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曝光之初，就有人将此案与去年的杨佳案相提并论，甚至有将邓玉娇称为“女杨佳”的。尽管两者都是在面临强权加于自身的暴力时选择了反抗，但确如另一些人指出的那样，杨佳案与邓玉娇案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报复他人，后者是保护自己，前者是故意杀人，后者是正当防卫，前者最终是靠自己来解决问题，后者在目前只有听任摆布，显然也正因为此，民间对邓玉娇的同情更多。
然而，邓玉娇案的走向在近一时期越来越像去年的杨佳案了。
去年杨佳案发生后，当局立刻为其指定律师，从而一手垄断了案件真相。此后无论外界有多少质疑，甚至在杨佳生父陪同北京的律师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时，当局都不予理睬，并设置重重障碍使受到家属委托的律师处处碰壁，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局一方面传出话来，说杨佳不接受其生父委托的律师，另一方面又让杨佳的母亲王静梅从人间蒸发，把她变成“刘亚玲”关进了精神病院。因此，杨佳究竟遭遇过怎样的伤害，又究竟是谁曾经伤害了他，迄今都是一个不解的谜，并且因为杨佳已死而再无真相可言。
这次，虽然前期有律师得以介入邓玉娇案，但从最近几天的情况来看，这很可能是当地政府的一个疏忽所致。或许因为巴东是个小地方，小地方的官老爷大概还缺乏应对公共事件的经验，也没意识到堵截真相要从源头上抓起，所以才让北京的律师成了邓玉娇的委托人，也让公众误以为这次总算有了接近事实本身的可能。但是，没过几天我们就看到当地政府开始出手收拾局面了：先是高调指责律师泄露案情违规，接着大肆渲染邓玉娇家人对律师的不满，最后则果然是邓母找来了新的律师接手此案。
自此，邓玉娇案的全部真相又回到了当地政府的掌控之中，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今后所能了解到的真相，只可能是经过当地政府认可的真相，至于这个真相究竟是与事实相符还是相远，那只有天知道了。
而事情走到这一步，其情其状就与去年的杨佳案何其相似了。一样的都是民意沸腾舆情汹汹，一样的都是悬疑重重难圆其说，可当局宁可公然违背相关的法律程序，也对民间的质疑和愤怒丝毫不予理会和响应，并且对于那些试图接近真相的律师、记者和民众，更是视之若仇敌，必要除之而后快。于是在近日，就不断传出记者遭到殴打、维权人士被押解出境、关注此案的外地网友被阻进入巴东等消息，当事人邓玉娇及其家人的情况，则已完全被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当地政府发言人恬不知耻地宣称，只有官方认可的律师才能见到他们，而手中仍持有家属委托的律师却因“身前背后布满眼线，举手投足受人监视”，只好铩羽而归暂别巴东。
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当地官方人士反复强调这原本只是桩普通的治安案件，言辞间似乎还颇多委屈，好像是在抱怨巴东的事情何必要你们这些不相干的外人来管？可见，巴东县的官老爷们至今还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缺乏最基本的常识，那就是行政和司法既是国家公器，就有受公民监督之义务，舆论关注邓玉娇案不是要干预行政和司法，而是要确认行政和司法的公正与公平，公众也不是想分享你们的权力，而只是要和你们一样了解事情的真相，你们究竟害怕什么？
对真相的恐惧，只可能源于对人心的恐惧，也只有在对自身合法性缺乏足够自信的情况下，执政者才会努力营造层层黑幕隐藏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垄断真相进而扼杀或篡改真相，从来都是极权体制维系其统治的制度性需要，而并非只有巴东县的官员如此，也绝非始于去年的杨佳案和今天的邓玉娇案。
二十年前发生的“六四”惨案，尽管民间已有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流血的事实，但时至今日当局依然顽固地用谎言掩盖真相，用一切手段来消除人们对“六四”的记忆。从邓玉娇案往前追溯，近二十年来公民合法权益所受的侵害、思想言论自由所受的禁锢以及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无不被当局掩藏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下，并藉此为民主的缓行寻找借口。然而，也正因为法治的缺失、私欲的泛滥、公义的沦丧和犬儒主义的盛行，使这种所谓的繁荣越发显得可疑和可怕，邓玉娇案无疑就是一个新的例子。
根据目前透露的种种信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看到了地方吏治的腐败和官员的蛮横，看到了普通百姓为求生计所要面临的危险和屈辱，也看到了民意的彰显和公权的滥用，看到了谁在探究真相，又是谁在掩藏真相，却唯独看不到真相本身。当任何公共事件的真相，只能被少数握有国家公器的人掌握时，实质上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官权对民意的驱逐和围剿，无论是杨佳案还是邓玉娇案，乃至一切被当局喝令公众止步的事件，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