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者按：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录入中文版。
鲍朴 译。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产，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当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陷了。27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 ——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一一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赵紫阳年表
1919年10月17日诞生于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
1927－1933年（8－14岁）在县立第十七小学（初级小学，在桑村）和县立第一小学（高级小学，在县城，原欧阳书院）读书。
1932年（13岁）6月在原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14岁）8月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初中。1935年（16岁）12月在开封参加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和卧轨请愿斗争。
1936年（17岁）8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今武汉第14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辍学返乡，从事抗日活动。
1938年（19岁）2月在滑县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0日赴中共北方局党校（山西省黎城县寺底村）学习，8月底结业。9月由中共直南特委任命为滑县工委书记。1939年1月中共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任县委书记。
1939年（20岁）年初兼任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6月任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1940年（21岁）4月任中共冀鲁豫边区二地委书记。1941年7月二地委改称六地委。
1942年（23岁）12月因精兵简政，五、六地委合并，称四地委，赵改任四地委宣传部长。
1943年（24岁）5月赴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0月结业。11月任中共冀鲁豫四地委副书记。
1944年（25岁）5月四地委改称九地委。冬，与冀鲁豫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梁伯琪结婚1945年（26岁）10月九地委改称四地委，任四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四分区政委。
1947年（28岁）12月任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
1949年（30岁）3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书记。
1951年（32岁）4月奉命南下赴广东工作。5月任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6月被增选为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
1953年（34岁）7月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
1954年（35岁）10月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5年（36岁）华南分局撤销，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年（37岁）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9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八大。
1960年（41岁）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兼广东省军区政委。
1962年（43岁）1至2月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46岁）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47岁）\”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夺权。
1967年（48岁）5月5日被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在广州沙河梅花园监护。
1968年（49岁）以战备名义被转移至韶关。
1969年（50岁）被羁押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
1970年（51岁）7月化名赵明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当钳工，下放劳动。
1971年（52岁）4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53岁）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副主任。
1973年（54岁）
1974年（55岁）8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5年（56岁）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58岁）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30多个县市进行农村调查，开始在全川调整经济政策，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试点和推广工作。
1978年（59岁）主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主持制订四川省\”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由于四川粮食连年增产，\”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流传开来。
1978年（59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2月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任西南组组长。
1979年（60岁）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61岁）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9月10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赵为国务院总理。
1981年（62岁）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1982年（63岁）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富选为政治局常委。和胡耀邦、万里一起主持制订第一个关于农村政策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兼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84年（65岁）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并主持实施。
1985年（66岁）同胡耀邦一起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推进到社会各个领域。
1986年（67岁）10月中央决定成立以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赵紫阳为组长，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
1987 年（68岁）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代理总书记，开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本年秋到次年1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69岁）3月王持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并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阐述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9 年（70岁）6月3-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6月，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1989年（70岁）6月至2005年（85岁），被软禁于北京住所。
2005年（85岁）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名录
安志文（1919-）An Zhiwen陕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1984年12月，他再次访问中国。
鲍彤（1932-）Bao Tong浙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薄一波（1908-2007）Bo Yibo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小平）。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陈国栋（1911-2005）Chen Guodong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俊生（1927-2002）Chen Junsheng黑龙江桦南人。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陈希同（1930-）Chen Xitong四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陈野革（1915-1994）Chen Yege四川冕宁人。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陈一咨（1940-）Chen Yizi陕西三原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陈一咨在5月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暴力镇压，事后被迫流亡美国。
陈云（1905-1995）Chen Yun江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邓力群（1915-）Deng Liqun湖南桂东人。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邓小平（1904-1997）Deng Xiaoping四川广安人。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渭\”党的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线，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丁关根（1929-）Ding Guangen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丁石孙（1927-）Ding Shisun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杜导正（1923-）Du Daozheng山西省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杜润生（1913-）Du Runsheng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方励之（1936-）Fang Lizhi浙江杭州人。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1987年因同情学潮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费孝通（1910-2005）Fei Xiaotong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1988年赵紫阳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高扬（1909-）Gaoyang 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geyevich Gorbachev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谷牧（1914-）Gu Mu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郭罗基（1932-）Guo Luoji江苏无锡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引起邓小平的不快。
