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者、医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也有很多的书可以阅读。我的看法是，无论先天性格如何，每个人都是带着自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丢失了自信，所以建立自信其实是一个找回自信的过程。

谨以此为《四叶草》后记，纪念我失去的一部分生命。

此文观点既开罪于民运人士，又开罪于自由派知识人，还得罪基督徒。至今我都不敢纠正我的牧师朋友们，That我不是基督徒（他们读过我的某些文字，不与我商量就认为我是基督徒）。尽管我充分见证了基督教在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胜利，我依然反对全面撤销中国正统文化。有日本、台湾、南韩为证，东方文化完全可以拥抱基督教文明。如果牧师们把“儒释道”彻底根除，我认为不仅不可能拯救中国，我也会失去追随他们所说的耶稣和上帝的勇气。——所以得罪就的得罪吧，此文只好如是贴出。

最後, 也許讀者不會同意, 我還是要為蔣介石說幾句話. 我知道, 他是獨裁統治者, 殺人無數.由於他治國無方, 疏於防範, 掉失整個中國國土而敗退台灣. 他並不追求民主, 也沒有法治觀念, 他的鎮壓做成不少冤假錯案. 他腦袋裏有的就是家仇國恨. 就憑着這點切膚之痛的動力, 來台後的他就能狠狠地剿共, 把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完完全全地消滅掉. 這一點, 我是相當欣賞的. 由於他的成功, 為台灣以後在爭取建立民主憲政的過程中, 完全排除了中共的干擾,  這是否可以說他剿共有功? 我們是否可以讓他帶罪立功? 給他一個重新的評價?

父母在餐桌上陪了我一輩子，我就是用每年臺北世紀合唱團的音樂饗宴回請他們。這幾年我在臺上已看不到他們高興地鼓掌了。在空蕩蕩的餐桌上打電腦，有時不免覺得悵然。但我想，他們此刻應該還會在音樂廳的上空聆聽我們的天籟歌聲。

概言之，《革后余生》讲的是一个人如何把“读书人的本事”变成“公民的能力”。徐友渔用《革后余生》表明：写回忆不是为了自我抚慰，而是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盏小灯。也许灯光不够亮，但它照得见门槛、楼梯与陷阱；也许灯光会被风吹灭，但在灯火被吹灭之前，它启示我们：什么叫“正常的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仍要为之据理力争。把这盏灯递下去，便是这本书最大的写作伦理与公共意义。

儘管世界性的右翼運動現正蓬勃發展 ，我不會標籤自己是左派還是右派 ，也不稱為中立。我是根據國家利益 ，人民福祉，反共態度以及基督精神去決定哪項政策，哪位政治人物。哪一個政黨最值得支持。 所以，我有時支持左派，有時支持右派，看實際情況而定。

与一平20年交往，蜻蜓点水般写，大致按时序，已写到2017年，就此收笔吧。自一平骤逝，我停止多卷本长篇写作，开始蒐集整理我们之间的通信，精选其小部，编成一本24万余字的《四叶草（一平、王康、北明、郑义文学通信集）》，然后写这篇伤悼文字。不觉竟写了4万余字，远超出体例。

一平端起酒杯的手停住了，突发妙语：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还要怎么“进步”呢？一平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主张“向后看”的：进步、发展是文明的陷阱。人类需要向后看，从以往的经验中，寻求核心的价值。

一个暮春日子，忽心血来潮，想去伊萨卡和一平说说话。北明说，反正要一起开车去密西西比河，从中游一直到出海口，说话的时间多得很，何必？我执意要去，一个人也去。为什么总想去遥远的伊萨卡？

不过在公开、公正、透明、民主、自由、法制、消灭独裁专制、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差距、缩小民族发展差距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浪潮，已呈不可遏制的趋势蓆卷全球的今天，我深信我们离世界产生真正的“中国通”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傅国涌是八九学生一代。多半年以来，朋友们似乎排着队匆匆离去，不能不让人一再思索生命的意义。中国需要傅国涌这样的学者，他自信又谦逊，精进又温和。他的思想和人格将成为这个时代民间学者的一个标杆，让人永远怀念。 

今天，AI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平均每七个月能力就翻倍，一步步形成自身研发，AI打造AI，出现自主意识，在各个领域开始全面渗透、影响、参与人类生活。这样下去，将会出现何种状况，都很有可能。至于文学写作，对于AI，我相信很快那将不过是小菜一碟。

“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让我们思考许多有关问题。广义来说，它们质疑“中心—边缘”的知识结构，强调边缘地区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经验也具有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对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在文学领域上，我本人就多次指出，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华文文学中心，而不能再把中国之外的某国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

贺桂梅书记/教授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样的“重写文学史”如果得逞，中国当代文学会走向何方？努力迎合因而“荣幸”地被收编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移民文学”，又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