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出版了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使“六四”的纪念活动升温。二○○七年三月，赵紫阳的气功师宗凤鸣出版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是根据赵紫阳与他百多次谈话中追记出来的，那是闲聊性质，与这次出版的“蓄意录音”有些不同，两者比较，这次的录音记录当然更是“原汁原味”，内容上也会有些不同。
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让人想到前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晚年被迫下台后出版的回忆录。一九七○年代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是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出版，也是分为两次出版，第一卷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卷是“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赵紫阳的回忆录，因为是在软禁中的口述回忆录，自然不可能像正常情况下的回忆录那样有非常科学的架构和修饰优美的文字。但是无论怎样，它给世人留下可贵的历史遗产，那就是历史的真相。
如果仅仅从写回忆录的角度来说，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赫鲁晓夫”应该是非赵紫阳莫属了。从改革的披荆斩棘来说，他们也有类似之处，不过赵紫阳前面还有胡耀邦。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中，留下回忆录的自然不止赵紫阳一个人，但是能够违背共产党的纪律而留下历史事实（当然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可能百分之百）自己真正思想认识的，在这以前，有瞿秋白“多余的话”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还有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陈独秀晚年一直发表文章，但不是回忆录，但他们都是在离开了中共，不在中共控制之下才写出回忆录，而赵紫阳则是还在中共魔爪下留下他的、与中共官方观点有异的回忆录，这是要承担相当风险的。从这一点来说，赵紫阳到生命的最后，还继续与中共进行斗争。也因此，只能到赵紫阳去世后，回忆录才能出版。即使出版，因为涉及如何把录音带安全的带出来，其中的安排，也许要日后才能逐渐解密，相信那是相当引人入胜的。
一九七二年，中国曾内部出版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
，其实，任何一本回忆录，何尝不是“回忆与思考”？尤其是与当权者路线相左而失去自由的回忆录，更会引来更多的“思考”才可以写出来。而“思考”者，又岂止是作者个人？也包括读者。尤其是涉及六四这么重大的事件，更是要全国来思考。
六四以后，有一批六四参与者先后流亡到国外，他们就六四写出的回忆与评论、研究汗牛充栋，在国内的，也可以在境外出版，但是一般都只能从参与者的角度，权力核心以外的“民间”角度来写，最早以“大部头”出版的应该是留在北京的陈小雅，为此而丢掉社科院的工作。最近，身在美国，当年是北京政法大学讲师、在天安门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出的吴仁华，与当年也是学生领袖，不过主要扮演幕后角色、号称“秦城铁汉”的刘刚都有大作问世。
此外，当年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人在国内，最近也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及翔实的史料，提供了不少内幕消息。可见，中共“捂盖子”是越来越捂不住了。
而赵紫阳则是在权力核心内，这个权力核心，也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以前，以后赵紫阳就被“靠边”了。最敏感的屠杀前后，还有没有人写，例如杨尚昆有没有“遗言”，万里是否可能也在写？邓小平的子女会不会写他们了解的若干内幕？看来这些都很难，因为利益攸关，死要抱在一起死，做历史罪人也要一起做。
中共至今还禁止“六四”字眼在公共场合出现，那些似是而非为中共杀人辩护的歪论，也是鬼鬼祟祟的在阴暗的角落出现，他们的歪理，无非是因为杀了人，才保持稳定，才有经济的发展；并且以目前海外民运情况的不济，来论证“民主”比目前的专制更加糟糕。但是会有哪一天，他们敢用这些“理论”出版大部头著作来论战吗？看来，胡锦涛也不会愿意惹腥上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