郝建秀（1935-）Hao Jianxiu山东青岛人。劳动模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何东昌（1923-）He Dongchang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贺亦然（1918-）He Yiran河北满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嘉鹏（1937-）Xu Jiapeng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胡绩伟（1916-）Hu Jiwei四川威远人。中共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销一切职务。
胡乔木（1912-1992）Hu Qiaomu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胡启立（1929-）Hu Qili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启中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员。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胡耀邦（1915-1989）Hu Yaobang湖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 天，最后在六月四日遭受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胡应湘（1935-） Hu Yingxiang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华国锋（1921-2008）Hua Guofeng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泽东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1976-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霍英东（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业家。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江流（1922-）Jiang Liu山东栖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蒋硕杰（1918-1993）Jiang Shuojie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江泽民（1926-）Jiang Zemin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金明（1913-1998）Jin Min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金日成（1912-1994）Kim Il-sung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康世恩（1915-1995）Kang Shieng河北怀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雷洁琼（1905-）Lei Jieqiong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尔重（1914-）Li Erzhong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李鹏（1928-）Li Peng李硕勋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听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听从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李锐（1917-）Li Rui时任中顾委委员。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李瑞环（1934-）Li Ruihuan 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树桥（1944-）Li Shuqiao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李铁映（1936-）Li Tieying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维汉（1896-1984）Li Weihan湖南长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先念（1909-1992）Li Xiannian湖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李锡铭（1926-）Li Ximing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一氓（1903-1990）Li Yimang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李勇（1948-）Li Yong 1985-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正亭（1918-）Li Zhengting陕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梁步庭（1921-）Liang Buting山东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1983-1988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梁湘（1918-1998）Liang Xiang 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廖汉生（1911-2006）Liao Hansheng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志高（1913-2000）Liao Zhigao四川省冕宁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林同炎（1912-2003）Lin Tongyan华裔美国工程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刘宾雁（1905-2005）Liu Binyan吉林长春人。《人民日报》名记者。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刘少奇（1898-1969）Liu Shaoqi湖南宁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刘正文（1912-）Liu Zhengwen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陆定一（1906-1996）Lu Dingyi江苏无锡人。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文革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同，1982年任中央顾同委员金常各委员。
陆铿（1919-2008）Lu Keng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
卢之超（1933-）Lu Zhichao江苏宝应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马文瑞（1912-2004）Ma Wenrui陕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毛 / 邓榕（1950-）Mao Mao / Deng Rong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曾根康弘（1918-）Nakasone Yasuhiro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聂荣臻（1899-1992）Nie Rongzhen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英国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彭冲（1915-）Peng Chong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彭德怀（1898-1978）Peng Dehuai湖南湘潭人。元帅。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被毛泽东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和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彭德怀一案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彭真（1902-1997）Peng Zhen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钱李仁（1924-）Qian Liren浙江嘉兴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乔石（1924-）Qiao Shi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钦本立（1918-1991）Qin Benli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任仲夷（1914-2005）Ren Zhongyi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阮崇武（1933-）Ruan Chongwu河北怀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芮杏文（1927-2005）Rui Xingwen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宋平（1917-）Song Ping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宋任穷（1909-2005）Song Renqiong湖南浏阳人。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苏绍智（1923-）Su Shaozhi北京市人。政治理论家；1982-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孙长江（1934-）Sun Changjiang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孙起孟（1911-）Sun Qimeng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田纪云（1929-）Tian Jiyun山东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万里（1916-）Wan Li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大明（1929-）Wang Daming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汪道涵（1915-2005）Wang Daohan 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王鹤寿（1909-1999）Wang Heshou河北唐县人。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王建（1954-）Wang Jian北京市人。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王纪宽（1931-2007）Wang Jikuan江苏江阴人。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王蒙（1934-）Wang Meng河北南皮人。文学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王全国（1919-）Wang Quanguo 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王忍之（1933-）Wang Renzhi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任重（1917-1992）Wang Renzhong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瑞林（1930-）Wang Ruilin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王若水（1926-2002）Wang Ruoshui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王若望（1918-2001）Wang Ruowang江苏省武进人。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14个月。
