命＋假革命；毛革命），成为秩序主义之发轫和滥觞。
而六四镇压，正好是他们试验这个反革命秩序的所谓\”实践\”–这个实践，同样以践行马克思主义之实践论和真理论为先到–而后，像毛一样，推倒马克思主义反秩序论，建立官僚新贵政治（即新阶级论），实行经济掠夺之秩序和实行与世界全球化新殖民主义（经济全球化–见下）的接轨。
所以，六四的教训直接获取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不知道邓式政权之反人民运动的本性；以为某种承袭文革人民精神的合法运动，照样可以展开，只要你不反对共产党，其诉求可能达致。
二、人们幻想邓政权既然否定文革，就是归向人民意志–其实恰好相反–邓式政权真正要做的，就是建立反对群众运动的政权，而不是毛派伪人民运动的政权。
三、人们幻想期望这个政权中的改良派可以平衡人民和官僚（甚至贪官）之间的间性表达，实行直到现在还在奢谈的\”和解论\”。但是，他们不知道，毛派和邓派根本，从来，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建立反对派，什么是容纳反对党，更不会为此自己下台。
四、所以，六四\”和解精神\”昨天不存在，今天也不存在–所谓消除\”敌对意识\”的前提根本阙如–没有反对党的非敌对意识；也不存在共产党的和解主导性；更没有并摒除反对意识的非敌对意识。建立\”反敌对意识\”共识，在缺乏前提的框架中，实属枉谈。
五、六四群众运动，既无有效革命之各派纲领，策略，领袖，也无工农大众的被启蒙与参与。不如毛派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之似是而非的具体做法和办法（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所以，六四运动之朦胧诗特点，实在令人惋惜；固然，其诗意乃是国人牺牲和崇高品质的最后一次表达。
七、六四，四五，不如57年右派之思想资源丰富–就像五四之人们不去了解康、梁的三权分立和反社会主义论，而走向革命和毛意志–六四思想资源的奇缺，正是极权主义洗脑和虚无运动使然而结果。
八、任何素朴运动的诗意盎然和悲壮，不能代替清楚明晰的思索–人民运动和精英运动一样，如果没有成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领袖的介入，其直接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历史吊诡的所在正是这里。
四
当六四诉求表现在反对官倒的时候，多少人考虑到以后中共集团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之危害，这个判断还不好说。但是，邓当时估计的，工农不乱，全国未乱的看法，说明国人对于过渡到这个小集团主义，并无醒视。所以，夹在美、欧法治经济秩序和毛经济无秩序之间的中国经济结构，并未展现全貌。但是，从当时太子党们纷纷转型到全民经商，中国经济制度负面历史开始初露端倪。对于广大百姓而言，这种转型的前提何在？官僚\”坐天下\”的统治方式是什么？大家心中无数。只有少数精英人物，也许发现了政治独裁必将导致经济集权和再一次出现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官僚垄断阶级的成长和壮大–由此开展他们真正的改革即掠夺。
面对群众运动，人们也许顾不上考虑经济体制的公有或者私有，在六四前后的关键转变。夹缝在毛体制和未成型的邓体制之间，国人忘记和忽视的，恰好是毛体制虚假平均主义，和邓之\”让\”（他有权利、动用国家权利和暴力机器：\”让\”）– 一部分人富裕的现实。于是，参照系的现实性产生对于百姓记忆的呼唤–也就是说，当人们批判官倒的时候，基本没有对于改革的目的和性质做出初步清理–所以，产生了邓所谓国人不悔改革，要继续改革的判定＋而这个判定，其实最后让人们想起了毛主义的所谓平均主义理想。
这个判定与其说是中国和中共的决定，不如说，是来自美国、欧洲市场对于中国（新殖民地）市场的需求。这样，改革合法性，经过了血性的屠杀，却犹然存在；存在于美国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本来就是不乏暴力（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后六四认可。
人们虽然在九十年代初叶讨论全球化问题（首发者是李慎之），但是，西方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特色，却是李先生也未准确和全面估计到的。
这个当时的现状，发展成为今天的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前面我们所描述的、中美\”同舟共济\”主义的始末。在此层面上，\”六四经济学\”，应该成为考量六四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
人们如何估计这个指标（改革开放）内的含金量–含美量，含欧量–是一个新型课题。展开这个课题，人们忽然发现，美国人，欧洲人，当时支持和支援六四（含黄雀行动等等）的人道主义，是可以和后六四的罔顾主义，背叛主义，协同并尽，相辅相成的。
当1989年6月7号下午，美国总统告诉中国驻使，布什要和邓通电话的时候，布什是要自由，还是要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从此以后，中美关系问题，成为定义中国国家性质的后六四疑问。
