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后，北京天安门广场如同再次戒严。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在天安门前人行道上进行报道时受到干扰，身着便衣的壮汉不停转动打开的阳伞，遮挡摄像镜头。这一画面传遍世界，不少国际媒体愤怒指出，这不仅\”粗暴违反新闻自由的原则，也是流氓行为\”。
《新苏黎世报》记者也被禁止进入广场，警察要求他们到附近的办公室申请\”特批\”。对记者提出为什么现在这样麻烦这个问题时，\”警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就说，\”一直就是这样的。\”：\”当然，天安门广场并非总是象一个被警察和保安守卫的阵地。周边的街道上，也并非每天成排地停放着带铁栅栏的黑色面包车。至少有65名维权人士被软禁、送出北京或接受采访时受到阻挡，这些事也并非每天发生。千百万网民无法进入许多\’因维修暂时封闭\’的网页和聊天室，这时他们也许会发现，6月4日在中国是个非同一般的日子。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也很正常。尽管经济在发展，个人和新闻自由多了一些，但是每当出现政府感到不和适宜的讨论甚至出现批评的时候，政府就感到害怕，就会反射性地乞灵于这些荒谬措施。显然它只相信自己的安全部门，惧怕人民。虽然它以此可以获得控制下的安宁，但至少在西方的眼中不能得到合法地位。\”
《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文章从\”六四\”谈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变化。中国的原则是：\”不干涉内政是做好生意的前提\”。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与西方为此达成了默契：
\”北京领导人学会了无需害怕外国的反应。1989年6月以后，中国持续了几年的政治孤立，西方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以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都象水珠一样滚落而去。在西方发出呼吁的同时，双方签定了价值亿万元的合同。\’以商促变\’并没有出现。
今天，无论是克服经济危机、还是解决朝鲜核计划等国际冲突问题，西方比任何时候都更依靠与北京合作。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只能小声提出。天安门大屠杀周年前几天，过去严厉批评北京使之惧怕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中国，而1989年初夏的事件根本没有成为话题，人权问题也只附带提了一下。
今天，共产党的权力也许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掩盖二十年前的事件并不能安定人民。令人不满和不公正的事情在中国大量集攒下来，年复一年地引发数万次动乱。二十年前引发示威的许多弊端远远没有消除，腐败、群带关系、新闻检查和政治专横在中国仍然无时不在。所以，重新评价1989年事件也许可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可能性，但走上这条路迟早会质疑一党专政，因为许多问题直接来自一党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