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分 论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改革模式的缺陷作进一步的讨论。
1、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论的二重变奏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邓的改革是\”跛足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已广为诟病。现在我们进一步设问：邓在经济领域所实施的改革是否称得上是彻底的改革呢？是否也可称为是一种\”跛足改革\”呢？
推行市场经济是邓的一大功劳（不全是他的功劳）。但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体系。它首先要有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产权主体明晰的企业制度，这只有私有制（还包括股份制，即产权所有明晰的资本集合体）才能担当这一角色。这是几百年来市场经济所证明了的通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能超越这一通则吗？不能。可是，邓的市场化改革偏要超越这一通则，因为他给改革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坚持社会主义。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318页）要坚持社会主义，邓认为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化。\”（3-149页）邓可能不知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是相冲突的。两者并举不可能奏出和谐的乐章。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求改变（也可称为\”改造\”，相对于1956年的\”改造\”是\”改造之改造\”）公有制的垄断地位和主体角色。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相对应与对立的经济体系，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求计划经济退场。而公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似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等于说计划经济为主体，等于说政府在经济大舞台上仍要唱主角。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产生了三个后果。
后果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空间受到国家计划经济部门和各种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干预，市场成了党国权力的附庸，而不是成全资源自由配置，商品自由交换的场所。
后果之二是，政府拉\”主体\”论这面旗帜作虎皮，保护国企在若干重要产业中的垄断地位，这是国企改革、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硬伤。人们明知，国企投入与产出所提供的业绩与效益要远远低于民企，但政府仍执意保护一大批国企垄断经营。2006年12月国资委作出了一项部署：对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要保持\”较强控制力\”。国资委的这一部署的根据显然是邓的\”公有制主体\”论，这里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有政府的利益驱使。虽然笔者不否认其中某些行业需要在国家的控制下经营，但国家垄断如此广泛的行业，显然是权力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抗衡，其实质是保护特权，保护落后（如经营管理、经营机制与产权制度），其结果是损害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损害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损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唯一的辩词与遁词是改革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后果之三是，民间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是意识形态上的歧视。在官方的话语中民间经济至今（如中共十七大）仍称之为\”非公有制经济\”，表示公有制经济才是\”正宗\”、\”主体\”，而私人经济是\”旁门\”、\”异类\”。二是歧视的称谓连带着歧视的政策，使民间经济在融资、借贷、经营内容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处处都受到政府权力的限制。民间经济屈从于政府的权力，市场经济怎能获得充分的发育！
规范的市场经济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对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必须进行一场革命：观念的革新，职能的转变，机构的削减与调整。对此邓小平说了些什么？翻遍邓选，了无所言。这自然不是邓的疏忽，因为他不想动摇一党专制下的极权体制，不想损害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转变政府职能已喊了多少年，但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时至今日，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设置不但远不适应市场经济所需，反导致市场的畸变。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计划经济下政府是个大管家、总管家，产供销、人财物一把抓。实行市场经济后，政府按理应把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包揽一切的管理与经营职能卸给社会与企业。但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仍需要政府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职能与相关的机构设置。其意义是，政府与所属的企业将从垄断利润中获取高额的回报，在市场经济中保留一块块提供特权享受的\”绿洲\”。对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的中小国企成了政府的负担，就对之大甩卖，在产权重组中，那些原企业的厂长经理不但逃避了亏损责任，一夜之间竟魔法似地成了产权的主要所有者，成了拥有上百万乃至上千万资产的暴富者，真是化公为私的高手。所以，不论是企业的获利或破产，权贵们都有利可捞。
第二，权力是个好东西，市场是个牟利的场所。政府官员本来应该远离资本，远离市场，远离企业，不与民争利，攫取不义之财。由于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结果哪里有利可图，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伸向哪里。权力进入市场不可阻挡。权力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出售者竟无本万利。说\”无本万利\”当然并不确切。因为权商勾结、权钱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获利，民众（不仅仅是纳税人）为之买单，公共规则遭之践踏，还有权力出售者人格与道德的堕落，也不能完全否认权力经营者一定的风险。
总之，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与极权体制三者的聚合创造了\”中国崛起\”的\”奇迹\”：那就是权贵资本阶层的横空出世，腐败的猖獗，社会的两极化。在邓小平看来，上述三种现象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化，改革就算失败了。\”（3-139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能避免两极化；如果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中国的现实与本文上述的逻辑分析都证明，邓小平错了。历史的吊诡恰正在于，正是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即权力经济）并存的格局，才导致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化。同时，改革的失败，不仅仅表现为两极化，还有权贵资本阶层的崛起，腐败的猖獗，都应记录于改革失败的账册。
2、\”GDP挂帅\”的发展观导致生态与环境的严重恶化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他的发展观，其视角只盯在GDP的增长上。这种狭隘的发展观，导致GDP挂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唯GDP的陷阱。各级官员无不以GDP的升帐显耀自己的政绩，因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滥伐，能源浪费的严重后果。
