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当我坐在一个角落里等待孙传恒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设想了无数个他的身影,终于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偏廋的身材,衣着整洁,彬彬有礼,一双眼睛非常明亮,单纯得像一汪清水,没有丝毫的世俗色彩;而又深邃得好似一泓秋潭,折射着思想者的睿智。这就是经过了近17年的炼狱后所谓的六四\”暴徒\”吗?

美国的思想家霍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去的是一个梦,未来的是一个希望。我不知道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经过了生与死的炙烤之后,那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们是如何思考人生的,直到我看见了六四\”暴徒\”之一的孙传恒后,我才从心里贴近了他们这个群体,也真正地懂得了他们的苦与乐,希冀与无奈。

孙传恒出生于1970年1月7日,他是家中的独子,1989年他在北京地质仪器厂实习,与父母过着衣食无忧恬淡的生活。但是,1989年的那场运动,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了他父母的人生。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腥风血雨的时刻:1989年6月7日,当孙传恒带着一位受伤的大学生出现在天津车站时,他们的一身装束立刻引起了天津警方的注意,随即被早已闻风等候在那里的警察抓捕,疯狂而严酷的审讯开始了。 

这期间,孙传恒到底经受了怎样的折磨?孙传恒不愿意去回忆,他只是对我说:忘记,因为想起它对于我现在的生活和心态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意义。我不愿说我的过去,你是否感到很失望?我一时语塞,无话可说,但我告诉他说:我并没有失望,在见到你的一瞬间,我就感到很欣慰了,看到你现在一身的阳光气息,我真的从心里感到了欣慰。于是我们的手握到了一起,向久违的朋友,向久别的亲人那样。

然而,六四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话题,因为六四,孙传恒从一个19岁的大孩子,一下子跨越了将近17年的时光,他为此付出的哪里仅仅是自由的生命。这样的个人历史,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恐怕永远都不会发生,所以不管我们如何试图想回避,终究还是无法完全地逃离六四这个字眼。

但是他就是那么执拗地不想开口,我不得不从朋友的口中了解了些许的细节:六四前夕,孙传恒刚刚19岁,但他却在天安门广场上叱咤风云,与一群热血青年一起自觉自愿地保护着和平诉求的大学生们,六四的枪声标志着血腥镇压的开始,在经过了那个血与火的黑夜之后,他掩护着一名受伤的大学生东躲西藏,终究没能逃开执政当局布下的天罗地网,他与那位受伤的大学生一起被捕了。可以想象,接下来他与那位大学生的命运该是怎样的不同。他遭受了毒打、酷刑的折磨,最后检察院试图以\”破坏罪首要分子\”的罪名并加上了当时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即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法之113条\”本章除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第103款、第105条、第107条、第109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这样的一份公诉,无疑是想置孙传恒于死地。他咬着牙,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刑讯逼供,拒不承认强加于自己头上的罪行,终于使检察院的起诉书更改为\”持械聚众叛乱罪\”同时去掉了第113条的附加款,这简直就是他在险象环生中捡了一条命!

1990年一审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二审仍然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孙传恒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我无从得知他的心情。1993年4月26日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6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16年半,这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刑期,没待我开口,孙传恒说,不要问我在监狱里的生活,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归结在一起,就是苦难两个字!监狱里只容许我这样考虑:20年后我该怎样生活?20年后我该怎样留住自己的生命?

后来我得知:孙传恒在1996年曾被关在小号里一个多月,1997年患肾炎、结核病、严重的贫血、腰椎间盘突出……

看到我凝重的表情,孙传恒轻松地说:\”我算是幸运的!\”这是多么让我动容的一句话,一个19岁的青年,因为那样的一场运动,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出狱后,青春早已不在,面临着生活的种种艰难,他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谈话间,他突然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煮绿豆汤的正确方法,千万不要把绿豆汤煮成红色,因为绿色的绿豆汤有清肝的功效,变成红色就失去了它的药用价值。\”

\”那绿豆不熟怎么吃?\”

\”你可以先把汤倒出来,再接着煮绿豆啊。\”

这样的话题是多么让人感到轻松啊。坐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个在监狱里虚度了近17年的暴徒,他是在经过人生的历练后,变得厚实了,圆润了,平和了。当孙传恒30岁的时候,他开始真正地为自己设计未来:通过持续的不断努力,他通过49门单科考试,拿下了法律、心理学的大学文凭,在监狱里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哲学、中医学书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慷慨赴死义\”的热血青年,而是一位睿智的思考者了。他告诉我,高等教育只是教人一种学习的方法,而社会教育才会教人生存的本领。他说人不可以没感情,但人也不可以情绪化。在现实生活中,人一开始往往是面临道德的斗争,最后是实际的斗争。比如说只有一个馒头,有两个人要面对这一个馒头,但一个人吃一半两个人都会死,况且一人一半馒头就失去了它作为食品的意义。一开始两个人都会进行道德的斗争,自己放弃吧,这很崇高,可是人性的本能会让人最终选择通过各种方式获得馒头。有些东西是可以丢的,但有些东西绝对不能丢,比如名誉、亲情、爱,丢了哪样生活都会失掉它本来的意义。

我问及他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别的想法都没用,我只想照顾好父母,但目前这也只是一个愿意而已,因为直到现在我仍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我连父母都照顾不好,这最起码的为人子尽孝都做不到,一个人怎能活在天地之间?于是一丝痛苦从他的眼中滑过。