王维澄（1929-）Wang Weicheng浙江桐庐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震（1908-1993）Wang Zhen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尉健行（1931-）Wei Jianxing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魏京生（1950-）Wei Jingsheng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
温家宝（1942-）Wen Jiabao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伍修权（1908-1997）Wu Xiuquan湖北武汉人。1958-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任中顾委常委。
吴学谦（1921-2008）Wu Xueqian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吴祖光（1917-2003）Wu Zuguang江苏常州人。著名剧作家、导演。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项南（1918-1997）Xiang Nan福建省龙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萧洪达（1918-2005）Xiao Hongda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熊复（1915-1995）Xiong Fu四川邻水人。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许家屯（1916-）Xu Jiatun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许士杰（1920-1991）Xu Shijie广东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徐向前（1901-1990）Xu Xiangqian元老，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严家其（1942-）Yan Jiaqi江苏常州人。政治学学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六四\”事件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现居美国。
阎明复（1931-）Yan Mingfu 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杨尚昆（1907-1998）Yang Shangkun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杨易辰（1914-1997）Yang Yichen辽宁省法库县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姚锡华（1929-2009）Yao Xihua江苏省南京市人。曾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1987-198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代表。
姚依林（1917-1994）Yao Yilin安徽贵池人。文革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叶季壮（1893-1967）Ye Jizhuang广东新兴人。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叶选宁（1931-）Ye Xuanning出生于香港。中共元老叶剑英次子。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雍文涛（1912-1999）Yong Wentao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林业部长。
于光远（1915-）Yu Guangyuan上海市人。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
余秋里（1914-1999）Yu Qiuli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袁木（1928-）Yuan Mu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曾希圣（1904-1968）Zeng Xisheng湖南兴宁（今资兴）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受到批判和撤职。
张光年（1913-2002）Zhang Guangnian湖北老河口人。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学评论家。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张劲夫（1914-）Zhang Jinfu安徽肥东人。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张荣发（1927-）Chang Yung-fa台湾澎湖人。长荣集团总裁。
张曙光（1922-2002）Zhang Shuguang河北饶阳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1986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离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维（1913-2001）Zhang Wei北京市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张显扬（1936-）Zhang Xianyang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张岳琦（1938-）Zhang Yueqi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7-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赵健民（1912-）Zhao Jianmin曾任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监委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郑必坚（1932-）Zheng Bijian四川富顺人、时任胡耀邦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1992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周恩来（1989-1976）Zhou Enlai江苏淮安人。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文革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文革后尽力紧跟毛泽东，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朱厚泽（1931-）Zhu Houze贵州织金人。1983年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附录
附录一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录音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的录音内容。内容与正文有部分重复，但某些阐迷更为细致。在此收录，供读者参考。
我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在国外，包括日本、东南亚、香港、台湾、新加坡以至美国的政界、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映。多数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要改革开放的信号，而且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必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一首先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给予比较肯定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人表示赞成，特别是沿海地区欢欣鼓舞。我曾专门搞了沿海战略的系统材料送给邓小平，他看了以后非常赞许，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上写了这么一些话：\”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还向别人一一我当时听薄一波讲一一特别是向薄一波推荐这个报告。他认为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针。但是在国内也有人表示疑虑，表示不同的意见。
这些怀疑或不赞成的意见，主要来自内地省份的同志和一向主张全国经济要平衡发展的人。他们认为，治海发展战略好像只照顾沿海，而不照顾全国；沿海得益，内地不得益，甚至还受害。他们不懂得现在只有沿海才有条件利用这个机遇，内地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怎么办呢？要么全国都实行这个战略？又不可能。要么全国都不实行这个战略？沿海的这个机遇不就再次错过、浪费了吗？这样做对沿海当然没好处，但对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看法还是多年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均衡发展形成的观念。还有人说沿海已经快于内地了，现在再给沿海机会和优惠政策，沿海发展更快，那是锦上添花；东西部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看法不适合中国的现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来经济有它自然的规律，能快则快，不能快不要勉强。有些地方有条件就搞得更快一点；有些地方没这个条件就暂时慢一些。那些发展快的地方，最终会给慢的地方提供一些发展条件。我认为，还坚持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机会均等这些观点是不行的。
