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开始直接、正面打交道应从19世纪末，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算起。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百年来中美关系的文化层面比之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并有规律可寻，值得作一番探讨。
一、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
（一）美国方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Hunt）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概括美国进入20世纪时有三种传统思想对它的外交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简述，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害怕革命[1].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在20世纪的演变相对应也很能说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美国与中国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这几条线为纲进行探讨，不过对它的阐述和发挥是作者本人的。
1大国意识，也可直接称之为大国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意识。它植根于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中，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国的立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方式，它的大国意识也有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特点，并不单纯是由于它大而富强（事实上它立国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强）：首先，它一开始就与思想扩张相联系。以潘恩（ThomasPaine）为代表的为美国独立提供理论根据的一批思想家都是来自欧洲，同时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和加尔文教派思想。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这新大陆来付诸实现。对于大批劳动者来说，这里是垦荒、淘金、筚路蓝缕发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对于其思想精英来说，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由于这片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由于这些移民幸运的历史机遇，二者都进展得很顺利，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这样，“美国人”自其诞生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被挑选来在地上实现某种天定的使命的，这也正是加尔文教义的精髓。其次，这种大国梦是循序渐进，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步推进的。从1776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宣言开始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在大陆的扩张，确立了本土48州的统一联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第49与第50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对菲律宾外，主要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益与思想影响或交替或同步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与能力适时地配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费很大力气。第三，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它的确代表了当时最富朝气的先进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家都是承认的。于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环顾全球，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舍我其谁？原来的自命天之骄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进一步找到了现实的依据。
2种族等级观念。笼统地说，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在美国，这还不够，而是盎格鲁-撒克逊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为等级。早期的自由战士们，尽管倡导天赋人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种族应享有的人权却远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把黑人当做奴隶。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鲁-撒克逊次一等，犹太人又次之，再下来就是黄种的亚洲人了。19世纪70、80年代的排华运动（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经济原因，而更深层的还是种族歧视。在本国如此，同样的观念必然也渗透在对外关系中。这当然不是美国所特有，而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继承来的。约翰。米勒（JohnS.Mill）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中对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作了精辟的阐述，不过他在绪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智能已经成熟，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样理由，“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进而明确说：“对待野蛮人，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2].欧洲列强掠夺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种族的优劣为依据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强调思想影响，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种是因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世纪末，日本向西方学习最有成绩，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中国则是“可教育好的”民族。这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当然有所变化，但是仍时隐时显地存在。迟至二战后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设想过建立以“英语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为核心的保卫和平的体制。直到今天，美国尽管以多种族、多元化自诩，但还有所谓“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美国人的中坚之说，他们仍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在观念上，现在犹太人和其他欧洲裔人已汇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他民族情况就比较复杂。
3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们常有疑惑，美国既然是以独立战争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那么为什么对于别国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总是采取保守的态度呢？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法国革命。中国的历史学界习惯于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并提为“资产阶级革命”。诚然，就其启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处，但是革命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可以说是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的，与英国之争主要是贸易、税收之争。新大陆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摆脱母国所加予的经济负担，放手发展自己的家业。当时在本土尚无明显的阶级分野。而法国革命已有“第三等级”，包括“无套裤汉”参加，在反对王朝专政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平等的要求。所以尽管思想体系相同，而且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得到过法国人的大力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对法国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表示支持后，随即被那急风骤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头暴力吓住了，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程度。（这里只谈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涉及诸如对英、法两国外交的考虑，以及麦迪逊和杰佛逊之间的差异等等。）19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处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国情的不同作过详细的对比。其中说：“法兰西的民主在前进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处障碍都被推翻，不能摧毁的则摇撼之……它不断行进在混乱和激烈斗争中”，而美国革命则好像是自然发生的，简单而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经过革命就实现了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没经过斗争、没经过艰苦的考验，通过默契，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美洲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和国”。
[3]到19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几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到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美国形势却大不相同：上层的主要需要是巩固并发展现有秩序；对于下层人民，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明显，但是有“新边疆”可以不断开拓，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大。假如说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常感到有沦为无产者的危险，那么美国的无产者却还有上升为有产者的希望，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美洲没有成长的土壤。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特别是经过90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尖锐化，主导社会的精英就更倾向于改良而害怕国外的革命影响到本国的稳定和秩序。特别是美国已开始有了海外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当别国发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到“动真格的”，特别是暴力革命时，美国就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了。
