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说，拜登总统应该警惕别让国内政治干扰了“理解中国永久存在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permanence of China）。
基辛格周二(7月19日）在纽约接受彭博新闻社主编约翰·米克勒斯韦特（John Micklethwait）采访时说：“拜登和前几届政府受美国国内对中国观点的影响太大。”他说，“防止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很重要。”但是“这不是可以通过无休止对抗来实现的，”他后来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补充。
基辛格之前曾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敌对关系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的灾难”。
海尔：意识形态竞争压缩美中合作空间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研究员保罗·海尔（Paul Heer）同意基辛格的批评。“我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存在过度对抗的风险。”“尤其当拜登政府把美中关系概括为专制与民主间的斗争时。”海尔说。
海尔认为，基辛格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驱动的批评也是对的。“国会山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平衡如此微妙，以至于我认为，拜登感到在对中国采取更灵活和更少对抗性的方法时受到了限制，因为他认为他会被视为软弱，”海尔说。
海尔认为，为应对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拜登和民主党可能不会放弃对华强硬的姿态，“我认为他可能是对的，但我认为这是不幸的，让公众舆论和党派偏见推动如此重要的外交政策议程是错误的。”
拜登总统虽然将美中关系概括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并举行过一次民主峰会，但他一直保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沟通。具体处理美中关系的美国国务院，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中方幕前幕后的接触。
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之初就明确了对华政策的“合作、竞争、对抗”三要素；之后又加上联合盟友，对华竞争，加筑“护栏”，以防双边关系出轨的要点。不过，海尔认为，拜登政府强调竞争的对华政策压缩了美中间进行合作的空间。
“我认为政府不断强调竞争，从而忽视了合作的必要性和机会，坦率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合作对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至关重要。”他表示。
“这种强调以牺牲合作为代价的竞争，这种专制与民主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我们如何确保我们不允许中国在国际上赢过我们，叠加起来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对中国采取的对抗性做法——坚定持续的对抗。”海尔说。
文贯中：美中冲突根源在中国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退休教授文贯中认为，美中之间冲突的根源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基辛格的问题是，他倾向于把利益放在是非之前，又把和平还是战争看作两者只能择一。其实，斗而不破也是一种和平共存。”文贯中说。
他举例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期间，美苏激烈争霸，却只发生了代理人的小规模战争。“美苏之间不但存在和平，还达成了许多有关禁核和双方允许拥有的各种导弹上限的双边协定，避免了两国之间的大战。”
文贯中继续指出，“我不是在呼吁或欢迎冷战，只是从逻辑上指出，为了避免战争，并不是一方必须满足另一方的一切要求，特别是当另一方坚持不改变自己的一切的时候。”
文贯中认为，中国和美国及西方世界冲突的根源在于，“中国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国家垄断性，继续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同时，利用欧美日为代表的整个西方的全面开放这个所谓的‘百年未遇的机会’，通过占领世界市场，快速赶超西方各国。”
中国常说，美国和西方要跟中国相向而行。“就是说，我朝你走过去，你也要朝我走过来。”文贯中说。“美国和它的盟友是这么做了。它们不但把中国带入世贸组织，而且向中国全面开放。”
但是，“相向而行的发达国家一下子朝着中国的方向大步而行，冲到中间点了，停下来一看，中国不但没有走过来，还后退了。”文贯中说。“退到现在，大家已经不认识了，这是个搞过40年改革开放的国家吗？不是一个全面的党国吗？互联网上说封就封，对上访的百姓说抓就抓，对知识分子说迫害就迫害。而且，从上到下都只允许唱赞歌。这种政治生态大家已经不认识了。”
“然后，中国还在喊话，说是你赶紧向我靠拢啊，我们要相向而行啊。一边中国这么喊，一边又在各种重要报告中大谈坚持斗争。看来，中国并不害怕斗争，可是，为了和平，美国不但要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已有的开放，而且还要从中间点往中国的方向移动，才能满足中国对和平的要求，也满足基辛格对和平的要求。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文贯中问。