原来,在他入狱的200个月里,父母风雨无阻每个月都坚持到监狱里探视他,身为父母这也许并不难做到,但是,在1996年至1998年两年的时间里,当监狱管理局亲自下令不让探视,父母仍然执着地每个月都到监狱里去,明知道见不到儿子,只为了每个月为儿子存入100块钱,只为了让儿子知道父母永远也不会放弃对他的爱,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存入200块、500块,这样就可以减少他们的奔波劳累,但父母就是那样坚持着,存入100块钱,监狱就没有理由不让父母到监狱里去,尽管根本就见不到日思夜想的爱子!父母的这份挚爱怎能不时时牵动刺痛着孙传恒的心?他眼含热泪说\”父母是天!\”

2006年2月25日孙传恒刑满出狱后,已经36岁了。虽然他的兜里揣着两份大学文凭,可谁人又能慧眼识珠,给他一份工作?看着日渐衰老的父母,只为了不让父母看到他忧伤的神态,他泪洒衣襟也要在父母面前强颜欢笑,终于无法真实地面对父母,于是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常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的生活费只有4元!他出狱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别人看小摊,顺便自己卖冷饮。后来他去小红帽希望求得一份苦差,但人家不要北京人。肯德基快餐雇佣的全是学生。推销员需要有固定的客户群。他满怀信心地呈上两份大学文凭,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他就这样到处地碰壁,这样无助地在大街小巷奔波,他还必须时时掩藏起无助,回家给父母一个成功的灿烂的笑脸!

孙传恒有些陶醉地说:上学时,我曾想以后富有了,我要办敬老院、幼儿园和福利工厂,让天下贫穷和受苦的人都无忧地生活,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愿望从三个变成了两个,又变成了一个,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话到这里,他开始迷惘,他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但很快地,他又说:我相信自己,有一天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点事的。是啊,走过了青春岁月,也许他终于明白:少年时的理想终究只是一场过目不忘的烟花,绽放时虽然会是漫天的绚丽,但是燃尽后,只会剩下缕缕的忧伤在心头挥之不去。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有女朋友吗?有成家的准备吗?

他苦笑着说: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连父母都照顾不好,拿什么去对别人负责?他随手拿过一张纸,把它对折撕开说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恋爱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在这张纸上写下他5年内的理想生活,然后再写上他30年后的理想生活,如果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那他们才可以携手共同面对人生。有些家庭有钱后夫妻反目,并不是钱的错,而是当初两个人的追求根本就不一样。我不敢奢望我未来的妻子会是什么样,但最起码她得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也许有一天,我的父母生病了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倾其所有甚至还要欠债为父母治病,一切就又要回到零或者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无怨无悔,还要坦然面对。有了这样的妻子与我同甘共苦,我同样的会做到,假如有四川大地震那样的事情发生,只要我活着,我决不会让她死掉,她永远比我的生命重要!

没有付出,没有文明的生活就是生存,生活和生存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生存,但不一定具有安全感。我要真正的生活,而不只是活着,生活是要有品质的。在现实的生活中,在这个越来越浮华的社会里,还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存着这样的心念?

我想告诉他,他为中国、为我们受了太多的苦,虽然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他的付出,但我希望他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是他的冠冕。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生活永远是往前走的,我不想把过去加入灰色的东西,我要能够看到前面的路。我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自由、生命、亲情甚至理想,我不要再在矛盾中生活,尤其是身处困境中。承认与否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快乐地生活着,不管你快乐还是痛苦同样要过一天,如果我不快乐,我的生命再不会重复这一天。安逸和困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心情,平和的心态有利于思考。

孙传恒说自己不会做天平上的砝码,他要做标尺,不管砝码怎样加重变化,他都应该有能力让它达到最终的平衡。虽然是眼下的困境使得他让现实问题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间,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东西,但他认为人一旦有了速度就会失去安全。他更欣赏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因此他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取名\”善水\”。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得知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危机,孙传恒已经失业一个多月了。而他借住的那间小平房,也面临着拆迁的命运,明天他要走向哪里?由于他多年坐牢,父母的工资退休金有一大半花在了探视他的路上,父母的房子直到现在还是公房,没有产权,父母辛苦了一生,也没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孙传恒认为这是他对父母的拖累。他多么希望社会可以给他一个可持续的生活空间,让他得以释放自己。他说他最大的期待就是:父母健康,可以等得住我,让我有一天有能力报答他们!他的母亲早年患脑出血――不能激动,必须要清心寡欲。这也是孙传恒不敢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说即使点滴的心情细心的父母也会察觉到,他怕。囚牢里的一日三餐虽然难以下咽,但最起码可以裹腹,他曾经为自己出狱后的种种艰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仍然无法完全预料到现实的严酷。尤其是面对日渐衰老的父母,对他们的歉疚和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使他的前行倍受煎熬。

二十年了,六四的伤痛何时才能在国人的心中消失?为了那场运动而付出了鲜血和惨痛代价的人,何时才可以过上平安无忧的生活?

在孙传恒送我上车的路上,他更向一位绅士,为我提包,遇红灯提醒,遇绿灯引路。我说等有机会真希望再见到你,他无奈地说:有了时间就没有了工作,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时间。为了节省4角钱的换车费用,他宁肯走上一站地的路。

他向我挥手,微笑着,我突然感到他的笑容有些牵强,再定睛望去,一丝落寞和无助无法阻挡地出现在他的脸上,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疼痛起来,他的身影就那样孤独地伫立在站牌下,让我的目光久久无法收回。

2009年5月23日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