（二）中国方面
1、天朝大国思想。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但此也，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在这点上与美国异曲同工。但是这一大国意识遭受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其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质的是美国是在国力不断上升中实现其大国梦，而中国是在国力一落千丈中体验了大国梦的破灭，而且这破灭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这样惨痛。在几度挣扎和失败之后，到世纪之交，有思想的中国人已放弃了恢复旧日王朝的辉煌的梦想，而是从革旧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复杂的：怀旧与图变，自尊与自卑，承认贫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对西方的钦羡与抵制交织在一起。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中情况各异，因而出现了各种思潮派别。不过总的说来，在对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从那时以来，在与大国、强国打交道中，对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实际上包含着是否以大国待我，始终是中国人非常敏感的问题。
2、种族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侧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与“红毛”外夷相遇，以为也不过如此，谁知碰了大钉子。在文化上也颠倒过来了，郭嵩焘到了欧洲，发现“巴比尔里安（babarian）”一字“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而此时欧人“视中国亦犹（中国）三代盛时之夷狄也”[4]，这个冲击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时间里，汉满之争曾一度突显，太平天国就是以排满为口号，孙中山初期也提出过“驱逐鞑虏”，好像中国就是让满人给搞糟了，不过很快觉悟过来，改为“五族共和”，“打倒列强”。总的说来，中国人反帝是与反白人至上、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以白人为主的列强冲击下一起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中间有时表现为自卑感，恨不生为白皮肤，甚至审美观念都受影响；有时又表现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对被歧视特别敏感。对其他有色人种则心情复杂，既同情，又傲视，生怕沦为同他们一样的殖民地和奴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觉悟（孙中山只提到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爱国歌曲中还要把“黄皮肤、黑眼睛”突出出来，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
3、改革与革命的要求。与美国正好相反，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其特点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响；一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风骤雨的暴力斗争，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法国革命倒更加接近。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决定的：在外部，列强逼迫之甚，国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步就班地进行改革；在内部，社会矛盾之尖锐，保守势力之顽固，王朝统治之专制、昏庸，没有和平渐进的条件。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态。历届统治者的态度常常与此相反，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列强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由此而激发起的民众的改革要求威胁自己的统治。美国既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大思想文化影响，又要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进的革命运动，于是在行动上往往与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相矛盾。
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当中美两国进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时候，作用于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构成了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二、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
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当然最早是从欧洲开始，不过美国人来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一个多世纪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国家之间更多思想的撞击，更多感情色彩，充满了相互的希望与失望。
在对美国的期望上，历届中国政府与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希望美国支持其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动；前者则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国牵制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本文主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外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一）从20世纪初到北伐成功美国对华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还有难以归类的教育家、文化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等等。他们各自立场和目标当然不尽相同，但是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理想信念，都有意无意地致力于改变或改造中国，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当然是教会。到世纪之交，他们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1830年稗治文（EliiajBridgeman）和雅稗礼（DavidAbeel）开始，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又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此美国教会积极进入中国。单纯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转而以办教育为重点。以后又有退还庚款余额办学之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美国在华以各种形式办教育，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关于美国在华教育事业已有多种著述，此处不再详述。[5]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发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但是还不足以与先来中国的列强对抗，从它们手中抢夺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原则上反对，实际上承认列强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要求不受歧视，这就是“利益均沾”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日俄战争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国并不能坚持，而是节节退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前面阐述的美国思想传统完全符合，而变化中的中国正好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中国方面，那是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但是美国的态度总是令民主派失望。在北伐以前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期，一方面，美国政府承认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种教会、基金会、民间组织在中国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发达，再加以日益增加的归国留学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由此进一步激发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觉悟，付诸行动，却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反对甚至镇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思想中实际利益与理想原则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意图与中国的客观现实的矛盾。
兹举重大事件为例如下：——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无可否认地受到美国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1901年由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国民报》就曾全文译载美国《独立宣言》[6].孙中山1904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写道：“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今译拉法叶特。——本文作者注）。”[7]但是美国却持消极反对的态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湖广铁路反对美资的护路运动，冲犯美利益。美希望清政府镇压，只因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议和，实际是维持清王朝。清王朝覆灭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美国又选择后者。一则是美国不了解、不信任孙中山，在华美国人少有说孙好话的；二则美国需要能稳定局势的“强人”保住其在华利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15年6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Dr.FrankJ.Goodnow）曾应袁之要求写过一份比较各国政体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的国情或许更适宜于君主立宪制，同时列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不一定具备这些条件。这份报告被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利用，在其宣言中说美国大政治学家古博士也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古德诺为此专门公开辟谣，指责“筹安会”断章取义，并全文发表了他的报告。