“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要由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不然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文贯中说。“但是，现在配置资源的最终大权都在党的手里，连政府总理李克强都没有最后发言权，更不要说市场了。那在别的国家眼里，你这个国家有多可怕啊？如果还要迎合你，继续向你靠拢，让你的党国体制更强大，人家为什么要那么傻？”
“基辛格仍在呼吁，美国要和中国和解。我不反对和解，问题是以什么条件和解。基辛格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还有什么人听他呢？”文贯中最后说。
重建美中关系—但以谁的条件？
不过，一些西方领导人观察中国的角度似乎跟文贯中不同。最近，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一次演讲内容似乎与中国国家主席“东升西降”的判断相契合。
布莱尔说，“乌克兰战争表明，西方的主导地位正在结束，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合作这一几个世纪来最重要转折点之一发生后，中国已经上升到超级大国地位。”
他又说：“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苏联解体相媲美：但这一次，西方显然未处于上升状态。”
“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是自然和正当的。”布莱尔说。
这个月稍早，美国企业家、史带基金会主席也是基辛格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e Greenberg)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呼吁“重建美中关系”，并宣布成立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由14位美国商界金融界领袖和前政府高官成立的新组织来推动有关工作。
该组织成员包括前驻华大使博卡斯(Max Baucus)、前国防部长科恩(William Cohen)和前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Carla Hills)等多位卸任政府要员，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前美国参议员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等人。
该组织表示，“尽我们所能改善美中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该组织呼吁拜登政府恢复被特朗普政府废除的一些双边对话机制，如美中经济和安全战略对话机制等。“我们的新小组旨在帮助重建这些渠道，并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对话。”
美国之音向格林伯格和欧伦斯发出采访请求，但至截稿前都未获得回应。
该组织的倡议受到了一些批评。7月11日，《华尔街日报》以“重建美中关系——但以谁的条件？”为题，刊登了三篇读者反应，两篇是负面的。
特拉华州的理查德·博特尔（Richard Beutel）写道：“作为2004年至2006年美中议会交流小组的高级职员，我数不清有多少美国公司在他们的技术和专长被腐败的中国官员掠夺后来到国会寻求帮助，那些中国官员然后将他们逐出中国并没收了他们的设施。”
“中国的核心是掠夺性、重商主义和以邻为壑，”博特尔继续。“他们不打算容忍任何有意义或永久的美国对他们国内市场的准入，他们计划赢得国际市场霸权。”
“让我们重新设置——系统性地减少我们对中国战略性市场的依赖。”博特尔最后写道。
“多年来，通过‘好的’关系和坏的关系，中国一直在欺骗、撒谎和盗窃。”另一位读者波斯特维勒说。“它把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声索外国领土，窃取我们的技术推进和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
“我们的政客、企业领导人和消费者需要停止喂熊。认为可以与这样的伙伴“改善”关系是愚蠢的。”他写道。
不过，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研究员海尔说，虽然这个新组织成员，包括基辛格本人， “在努力寻求改善美中关系时有自己的商业利益，但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唯利是图。”
“我认为通过遵循他们提出的恢复与中国的全面外交接触，双边接触的建议，存在着可以而且应该得以实现的合法国家利益，”海尔表示。“商业利益是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但还存在着范围更广的美国与中国全面接触的地缘战略原因。”
“与中国接触的原因有很多。而且我想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看不到从长远来看不与中国接触会符合我们的利益。”海尔说。
基辛格：拜登上任后还未邀请我去白宫
在20世纪70年代帮助重建美中关系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出版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剖析了六位帮助塑造动荡的二战后时代的领导人。
他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就是在他出书后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提出的。基辛格说，他的一项荣誉是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美国现任总统都邀请他在白宫会面，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话和讨论。“但他50年与总统会晤的记录仍有可能被打破。到目前为止，拜登还没有向他发送邀请。”
基辛格说：“拜登当参议员时我就认识他，但自从他担任总统以来，我就没有和他联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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