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89年民运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发生的两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了解二者有那一些共同点，后者与前者的继承关系，以及不同之处，对于认识当代中国以及今后走向是十分必要的。

九十年前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是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开始的。160年前的1848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曾国藩惊呼中国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

此为起点。中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国人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派提出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文化还是优越于西方的。正如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伦理以及经世大法，此不必学，但取西人制造之术，补我不逮，足以。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鸦片战争，堂堂的天国大朝竟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败，于是“中体西用”也逐渐被扬弃。国人认识到中国不但军事、技术不如人，政治体制也落后了，必须“变法改制”才行，因此才有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曾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以失败告终。康梁和光绪帝在《中国》仿效日本，也搞了一场“明治维新”的梦想破灭。但国人要求变革的努力并未止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在20世纪初获得成功，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然而，辛亥革命只将一个满清皇帝赶下了台。孙中山还不得不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中国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统治，其落后也如旧。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讲》，《孙中山全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2页），于是乃有五四运动的兴起。在这个时候，国人不但从器物和制度上感觉不足，而且在思想文化上，比西方先进国家相差甚远。正如梁启超所说，革命成功即将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颓废思返，总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率》，《饮冰室全集.文集》第1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两个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爱国主义民主运动，其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一场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斗争爆发于5月4日。北京大学等各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申讨国务总理曹汝霖，外交部长章宗祥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卖国行为，直至冲入曹氏住宅，火烧赵家楼，痛殴在场的章宗祥。学生领袖多人被捕。这场爱国英勇行动震惊了全国和世界，于是五四运动乃遐迩闻名，名垂史册。另外一个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早在“五四”的前四年。即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以及蔡元培于1916年就任北大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其旗手是陈独秀和胡适。骨干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这一次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批判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也就是政治上走欧美之路，在思想上融入世界思想主流正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远，人们认为其在中国思想历史上的地位，堪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相比，毫无逊色。

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走上了一条错路。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7月1日），中国思想界分裂了，五四先贤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除了胡适、周作人等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或者同路人。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还担任了中共首任总书记，直到他临终前，才觉悟到自己误入歧途并回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

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有时会对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进一个房间，却错误地走进另外一个房间。五四运动以来的九十年，无论前三十年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还是后来六十年中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党专政，都是对五四运动的背叛和倒退，而后者则比前者走得更远。仅就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利这一点作比较，正如储安平所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自由还是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为有没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还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于1966年到1976年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把他的残暴专制统治推向了登峰造极，成为一场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1976年9月9日现代秦始皇毛泽东死去，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三十年，被中共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其前十年，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任中共总书记，但实权掌握在军委主席邓小平手中。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党内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奋起批判“四人帮”罪行，反思文革的教训，提出政治和经济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要求。1979年初，中央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打破了言论禁区，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自由发表政见。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一时出现了六十年前五四运动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最初似乎有意支持改革的邓小平，从维持并巩固中央专制政权的考虑出发，坚持党的领导，宣布民办刊物和民间社团非法，下令取缔并逮捕魏京生等人。同时在理论务虚会上闭幕式讲话中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实际上为政治改革关了大门。其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反复斗争，改革派中箭落马。

1987年初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两年之后1989年4月15日含冤而病逝。对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赶下台，拥护改革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群众深感不满，悼念胡耀邦中提出反冤案、反贪污腐败、反特权等口号，纷纷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当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本邓小平旨意发表，恶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给大学生扣上“动乱帽子”。正是中共当局蛮横无理的态度，激怒了全国广大的民众，于是爆发了长达几十天之久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当局被人民怒火和正义行动吓得惊慌失措，一方面把不同意对民众动武的改革派领袖赵紫阳非法软禁，另一方面调动军队进城，并下令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开枪，造成六四屠城的惨案。

为了面向国内外有所交待，于是给无辜受害的民众，扣上“反革命暴乱”的帽子。随后一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被捕判刑，逃到国外的则遭到通缉，禁止他们再入国门。这个大冤案至今一直没有得到平反，连迹象也没有。

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了乃是中共籍以维持专制统治的两大手段，在文革中充任“副统帅”的林彪曾经总结说，枪杆子、笔杆子，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中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思想文化的动向严加掌控。在国内的六四事件和国际上的苏东波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破了产，他们乞灵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最后一根稻草，以此宣示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当纪念“五四”的时候，总是将“五四”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片面强调其反帝爱国的一面，有意冲淡甚至完全忽略其思想启蒙倡导民主自由的一面。与此同时，为了抵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具有的普世价值的思想意识的传入并发挥影响，中共及其御用学者和文人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为名，大搞尊孔读经，大谈帝王宫廷戏，“吾皇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有些地方小学生向老师行跪拜之礼。。。。。等等封建复辟闹剧竟然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堂而皇之一再演出，其实是毫不足怪。我早在1989年1月28日《新启蒙论丛》新书发布会上讲过：“这本论丛为什么叫‘新启蒙呢’？如果说五四时期那一次思想启蒙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启蒙，新就新在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由此亦可看出，时至今日，重新启蒙仍然是何等必要和重要。

今天，在我们纪念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时候，不能不痛感时光似乎在倒流。在过去的九十年中，中国实际上走了一个“之”字形。人们一觉醒来，惊讶的发现自己又走回来了。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当前的出路正是要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许还应象有人说的那样，再加上费女士，把他们一起起请回来。我想起在“六四”前几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看到过万人丛中刚刚矗立起来的女神的石像。但几天后石像就在“六四”那天黑暗的黎明时分被冲进广场的坦克撞倒，压成粉块了。后来到美国纽约哈德逊河口拜见过她的本尊，又在旧金山、洛杉矶两市看到过流亡人士矗立在那里的石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将女神迎回到广场。

自由、民主万岁！

2009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