责任相关者–这个说法，罔顾了国家性质定位–从而也罔顾了六四和后六四政治性质和政治实体的定位。
换个角度说，中共后六四政权性质，其奴役性开放和奴役性（国内）管制，双关齐下，成为塑造不同于苏联和东欧不开放国家的准资本主义，准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美国学者们即便分成鸽派和鹰派，在坚持和延续尼克松对华政策上，并无很多不同。原因就是，他们的潜规则十分清楚–主要是要占领中国市场，次要，才是敦促其自由化，民主化。于是，问题回到原点：资本主义的资本动力和资本主义的人权动力，在美国成为双头价值论，并由此考量全部中国问题和六四问题。这是所有六四反思者很少涉及的层面–但是，不涉及这个层面，就像不涉及雨天之云一样，是一种政治气候学的基本失误。
极权主义来源之一，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对待殖民地的非民主体制统治之传统–这个体制在二战罗斯福反对老殖民主义（放弃美国最后一个殖民地菲律宾）后，西方老殖民主义变为\”后殖民时代\”；但是，这个后殖民时代对于低端市场的资本需求没有截止。它转变成为如下内容：
–\”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外贸利润的９５％以上被外商拿走了，……。我们就是用这不到５％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２０万亿美元，相当于１６０ 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８０年的工资总额。
–\”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年来已经贬值５０％，中国外汇储备中７０００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 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超过４０％，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５５．４８％，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２００５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６２２４．０５亿美元，……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９００％。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１００％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４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２年以上的工资总额\”。）（周天勇：《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个模型，就是以民主国家对待中国的新式掠夺，结合中国极权政府，产生东西合璧，造就了一种新式\”殖民\”模式，也就是后六四模式–是对于六四镇压国际\”合法性\”的追认。
这个模式继续阿伦特所说，对内民主，对内法治，对外掠夺和剥削。这个模式的理论来源，依然是资本主义罔顾民主，实行负面全球化过程的原殖民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非人权经贸结构。
前此召开的二十国高峰会议，完全忽视对于这样一个掠夺模式的省视和批判。于是这个模式的大框架，还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左右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含经济贸易）。这是当代民主理念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困难课题。
问题解决方式是，中国法治化和民主化之到来，将会制止这种资本对待低端市场的无理性，和对于人力、环境和能源的肆意破坏和掠夺。美国欧洲本身之经济人权前提，势必转移到中国未来民主化资本、投资市场上，从而结束中国市场无法无天的状况。
举例而言，中国只有民主化和法治化，才有可能制止美国向中国投放大量电子和核能垃圾的状况–只有中国民主化，才能制止日本，把中国大量煤炭拿去围海造田–只有中国民主化，才能制止和追缴在美贪墨及其子弟的富豪资产，等等。
在其对立面，中国只有民主化，才能保护中国人沦丧为奴隶劳工和廉价劳力的悲惨状况；且在保护中国环境和保护中国的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不被继续消灭。但是，中国民主化的路径依赖究竟如何探询，则是另外一个严肃的政治课题。换言之，如果中国真正市场化得以实现，资本（美国欧洲等）的低端市场，就会不复存在。
逻辑推论是，其实，是美国及其资本和中国官僚的沆瀣一气，阻止和拖延这个中国市场真正市场化的努力–而六四，是这个进程的开始–是六四经济学的核心。
而美国在此问题上一向实行双重价值，绥靖屠夫，接纳贪墨，模糊价值（取向），和中国皇权阶层勾结一起，实行中国权贵的美国化和美国资本的中国化。
而这个中国权贵的美国化（财富化而非法治化），正是六四镇压和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