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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参观重开的六四纪念馆

重开的六四纪念馆也重新设计过,展览加入了反送中运动的部分,对反送中运动的介绍与六四天安门运动并行叙述,展示其传承的意义,也说明了两个运动的异同。 
展览中还有一些实物,如被香港暴警攻击而烧焦的记者现场采访所穿的反光衣。 维持了30年的维园万点烛光今年六四可能受到打压,但我们悼念六四的拳拳之心不会死。 如果今年不能在维园,那就让我们在自己身在之处,燃起一枝烛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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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用第三只眼睛看两面中国——读潘公凯《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潘公凯这本书《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则完全是名副其实的看中国的第三只眼睛。原著为英文的这本书主要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当今中国。西方一般人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中国,但在光鲜亮丽的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外,中共的宣传遮羞布之下,却是一个专制腐败,高度思想言论控制,底下民众权益被牺牲,国家特工严密监视着社会异议人士的警察国家,正义得不到彰显的黑暗中国。潘要向西方人揭开的就是这个被遮掩的中国,即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黑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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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厘清历史,是我辈责任——读石贝《孙天勤自白——冲天一飞为自由》

在极权制度下,整个社会是绞肉机,人人都生活在牢笼和恐惧中。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除了独裁者毛泽东一人,没有任何人有自由,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整人者也随时可能被他人整。任何人,包括体制内的宠儿,也不敢保证哪一天不会祸从天降,家破人亡。孙天勤虽然是中共体制内备受信任和重用的骨干人物,但这不能保证他不会突然被打入地狱。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天降大祸最后果然发生在他和他家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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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惊闻曹三强牧师被中共判刑

日前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我的朋友曹三强牧师3月23日在中国大陆被判刑七年。震惊之余,对这位久违的朋友的回忆开始在我脑中点点滴滴涌现出来。曹三强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为纯粹的人,一个有爱心,安贫乐道,有奉献精神的真正的基督徒,他与我们交往,总是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但从不向我们大谈基督教的教义,而是以他的人品来感动我们。他为人朴实,行事低调,没有耀眼的光芒,但他的真诚、朴实,发自内心的善良,只要与他接触,就直觉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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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新西兰中国问题专家安琳的警告

今天,不论是新西兰,还是西方其他国家,他们对中国已没有任何浪漫的想象,如果他们对极权中国献媚讨好,无视中国对全球民主的威胁,只能是出于短视的经济功利考虑。但安琳不是政客,是学者,能秉持学者求真的良知,拒绝曲学阿世,所以能挺身指出很多西方政要不敢或不愿正视的冷酷事实,讲出真话。但西方的政要能听得进这位新西兰女学者的警世之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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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周恩来姻亲马士杰之死和弟妇马顺宜的反共控诉

中共上台,不仅是城头已换大王旗,还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巨变,新政权要用一片“血污海”来刷洗所谓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一九八四”的新世界。对此懵然不知的新“解放区”的人民,根本没有想到,所谓解放的那一天也就是“忍看朋辈成新鬼”血腥清洗的那一天。共产党新贵,很多和周恩来一样,出生于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革命专政的屠刀大杀阶级敌人之同时,也会砍向他们的家人,让他们遭受一场天人交战的惨痛心理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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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悲歌——读魏时煜的《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

魏时煜的《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不是胡风的个人传记,而是将胡风案放在上世纪中国政治动荡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文学家,这个左翼文学社群为何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左翼“理想社会”实现,新中国“时间开始了”之后竟至全军覆没的原因,层层解剖,欲找出其悲剧命运背后不可抗拒的时代逻辑。因此《胡风》一书从中国上世纪初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写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鲁迅、苏联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成立、随后的国共合作大革命…直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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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为受压迫民族仗义执言——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

茉莉是湖南邵阳人,有刚烈豪侠,择善固执的性格,她不怕挑起争议,最爱打抱不平,常用笔为弱势者仗义执言,并自诩为“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 ,所以我称她是文字女侠。当然她所争所议的,我并非每件事都是赞同或完全赞同的。但她的批判精神,她敢爱敢恨的个性,在高牆和鸡蛋之间永远选择站在鸡蛋一边的精神,我一直深为佩服。正是因为茉莉这种追求社会公义及锄强扶弱的精神,她特别关注西藏问题,要站出来为受到压迫的藏民族说话发声,新近出版了《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茉莉这本书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很广泛,历史、政治、宗教、文学、生态等等皆有涉猎,对于想认识西藏、了解西藏的人读茉莉这本书会有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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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苏东史与民主转型——对蔡咏梅思路的适度诠释

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它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重叠之处,也远非今天的中共国家滥造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所能比。但是,深度的理论探讨即体制内的开放性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南斯拉夫发展的困境。如果可能,在苏联解体后,南斯拉夫的左翼极权主义统治是能够勉强存活下来的。由于这一点,在残存的左翼极权主义政治治域无一例外地都不敢碰社会自治话题,而将公民社会视为颠覆主张。所以说,蜕变为威权主义的左翼极权主义残存既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新阶级已经庞大到自身无法控制),也不可能有体制主动的转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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