88年以来有一种舆论，说\”中央实行的政策不是产业倾斜，而是地区倾斜\”.意思是说不是对什么产业优惠或限制，而是对某些地区给予支持、扶植和优惠。对把一些优惠政策给沿海地区思想不通。其实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沿海地区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例如放宽开放条件、下放批准权限、吸引外资，还有给外商投资的待遇等等，都是为了让沿海把握住这个机遇。而那些不能大量利用这个机遇的地方，当然就暂时没有必要给予这些优惠。有一个时期，那些反对地区优惠、反对地区倾斜，主张全国拉平的声音很强烈。持这些主张的同志，没有深深感到全国拉平是我们解放几十年来在经济建设上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没有很好地利用沿海的条件，几十年搞的结果既延误了沿海，又延误了整个国家，沿海的延误必然不利于内地的发展。如果使沿海利用这个机遇迅速充分发展起来，最终将会有利于内地。在这个过程中问，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不敢拉大这个差距，就不可能使全国经济最终能够有大幅度的增长。这只是在发展中间差距的拉大，而不是两极分化；不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是同一个方向。一个跑得更快，一个跑得稍慢。这种距离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敢于承认它。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有些人虽然不讲，但心里不赞成，不以为然。
再一种思想障碍，就是认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不应该主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不能走四小龙的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以我们整个国家来讲，不能这样搞。我们是一个大国，势必以国内市场为主。但绝不是说所有地区都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不是说沿海地区也不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因为它有这个条件，不能笼而统之。沿海和内地有很大不同，明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对沿海有利，对整个国家有利，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搞呢？所以这些思想障碍只是从一般出发，不做具体分析，不按具体不同的情况来考虑问题。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懂得沿海的特点、沿海的优势。
还有人认为大量的人都去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上根本容纳不了，没销路。所以沿海地区这个战略行不通。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国际市场的情况和趋势。实际上世界市场的结构在不断变化，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是一种互补性的。我们不是只搞产品出口而不进口东西。即进口我们缺少的，出口我能够出口的。这就是一种互补性。在国际经济结构变动时，不同类型国家都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本身就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有极大的容量。互补性，不是单方的，而是双向的。而且中国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个是动态的。本身会在发展中问不断地调整结构。另外，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一个过程，不是今天讲了，明天就有两亿人口都从事出口商品生产，这其中有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层次。而在发展过程中问，劳动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也在变化。国外产品结构的调整在不断变化，我们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都是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不能用凝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担心市场容量的想法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种看法。一些人，包括沿海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许多同志都不理解实行沿海发展战略为什么主要依靠乡镇企，而不主要依靠国营大中型企业？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发展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是要解决沿海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和出路。沿海地区缺乏资源，这么多劳动力无用武之地，究竟他们应当到哪里去呢？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就是要通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载体来劳务出口，把劳动力融化到产品上，然后出口到国际市场。如果不大量地解决乡镇企业出路问题，农村就那么一点儿土地，农民没有出路。另外沿海大量地发展乡镇企业，还会产生一个在国内争原料、争能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头甩到国外去，逐渐地依靠国际市场来交换，那不是既让沿海劳动力有了出路，又减少了同国内争原料的矛盾吗？何况乡镇企业还有很多优点，它规模小，是在竞争机制中问生长出来的\”它从诞生那一天就在市场里面，适应这个市场，比较灵活，容易掉头，容易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那里的乡镇企业劳动力素质也是好的。我在那次调查研究中问了解到，很多外贸企业和外商都很愿意和乡镇企业打交道，说他们架子小，好伺候，交货及时，遵守合同。我们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现在仍然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变。这不是说不要在国营企业里发展外向型经济，当然应当发展。但是我们仅仅解决了国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农村广大劳动力的出路，也不能解决整个沿海地区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问题。所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什么只讲劳动密集呢？我们这个大国，有这么大的科技力量，为什么不去搞新技术产业呀？\”我们说所谓机遇，是什么机遇呢？就是世界经济改组——逐渐地把那些劳动力成本占比例比较大的产品转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去。我们是从利用这个机遇提出问题的。我们如果有条件，当然应当发展高尖端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但是现在国际市场结构改组并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大量地出口资本密集或者是技术密集产品。因为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设备。仅仅解决部分国营企业、少数先进技术企业的出口问题，不能解决沿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这丝毫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起骨干作用，应该起骨干带头作用。也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当积极地搞。但是大量地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首先利用这个机遇，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我们有了资金，就可以引进设备，技术等级就会逐渐提高，产品质量也会逐渐提高，而这样恰恰能够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的时机来得更快。不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只是好高骛远地一厢情愿，那么将来这个机会可能就根本来不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为什么日本现在就要把劳动密集型向外转，为什么四小龙就要往外转，一开始他们不也是利用了机遇，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吗？
当时还有别的顾虑。比如说我的意见提出以后，刚才我讲了，邓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称赞的。但是陈云同志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我直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噢，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不容易啊。\”至于李先念嘛，就是反对的了。李先念说：\”你大进大出，恐怕只能大进而不可能大出啊。\”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问题一一内地省份认为只讲沿海省份不讲他们了；讲乡镇企业不讲大中型企业；讲劳动密集不讲先进技术。所以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陈旧的问题，这是长期执行计划经济、长期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形成闭关自守所造成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八五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我们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调整基本建设的结构，当时讲几年内基本建设不增加，总规模不增加，使结构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有人担心，现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那就是沿海建设的规模要扩大了，还可能需要国内一部分配套资金，必然会同全国稳定经济发生矛盾，必然会冲击稳定全国经济的部署。又要欠债啊！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顾虑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利用沿海这个机遇，两头在外，利用外资，沿海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冲击国内经济的稳定。（录音不清）……老企业的改造上，采取嫁接的办法，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这样我们国内就不用多少配套资金，另外把各地方留成外汇作为周转外汇进口原料然后加工出口，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更根本上来讲，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冲击稳定经济，相反还会促进全国经济的稳定。
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李鹏、姚依林他们就趁机用行政的办法全面压缩、全面收紧，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来实行这个战略所确定的政策，所确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绝大部分变掉了。对外一些已经确定引进外资的项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顾虑，专门讲了网开一面。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调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是开放的条件，能够通过同国际市场的交换，通过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缓解我们国内的矛盾，来减少我们在调整期间的困难。这本来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困难和矛盾。所以现在对沿海网开一面，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全国的治理整顿。无论如何不要把全面压缩、收紧这一套东西搞到沿海去。当然沿海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整顿治理，那可以有重点地搞。沿海可以趁这个机会搞结构调整，比如说搞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可以大量进一步发展；主要消耗国内原材料的，可以适当压缩，有条件的要转向外向型经济。当时如果能够这样很好实施的话，我看我们治理整顿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当然也要说，虽然当时国务院对沿海不加照顾、全面压缩，大大影响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贻误了沿海经济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有这个沿海发展战略，由于沿海有了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以治理整顿中问，终究沿海的情况还是好于内地。