应该说，据此认定美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内的报告中确实过高估计了拥护帝制复辟的势力，认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对他的运动成不了气候，广大人民对政府体制漠不关心，而各外国使领馆普遍的态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国利益的革命动乱，“中国若能恢复其传统政府形式，那更好”。[8]在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时，因争取原应属于广州政府的关税余额与北洋政府发生争执，列强都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美国竟派军舰相威胁，使孙极为伤心。1923年孙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大意说：我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本来盼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战斗，然而来到的却是一个美国舰队司令率领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9].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和会。威尔逊总统当选之后，以他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一战以后他以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姿态出现。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原则在美国虽然没有通过，在中国却深得人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对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陈在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紧要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10]一周后陈又发表题为《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和要求》一文，进一步以威尔逊关于“国联”的14条和主张各国平等的演说为依据，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东洋各国代表应联合起来争取通过“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议案，反对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并以美国的制度为榜样，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1].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朝野，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之辱和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主权，以为美国本着它所公开倡导的原则一定会予以支持，于是对美国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这对中国当然是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幻灭。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美国的立场是和镇压群众的列强保持一致，并派出对付中国群众的登陆部队，其舰只数和军队人数都居第一。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称中国学生被杀有理，国务院还予以发表，激起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强烈反响[12].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不但是作为外国侵犯了他国主权，而且在原则上违背它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可以用两个理由来解释：（1）在实际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总是依前者而决策；（2）种族等级的思想——美国人民应享受的权利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多数美国教会学校的行政当局也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其中圣约翰大学卜舫济（FrancisL.Pott）校长态度最强硬，以至发生了著名的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另外组建光华大学的事件。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广大人民反帝高潮中产生的，美国的态度更加强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动力，并且使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有说服力。
（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1926年的北伐运动是一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急风骤雨的革命风暴，在高潮中革命军对外国人有一些过激行动，引起恐惧，不过旋即得到纠正。美国先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考虑过派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后在看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尽量争取这场革命最少触动美国在华利益，设法在各派中寻找可以合作的“温和”派。此时，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决心以联美为主要外交政策。美国终于确定了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而把蒋介石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铁腕人物”，认为他既能统一中国，又能提供条件，使美国把推进在华思想影响和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在中国各种派别中犹豫不定，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后20多年以支蒋为主线的政策。从思想层面上讲，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思路：在当时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蒋介石代表了温和的一派，可缓解美国对革命的疑虑；自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利坚思想的一部分，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当然与之合拍；中华民国的基本建国理论和宣称的原则是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加以蒋与宋氏联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国产生可以按美国面貌改造中国的希望。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因有“训政”期之说，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时还设想过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要对国民党进行“教练（Coach）”[13].当然美蒋之间有矛盾、有斗争，美国支蒋的动机和程度也因形势而易。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原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有时给予一定的尊重或妥协。例如20年代末国民政府实行的教育中国化政策，在华所有的美资学校，不论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改变；大约到1936年左右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时，是美国对中国期望最高的时候。至今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可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的政策前期观望，广大舆论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并对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政府为了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除物质上的援助外，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取代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大力支持中国战后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正当要求；并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以及安理会常务理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日益不平等。美国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也日益不满，一方面支蒋打内战，一方面不断压蒋实行民主改革，蒋对此则一贯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这种关系延续到1949年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从广义来说可以算到尼克松访华。蒋逃到台湾之后，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地，关系就更加不平等。这期间蒋顶住了美国压力，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离台湾，保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以反共需要为名没有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保守派更同情蒋，而自由派对蒋多所批评，实际倾向于台独势力。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有所改变。从总体而言，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支持蒋政府时间最长，最为一贯，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国仍把台湾的经济发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毕业”的典范，把现在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开其他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不谈，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的同情自然倾向于台湾方面，当前比在蒋家统治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的主流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在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蒋反共，这点毋庸赘言。不过历史地看，也不完全如此，有过几次转折，而且美国政府政策与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有时相符，有时相异。就广大的美国人而言，直到二战以前，对中国就知之甚少，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20、30年代有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知识分子、记者到过解放区，对中共产生好感。他们写了一些报道，并未受到广大美国公众的注意。其中著名的当属斯诺（EdgarSnow）的《西行漫记》。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对美国人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在当时远不如其中译本对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美国人对中共有所注意，并影响到决策层面，还是从抗日战争开始[14].
