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严：致杨子立先生——兼说一点其它
推倒凶残又无能的专制这堵墙，还是要靠国人自己。所幸的是，新生代已不同于以往的三代人。红朝事已积重难返，已然庆父死了，鲁难仍存，不由人不怀疑这个国还有救的意义，唯有大面积的不合作运动才可见效。咱不跟它玩了，行了吧。没多少人跟它玩了，不奉献了，不信它不恐慌。六年前，笔者曾呼唤这一天，这一天分明迟到了，但也终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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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宪法的柔性和刚性
中国宪法虽然有一点表面上的刚性，实际则不然。中国现在的82宪法规定，修宪的提议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全国人代联合提名。但真正的提议者都是中共。假如没有中共领导，代表们自行串联提议修宪那简直无异于“苦迭打”那样令人震惊了。而有了中共领导，无论提案，还是接近100%的通过率就不算回事了。所以中国的宪法可以说是完全的柔性宪法，因为无论是宪法和普通法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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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美式民主可能不适合中国
美国是总统制，但比较来说，议会制更适合民主后的中国。议会制下，人民选举的不是领导者个人而是某个党派执政，当议会不信任政府时，就解散政府重新选举。这样做一个明显的好处是随着民意变化，各政党必须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或更换党魁，从而使得政府首脑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议会制政府必须要考虑议会里各个党派的立场和态度，除非一党能占50%以上的议席，否则都要联合其他党派共同执政。这一点对中国这个民意非常分散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综合民意做出最不容易犯错误的决策，并且不至于激起不同意见政治势力的暴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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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国家治理不能代替政治民主
中共彻底放弃了民主转型，而是把中共一党执政体制下，如何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和提高行政能力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历史一再证明，在摒弃民主宪政的情况下，推进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努力，充其量不过是把深层的社会矛盾以最大的可能进行掩盖并向后推移，但同时也将使这些矛盾一旦爆发将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编制的再细密的维稳之网，也难以抵御社会矛盾的危机全面来临时的灾难。中国只有能够和平转型到民主宪政，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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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从中国农民基础养老金状况看生存权问题
2008年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大概合人民币8块钱，那么一个月是240元。但这是15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线，而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早已脱离贫困国家，号称进入小康社会。但是我国的贫困农村老人竟然每天养老金只有0.36美元，即便加上低保，也只有0.93美元，可见中国农民生存权无保障的严峻状况。这不止是政府的耻辱，而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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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只有民主能扭转两级分化
归根结底，造成中国两级分化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民主。共产传统导致了公有制和行业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使得国民的发展机会生来不同。再加上一党专政造就的腐败，两个因素合起来形成了今日两级分化的后果。假如中国能够民主化，凭着中国人的均贫富意识和勤俭持家的传统，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难事。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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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对7.9大抓捕受害者无法放下的牵挂
以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律师被破门抓走为序幕，大规模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被捕和失联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这些人除了少数人在央视新闻里出现过，至今家属和律师都无缘一见。按照目前的法律，监视居住本来是一种比刑事拘留更轻的人身控制措施，似乎是应该软禁在家里。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被监视居住的人都会被带到办案机关私设的拘留地点，被切断一切外界联系，遭受比监狱更严酷的惩罚，是不折不扣的酷刑。 这些在7.9大抓捕中失去自由的律师和公益维权人士甘冒风险为访民、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等敏感案件辩护，为良心犯呐喊，为反酷刑、为司法公正、为信仰自由而不懈努力，说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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