邓不再追求毛泽东式的乌托邦，他设想一幅比较实在的\”小康社会\”的蓝图，这幅蓝图是以GDP数字的快速上升来描绘的。
邓小平在1979年12月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2-237页）。邓多次以GDP的增长来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一番，大体上达到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3-226页）
邓小平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为什么不够格？因为穷。他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3-225页）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的。他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依此逻辑推论，\”富裕是社会主义\”了。由此可见，现代化、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眼里都量化为GDP了。中国的发展因此陷入了GDP挂帅的歧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90年代以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人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所陶醉，殊不知，这是以破坏环境与生态，威胁人们健康生存，遏制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掠夺式的增长。据《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初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发生在2007年5月无锡市水荒事件，震惊江苏，是\”江南水乡没水喝\”的典型事例。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2002年），占国土面积的37%。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每年还以1万多平方公里速度扩展。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使水涝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出击。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近2000万公顷，受农药、化肥污染的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我国耕地已减至18亿余亩，人均仅1.43亩（2005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目前还在继续减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此外，森林、各种矿产资源的滥采滥伐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旦遭到人为的破坏，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也难以修复。因此，从全面、长远的观点进行考察，掠夺式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抵消甚至超过了GDP增长所获得的有效成果。世界银行测算，中国仅空气和水体污染两项所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年GDP的8%。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表示，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和生态的损失，\”纯GDP只剩下78%\”。2007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 10%。虽然各方面的研究、测算略有差异，但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与生态的损失成本，结果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少数人的富有，不仅是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为基础，也是对环境的透支和子孙后代的预支。
不错，GDP代表一个国家 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但GDP不能衡量一切。对此，秦朔在《告别GDP崇拜》（2004年）一书中已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 ，GDP不衡量社会成本，即该由企业 承担的却 让社会承担的成本。你砍伐树木，毁坏森林 ，GDP在增加；你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江河湖泊中，GDP增加了；……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的损害。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但为了GDP的增长，不惜以高投入、高能耗，以扩大外延粗放型经营来实现增长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 最高的国家之一，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能耗是世界 水平的3倍。这种状况 虽在改观中，但和国际 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GDP也不衡量效益与效率。它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 销出去 ，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有益于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 增长的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1978-2002年，年均 GDP增长9.4%，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为6.6%。 GDP也不衡量资源 配置的效果 。为了促进GDP增长，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倚重扩大外延求增长，还是采用 先进的科技创造财富？是圈地搞开发区 、修机场、筑高速公路 、兴建 豪华办公楼这类政绩工程，还是将宝贵的资源投放到能形成实际生产力的项目上？两者虽都能使GDP攀升，但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却有大的差别。特别是，GDP不衡量价值判断，不保障分配公正、不反映国民幸福。GDP不显示贫富差距。中国GDP总量逐年 提升 ，可贫富 差距也逐年 拉大。GDP不衡量社会保障，也不衡量就业状况。工人和童工在条件恶劣的工厂和矿井下劳动，GDP由于他们而增长，他们有幸福吗？
总之，GDP虽重要，但不至上，不惟一，它不能衡量和说明许多问题。GDP既然有局限性，那麽，GDP挂帅，为追求GDP增长而不计其他，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和环境的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不可承受之高\”：高消耗、高污染、高通胀、高分化、高腐败、高风险 。多高并举，酿成民众及其子孙后代无法吞噬的苦果。
令人欣慰的是，\”GDP挂帅\”所造成的恶果近几年已为国人广为认识。2003年胡温主政不久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重要口号是对以往改革与发展思路的调整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核心概念。科学发展目的\”为了人\”；它要求全面建设：建设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它要求城乡、区域 、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它要求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可持续地发展。在这一新的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可望纠正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即GDP增长的偏差，走上理性、健康的发展道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