（一）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所不满意于蒋介石的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败无能；在这两点上中共提供了对立面。许多记者以及美军延安观察团到解放区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看到了新气象，他们的报道形成一种舆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该国共双方都给，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多有指责。有的进而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持这种意见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Stilwell）、谢伟思（JohnService）等，记者如白修德（TheodoreWhite）等为其代表。谢伟思等人并持中共是“土改分子”之说[15].罗斯福本人虽然最终迁就了蒋介石，但他并不强烈反共，对待国内左派人士也比较开明，其政府成员中也有美共或亲共人士。这当然与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国这一大形势是分不开的，大批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对罗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派”能影响美国政策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有两点：在战时美援也给予中共的抗日部队；在二战结束后，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影响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使共产党合法参政。所以对马歇尔调停开始时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欢迎，到后期则反是。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急于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46年1月底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曾向马歇尔传达毛泽东如下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国家。”周恩来接着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谣言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毛主席听到后，觉得很好笑。他说笑地说，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6]也许毛主席当时说这话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为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提到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没有依据来揣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说此话时认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没有像以后表现出那种强烈的反感。凡此种种，再加以中国革命明显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美国决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经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还是“共”的成分多。但是这只停留在内部研究，并没有表现在政策行动上，在实践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马歇尔调停后期开始，美国支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可以说，中共对美国彻底失望是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从那以后，中共的对外宣传中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给予否定和批判。
（二）冷战中的思想对峙美国则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对在政策上能影响新中国暂时放弃了希望，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未放弃。艾奇逊在《中国白皮书》卷首的呈总统函中还提到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再显身手”。这句话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了“拥护者”或“分子”字样，这就意味着艾奇逊心目中有一批具体的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毛选》中称之为“社会基础”。这使得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纷纷表态，强烈批判艾奇逊的说法。[17]紧接着，或者就是以此为契机，在高等院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
50年代双方互为敌人，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松动余地。美国1950年的NSC68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战的纲领，把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作为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对外“宣传教育”是冷战的工具，为之制订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和操作内容，提出要“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以鼓励群众性的对苏联忠诚的叛变”，“在选定的有战略意义的卫星国中进行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以鼓动和鼓励动乱和造反”[18].还说“在苏联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培育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19].美国这一名副其实的“思想颠覆”政策对东欧国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动等等。而中国的情况则别具特色。中共领导不一定具体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有“心理战”之说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形势适足以推动中共在思想领域的政策更向左转，增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出来。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站在苏联的左边，指责苏联不再坚持马列主义，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终至认为苏联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1957年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的变化，说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Evolutionary）”，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还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20]这段话在中国被概括为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反复在宣传中出现，几乎家喻户晓。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公开全面批评苏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对内则强调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达到登峰造极。对此，美国在60年代的反应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解冻”以及否定斯大林的作法当然欢迎，并把中国看作更为僵化，更为危险。但是在民间，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由反越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发展出反对美国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潮，从而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发生兴趣并产生好感，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加以理想化。当然随着对中国情况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后来中国自己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向往幻灭了。但是从那时开始的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潮和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后来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关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70至80年代尼克松决定打开与中国关系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确实在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苏易位，轮到苏联批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变化一片欢欣鼓舞，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还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方面，在备尝闭关锁国之害之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落后许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学习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又成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远流长，断绝了几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亲友、师生，以及几代留学生的桥梁等等，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影响确实迅速扩大。对待这一现象的态度，在中国人中产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经常以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之相对照；一部分老革命与传统思想较浓的知识分子则对此感到不适应，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思想影响。撇开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就思想领域而言，美国要影响中国的欲望、中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的钦羡，同中国官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侵蚀的疑虑和抵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89年表现为意想不到的激烈冲突。
（四）90年代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之后，在思想层面上，中美关系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反共的里根总统在1984年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采取对华较友好的态度的依据，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回大失所望，广大舆论反应空前激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发生180度大转变。加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当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从那时起，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易位，中国在美国公众和传媒报道中总是“坏人”角色。美国的“人权外交”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以及西方舆论对中国又有变化，从认为或预期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到夸大中国国力的增长，并对中国的意图产生疑虑，于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强调淡化意识形态，就在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仍多次表明国家关系不受政治制度异同的影响。但是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攻势下，对于美国在思想上企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看法重又燃起。这必然反映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与80年代不同的是，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心态已大不相同。在知识精英中对美国的钦羡减少，批评意见增加。尽管许多人对本国情况并不满意，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往美国。一方面，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现；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与近年来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有关。中国人有一种不公平感，在观念上与美国人距离很大。形象地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是刚刚开始直起一点腰来，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实现，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经在担心中国长得太高了；中国人在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的同时，认为保卫主权仍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已在谈论“主权过时论”。尽管与前期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可能较多实际利益的追求而较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国家富强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中国人说来刚刚有希望实现但是离目标还远，而美国的舆论已经在谈论“中国威胁”以及如何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大多数中国人与政府认同。可能令美国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部分的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以在中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当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没有，也不可能就此事进行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调查。
纵观百年来的历史，美国外交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可能因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暂时淡化，但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声明中一贯包含在其国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权原则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主要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表现出来的是对不同的国家双重或多重标准，有时往往与极为专制的政权结好。在诸多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或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最大对立面，也就是说，在美国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也不可能放弃干涉别国事务。百年来，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中总是有一种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冲动，也就总免不了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摇摆。中国方面百年来尽管政权性质有极大变化，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影响的态度也有一贯之处：对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较为先进的社会组织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和强权政治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有时包括危害实际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及实际的经济建设中对美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视为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的舆论和干涉内政的种种举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时影响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上有许多外加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另外，这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总是出超而中国总是入超，或者说，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中美关系健康的发展有赖于明智地、恰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注释见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