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问沿海和内地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上一直没有处理好。解放初，一头倒向苏联，准备和台湾打仗，所以一直把内地作为建设的重点。本来沿海经济基础比内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内地。以后又要和苏联打仗，进一步搞\”大三线\”，沿海的条件没有很好地利用。虽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觉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发挥沿海的积极因素，但是根本没有落实，沿海那些很好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充分地利用。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沿海经济有条件发展得快，内地经济不可能搞得太快。但是，全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长期没有明确沿海和内地实行不同的方针，常常是一刀切。强调快速发展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都加快发展；强调收缩也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一起收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八八年治理整顿时，沿海刚刚顺利发展几年，本来势头很好，完全可以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果呢？收缩。使沿海又大大减缓了速度。去年邓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又是强调发展，不仅是沿海，内地也非常热。依我看，现在沿海除了房地产、股票出了一点问题以外（这可以有重点地解决），整个沿海来讲，发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况是很好的。现在［编者注：指1993年］又提出整顿，又要所谓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还是用了很多行政的办法，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遇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就是长官意志，地方长官意志。这个地方长官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太大！他们往往按主观愿望而不是经济规律办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么我也得搞什么。本来经济问题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况办，内地就按内地的情况办。治海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内地基本上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生产。如果市场真正起作用，经济实体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根据市场的作用来调配资源，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那情况就会好得多。真正由经济实体，也就是市场的主体——各个企业、各个经济单位，根据效益和市场原则，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他们自主决定。内地用内地的办法，沿海用沿海的办法。而现在是长官意志决定。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那些人。他们脑子一直是全国一盘棋、全国集中统一，称为\”全国几统一\”，他们把很多权力集中到中央。主张均衡发展，即地区之间差别不能太大。这些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二是，由于政企没分开，地方长官的意志对经济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情愿，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根本解决问题，恐怕还是得靠真正的经济体制转型，真正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当然，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逐步的，一下解决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过热啊，宏观调控啊，根本是因为市场规模不够，地方经济实体自主权不够，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长官意志的影响。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总的方向。同时，就是要在转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区的区别。一定要对沿海地区网开一面。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充分利用它的条件，使沿海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附录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
1989年5月4日
赵紫阳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附录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1989年5月19日
赵紫阳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结束这次绝食。
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六天、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今天不是来与你们对话的，而是劝同学们理智地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严重情况。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天在增加。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对交通、运输、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
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组织绝食的同学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难道真正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附录四
《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3日
赵紫阳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4 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与当时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4月26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
（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
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间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 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4月29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4月26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5月4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5月3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过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鹏同志会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4月27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5月16日夜问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4月26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4月26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没有谈下去。
九、 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5月 18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讲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9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从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已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建规模，85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88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198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1988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问确实有所滋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1987 年4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12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开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展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 \”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个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
（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彻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如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因病请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